诗,就是用词语去触摸世界。但我们的语词还能真诚地触摸和观察这个世界吗?阿莱士·施蒂格的诗歌,或许就在做这样触摸世界的努力。


这位斯洛文尼亚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是新一代斯洛文尼亚文坛新秀,最富原创力的欧洲当代诗人之一。同时还是德国语言文学研究院柏林艺术研究院院士,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作品被译成英语、德语和法语等十六种文字。


阿莱士·施蒂格,斯洛文尼亚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


在《从伤口另一端》中 ,收录了作者于1997年至今创作的诗歌及诗词散文作品近百首,分别选自诗集《喀什米尔》等。还附有被誉为“当代歌德”的著名德国诗人格林拜恩等撰写的诗评。


诗集的风格或滞碍传统的意象构成逻辑,引入奇异的动机;或表演联觉的体操,精湛运用诡论式的叙述;或欣然接受冷僻的句法,在语言和历史的陌生化遇合里寻觅词的迷宫的入口,寻觅事物和身体在那里的相遇之处所。呈现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具体个人的细腻感受和体验。


撰文 | 项品超 黄家光


 “坚固的世界已烟消云散”?


诗似乎就是用词语去触摸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是自然界,不仅是物体,也可以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爱恨情仇,总之,事事物物。但我们的语词还能真诚地触摸和观察这个世界吗?在我看来,这也是斯洛文尼亚诗人施蒂格想去处理的问题(之一)。

  


用诗来触摸世界。


与初民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单凭一腔热情和纯情写作哪怕一首真诚的诗了,我们可以想象《诗经》中那些质朴之歌,爱恨直从胸中涌出,不违人心亦不违天道。但与那时候的宇宙图景不同,我们失去了脚下坚实的大地。正如格林拜恩在评价施蒂格时候所言:

  

语言经由那组织了人类仇恨并带来死亡和破坏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被历史拖拽着穿过了20世纪之后,在所有那些所发生的恐怖经验之后,诗人已不再能置他的事务于一种稳固的基础上。

  

用施蒂格自己的话说,“所有那些告诉我们自我为何的一切已失去稳定性”(《照样,当我转过街角》)。以坚固的宇宙图景作为保证,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似乎都不是问题,但如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说什么和怎么说就撕裂成了两个东西,我们真诚的表达,在说出口的那一刻也许就已经变形扭曲,我们口吐莲花,它却可能成为利箭射穿他人。这是一方面的困难。


另一方面的困难,来自一个更加形而上学的理由:我们相信我们的语词和世界,或说身体,处在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之中,语词似乎意味着更少的东西,而身体或世界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心中五味杂陈,而到口中,只是“却道天凉好个秋”。语词能言说的似乎总是太少,得鱼忘筌,得意就应该忘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悲亦复如是。如此看来,我们陷入了双重的困境里:一方面,我们的言说失去了支撑,变得可疑,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是那么少,而遗失的是那么多。


身体,是人与世界的伤口


但也许我们低估了语言,或说低估了语言对我们的意义,特别是诗对我们的意义:


《那时》

“每个人

都曝露于

他自己

仅有的语言中”


“有时身体

成为

词……身体需要词

来令

其他

身体

知情”


离开语言,我们的身体、世界都是不可见的。这种玄乎的说法,更直白的表达是:对于它们,我们是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的。这样一种语言观也几乎是现代诗歌的底线共识:是语言在说人,而不是相反。


《从伤口另一端》,阿莱士·施蒂格 著,梁俪真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


但仅仅如此,我们只是知道语言要言说人,怎么言说,站在什么位置言说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依然令人疑惑。我们能否站在旷野上呼号,向上帝求救?我们能否站在爱人耳垂边低低絮语,表达诚意?这样的行为如何不沦为一种不自知的表演?施蒂格给出的方案是,“从伤口另一端你睁开眼”:


《刮擦器》


当它化为乌有

你睁开眼

像那个时刻的母亲

从伤口另一端你睁开眼


诗人把伤口理解为我(主体、言说者)与身体或世界之间的中介,其实,身体就可以视为人与世界的“伤口”,伤口不是你主动获得的,而是一次意外,一个偶然,是世界或身体对你的粗暴的进入,从这个伤口你体验到、目睹着身体或世界,但你体验到的、目睹到的不是一个独立的“物”,比如说你不是体验到、目睹到一个与你无关的雨伞、蚂蚁等等,而是体验到、目睹到一件事,伤口就是“事”的痕迹。伤口意味着很多很多,但是离开伤口,什么都将不再持留。所以对施蒂格来说,“事事物物”的重点显然是在“事”上,而诗就是对伤口上“所见所闻”的记录:


《蚂蚁》


它之所是,并没有名字。

当它消失进它的迷宫,只剩下希望,

希望至少会有几个名字,称呼它所不是。


因为我们并没有对“物”的命名,而是对“事”命名,而伤口既是迷宫的入口,也是迷宫的出口,连接着言说者和身体或世界。所以,我们似乎应该把凝固的物看作是结疤的伤口,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名词”来把握身体或世界,而应该通过“动词”来把握“事”,即通过“物”凝视“事”。这样“他就将它们提交给语言领域”(格林拜恩),并且事总是在时间和历史中展开的,所以“并不存在不具有历史化意义的物体”(格林拜恩)。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何施蒂格晚近的诗歌转向文化政治领域,事总是历史的事。在欧洲,历史总是缠绕着政治、宗教等等(如《站立在你的王国的边陲》)。


伤口,是语言和世界的切面


从伤口另一端凝视,不是也不可能是跳到世界或身体的位置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假托的第三人称。通过伤口让事物自己呈现出来,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事物以自己的语言呈现出来。根本就没有一种事物自身的语言,伤口的自我呈现是通过人的语言呈现出来的,因而是经过人的,我们总是从人的立场来看和感知这个世界。但与人相关的,和以人为中心的是两回事,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拟人论”(罗科·本钦),这是一种立场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世界依赖于人的感知,这种立场推到极致将得出,语言根本上不受限制,而拟人论则将人与物编织在一个不可分的网络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背后,是一种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分立的认识论和表征主义的语言观。简单地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认为自我(心灵)和世界是两个分立的存在序列,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投射到心灵之镜中的印象、观念的理解;而语言就是对这种印象、观念的记录,也就是说语言是对象的表征。这样语言和世界就完全属于两个领域了,如何保证语言可靠地记录了对象?不仅如此,甚至当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的时候,世界的存在与否都是可疑的,怀疑论的幽灵如影随形。

  

这样一些哲学问题,对施蒂格来说并不是外在的,他的诗歌写作充满着冷静的思辨,不少诗歌中直接探索词语与对象的关系,接续着玄学派诗人的传统,他“反思了所有这一切”(格林拜恩)。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表征主义的语言观,问题在于把主体(人)自外于世界,这就是说,进行认识的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之外进行认识活动的,两个之间有一个裂缝,所以难以将自我和世界统一起来,语言似乎总意味着对事物的不完全的记录,甚至是错误的记录。


但当我们把人和世界看作是一个相似性的网络,语言和事物之间并不存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鸿沟,而是说它们本来就是连续的,事物总是已经概念化了的,语言化了的,如此我们的语言就能够去揭示事物内部的信息了。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运用语言去揭示“事情”,但语言不是对事情的表征,而是和事情融合在一起的,因而就没有如此这般的鸿沟了。而且因为事情不能离开语言,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必须要在语言中存在,所以离开语言,事情就无法显现出来,因而它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世界里,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事情并没有多于语言的东西,但这不等于说语言可以替代事情,他们相须而不可分离。

  

这样一种语言观,还有一种泛灵论的形态,我们可以符咒为例。符咒是语言,但其与事物会有现实的具体的关系,即符咒不是像镜子一样洞照对象,而是实际的对事物产生影响,事物与语言之间是真实的联系,语言就在世界之中:

  

《以垂直的方式》

人类的灵魂与污水

遵从同样的规则分支散布

那架照相机……

照相机沉降得从来不够深

它们应已永远地深陷在了竖井里


《瘿瘤》


伤口就是语言和世界的切面,它属于语言,也属于世界,我们看待世界的地方,就在世界之中,

就深陷在竖井里:

记录伤口,愈合

这个世界的残损拥有的名字

 

《沙洲》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

那长久隐匿在景深无法被辨认的

涌到表面。成为表面。

  

《沙洲》


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

穿过第一扇门进入一个存在着的世界,

穿过同一张第二扇门进入并未存在的世界。

  

后记:本文的写作部分获益于杜尔斯·格林拜恩、罗科·本钦的文章及北大一次关于施蒂格的研讨会的录音稿,特此致谢。


作者 | 项品超 黄家光;

编辑 | 董牧孜;杨雅冰;张婷、李永博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