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出版。本书是马国川自2007年底开始进行，持续到2008年岁末的系列访谈结集。访谈对象为至今影响深远的12位80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他们的对话对80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恋，也有决然告别。通过这些访谈，作者带读者走回80年代，梳理当代中国改革的思想源流，思考中国未来的方向。本报摘录了本书部分访谈内容发表。
王元化 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一九八五年后，中国社会迅速变化，思潮纷起，似乎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思考的中心也不再专门放在纯文学和纯理论上，开始关心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在这些领域写过一系列论文和札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我被称为“新启蒙派”，因为我主编了《新启蒙》丛刊。早在抗战爆发后就有进步的理论工作者讨论过新启蒙问题。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且加以深化了。
《新启蒙》创刊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我的初衷是积极倡导一种不讲空话、大话、假话的朴实学风，并从一种既有学理，又有思想关怀的立场，努力去经营一种有时代新意的学术空气、文化精神。
《新启蒙》自一九八八年十月创刊后，每两月一册，共出四册《时代与选择》《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
我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一直认为其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直到八十年代下半期，我编《新启蒙》和写《传统与反传统》一文时，都秉承了这样的思路。激烈的反传统虽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但它对当时和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激进思想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以人民的名义，一种以进步的名义。“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是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观点是不应该继承的。五四精神影响广泛，至今支配着很多人的思想，甚至对一些和五四精神不一致的人来说也一样。这些人虽然脱离了五四的思想轨道，用群体意识来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来代替民主，用暴力来代替人道。可在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方面，和五四的缺陷完全一致。
刘道玉 搞教改，“玩在武大”
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八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真正改革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氛围真的有百花齐放的气氛。武汉大学从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开始教育制度改革。
一九八四年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是全国唯一的，同时，开始试行了导师制。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将教书育人制度化，体现传道授业解惑的完美统一。
武大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我很注意和大学生的沟通，他们不仅把我看做一校之长，也把我当做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称呼我的衔职，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烦恼与要求。
一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创建了“快乐学院”，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社团，多学科讨论会，每周三的晚上例会，各个系不安分的学生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
快乐学院的成立，得益于武大当时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氛围。当时武大被称为解放区。
没有一般学校的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还取消了专门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来学习，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就是学习内容和学术社团活动。于是全校各类社团涌现了四百多个，学术刊物也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制度改革的理念有三点，第一，教学制度是为了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服务的。第二，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第三，应当尊重学生的志趣和选择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武汉地区曾流传一个顺口溜，玩在武大。
玩学如果是在玩中学，增长才干，从这种意义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贬义的。这正是武汉大学多年教学改革而营造的新的学习风尚。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学习环境是快乐学院，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武汉大学就是一所快乐学院。
实践证明，八十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
温元凯 回国搞科学启蒙
一九八零年我被派到巴黎大学深造，成为建国以来派往法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去之前，集训接受教育，说国外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天堂。到了法国之后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开始对那种极左的，贫困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所以我在那两年里阅读了大量的书，既有自然科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在法国期间，我还被邀请到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九个欧美国家去讲学，更多地了解了世界。
由于到过西方九个国家，有比一般科学家广得多的阅历。我想，中国人不笨也不懒，怎么还这么落后，关键是体制问题。如果能改革这个体制，中国人照样可以焕发出聪明才智。
所以我婉拒了国外留下来的邀请，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二年，改革的思潮已经得到了大幅度宣传，邓小平提出“不改革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不仅成为知识分子，而且成为最高领导层的共识。当时有一大批青年学者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社会逐渐开放，人们慢慢知道了谁是洛克菲勒，谁是李嘉诚。在农村大包干之后，农民就开始办工厂，出现了第一批乡镇企业，个体户。
我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不久，给万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倡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实施教学科技的改革，提出八条改革建议。第一条就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创造财富，让社会受益，其他还有改革科技人员的待遇，培养学生注重素质教育，科技人员流动等。
我回国后的第一场报告，是去上海演讲。当时在社科院礼堂，听众都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
此后我应邀在全国两百多所大学，几百个城市做了改革开放的演讲。每次演讲，看到大学生都趴在窗台上，三个小时听下来。尤其一些西部城市，看到那么多年轻人渴望了解外国的知识，强烈要求社会进步。我虽劳累，但非常欣慰。
本版摘录：雅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