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叙述的仪式化，抹杀了受害者的主体性
近日，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以“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为主题的讲座，分享了她对“慰安妇”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王中忱教授主持。
上野千鹤子（1948年7月12日－），日本社会学家。出生于富山县，在京都大学社会学科毕业。上野是日本著名研究女性解放理论的女性主义者，在198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打出名堂，与浅田彰、今村仁司、栗本慎一郎、岸田秀等学者齐名。同时，亦任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代表作品《裙子底下的剧场》。
1991年，原日军“慰安妇”，韩国女性金学顺公开控诉日本政府的暴力行径，这也成为了日本性暴力研究开始的契机。
实际上，受害者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遭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文化，一直会让被害者内化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受到了性侵害，这是对于自身的一种耻辱。上野千鹤子指出，韩国慰安妇之所以能够站出来发声，是因为韩国社会充分调动了韩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慰安妇塑造成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伤害的民族英雄。这些话语背后存在的，是韩国的“牺牲者民族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金学顺能够站出来发声，正是因为在她发声之前，韩国社会已经完成了认知范式的转变。
金学顺
但是，让女性主义者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在韩国媒体以及大众主流叙述当中，似乎只有一种固定的“慰安妇”形象：
某日一个特别纯洁的少女被绑架了之后，强迫从事慰安妇的劳动，她虽然计划逃走，但最后都遭到阻拦，只能够在绵绵苦海中苟延残喘。
事实上，这一段论述，已经构成了一个对慰安妇的刻板印象，也就是一种“叙述的仪式化”，或称之为“叙事的模式化”。“叙事的模式化”，是一个具有两义性的存在：一方面，它这种叙事给了慰安妇们发声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的模式化又将脱离于这种叙事模式框架的其他叙事给压抑掉。实际上，这等于忽视了受害女性的主体性，在性暴力最严酷的时候，女性的主体性也没有被完全抹杀。
日本学者山下英爱在一个实证性的研究中发现，慰安妇站出来举证的初期，她们的证言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引用中的部分内容；但是，逐渐到后期会发生一些变化，慰安妇之所以成为慰安妇的经历开始多元化了，也开始更贴近历史的真相。
战争中的强奸是权力的滥用，而非男性性欲神话
与此同时，在战争性暴力的范式叙述范畴，研究范式的转换也在发生。这也是在欧洲发生的认知范式转换：过去很长时间的研究认为，男性之所以实施强奸的主要原因，乃男性的性欲是一种本能。这其实是一个男性性欲的神话：男性的性欲是本能的，所以必须要发泄。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认知发生转变，强奸并非仅仅应该被视为是男性性欲本能的发泄，而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是一种权力的滥用。
在战时的性暴力中，它存在的样态也是非常多样的。就像慰安妇问题一样，在战争期间既有慰安所等固定的组织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性暴力，也有偶发性的，士兵在战争的发生地去强奸女性。
施行强奸行为、施暴的这些士兵，他们对强奸的后果是非常清晰地了解的。强奸行为，意味着对被占领地，也就是对敌方男性的男性气概的一种深重打击。
有相关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战争时期发生的强奸，并不是出于男性偶发性质的性欲冲动。比如，日军侵占中国现在南京时，当地分为三个区域：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和非治安地区。在治安地区，日本人就很守规矩；因为有慰安所，他们到慰安所去发泄性欲。但在准治安地区，日军就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的行为就完全没有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士兵是很清楚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性欲奴隶。
在这一连续性的性暴力中，女性的主体性并未消失
上野千鹤子提出用三个概念去理解与分析战争中的性暴力。
首先，是性暴力连续体。对于受害女性来说，在日常生活中遭受过性暴力，那么性暴力很有可能会延续到战争时期。
其次，是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在最新的历史学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种“将女性的主体性归还给历史”的口号，意思是，即使是在最严酷的历史环境中，女性也是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从恋爱、怀孕再到堕胎，在这一连续性的性暴力中，女性的主体性并未消失。
被解救的怀孕的慰安妇（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个概念则是 “结构性暴力”。这种暴力不仅仅是物理性的暴力，而且是不可见的暴力同样包含在内，例如经济压迫、语言暴力或被父母卖为“慰安妇”都包含在内。
上野千鹤子继而用这个概念去分析战争中的女性遭遇。她将战争分为具体的三个时期：战时、过渡时期和战后。
在战时，敌我双方有非常明确的区分。但是，人们扮演的角色也具有多样性。在性暴力发生的过程中，有协助者，有旁观者，有抵抗者。对于女性来说，强奸、卖春、恋爱、结婚、怀孕、生育之间，可能是具有连续性的过程。
战争结束后的过渡时期，敌我的身份会发生一个转变，占领和被占领者之间的身份也会发生转换。原来的胜利者成为了失败者，原来的协作者也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敌对者：之前协作过占领者的这些人，被看成了叛徒。
即便是在战争时期被迫和占领军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在战后也是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污名化，会被认为是和敌人上过床的女人。
实际上，人们往往会把强烈的憎恶情绪投射到协作者身上，也就是叛徒、汉奸这一类人。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被占领军实施性暴力的女性群体，成为了整个民族所憎恶的对象，因为这些女性象征着对本民族男性气概的一种严重伤害。
在日本被美军占领时期，有一批女性给美军的男性提供了性服务；在之后，这部分女性是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污名化的。
这些女性实际上是战争的、是占领军的结构性暴力的受害人，但没有人去关注她们所受到的伤害。所以，虽然当时给美军提供性服务的日本女性的人数是非常多的，但从战后一直到现在，这部分女性一直都在沉默，没有发声。
更为残酷的是，在战争彻底结束后的多年间，这些在战争中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她们所受的伤害一直是持续着的：首先，她们受到的是精神性的伤害；再者，就是伴随一生的羞耻感。
让这些女性变成沉默共同体的原因，是她们所在的社会集体当中，社会文化在强迫她们沉默。她们认为，自己过去所受的伤害实际上是一种耻辱；因为是一种耻辱，所以我必须要保持沉默。女性过去的这段经历，是女性本身耻辱的同时，也是她所在的家族耻辱，也是她所在的共同体、社会的耻辱，更是国家的耻辱。形塑这几重耻辱认知的，就是父权制度。
我们要打破这种认知范式，就需要来倾听受害者的声音。韩国慰安妇站出来控诉，与此相对的是，在战争中群体庞大的日本本土慰安妇，以及日本人对美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是到现在没有站出来发声的。一直到去年，有一位九十四岁的女性，她就是从伪满洲国回到日本本土，也是第一次开口讲出自己过去遭受的悲惨经历。
基于“性的双重标准”，战争中的女性会形成“鄙视链”
上野千鹤子还分享了樋口恵子的研究，战后从各个地区回到日本本土的女性，有很多是遭受了性暴力后怀孕，归国后她们被强迫终止妊娠、堕胎。可是，樋口恵子的研究，完全是基于参与了强制堕胎的医生以及护士的证言，却没能搜集到一位受害者的证言。日本的慰安妇一直都没有能够站出来发声。相较于韩国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被强制地征集带走去做慰安妇，日本这边成为慰安妇的女性当中，大多数是曾经有过卖春经验的女性。
所以，即使在慰安妇中间，也有“鄙视链”存在。在战争中，日本的慰安妇服务将军等军职比较高的人，其他国家的主要是服务士兵。但是，韩国慰安妇的经历是被包裹在民族主义情绪当中的；日本慰安妇却没有这样一个语境，没有这样一个言论的环境。
让女性之间形成一个“鄙视链”、形成一个序列的认知关系，是基于“性的双重标准”这种规训的法则。女性被分断成两类人：一类人是所谓的纯洁的、贞洁的、适合做妻子和母亲的女性；另外一类，就是相对的不纯洁、不贞洁的娼妇妓女。
在大后方保持住贞洁的女性，往往会“歧视”在战场上的慰安妇，也就是那些所谓不够纯洁的女性。但是，这些后方妻子们的贞操，其实也是被强迫地保持的：女性的性和贞操。实际上都是在被管控和操控之下的。
能够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当时在军队中的护士。这些护士，往往歧视同样在军队中的慰安妇。即使在战争时期，慰安妇和护士之间的身份，存在现实层面的流动性，慰安妇同时也可能扮演了护士的角色。
在讲座的最后，上野千鹤子介绍了世界各国对战争中的性暴力研究。该项研究起源于欧美，但逐渐没落。近年来，许多东亚学者将研究的方向转移到这个问题之上，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一位受害女性能够站出来发声是十分勇敢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论述范式以及认知范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女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潮推动有关。
《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研究》，上野千鹤子等，岩波書店，2018年2月版
据悉，以上研究成果被发表在2018年出版的上野千鹤子的著作《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研究》（《戦争と性暴力の比較史へ向けて》）一书中。该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序章《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视点》，揭示了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可行性；第一部分《被表述的“慰安妇”》，以日本慰安妇问题为切入点，总结先行相关研究，提出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研究课题；第二部分《无法讲述的记忆》，分析在同时期性暴力受害事件中被压制的讲述；第三部分《对历史学的挑战》，则从战争与性暴力比较史的研究出发，致力于解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整理报道丨余雅琴
编辑丨杨司奇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