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
65岁，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是《民法总则》主要起草人之一。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2017年，杨立新65岁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方脸，嘴角微微下垂，蓝色格子衬衣、浅色裤子，黑色皮带勒在微微发福的肚子上。
今年对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他来说，意义非凡。3月15日，他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民法典总则，是民法典的关键部分，起到统领和统帅的作用。他长长的简历上又多了一项——《民法总则》主要起草人之一。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从起草到每条法规讨论通过，历时两年。
那天晚上，杨立新破例喝了点酒以示庆祝。“反正看着比生孩子那天还高兴。”妻子尹艳笑称。
“我为人民鼓与呼”
10月1日，杨立新发了朋友圈，祝贺《民法总则》生效：“它将成为保护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和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此前，我国已有制定时间不一的《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等民法单行法，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引领的中国民法体系，但是，缺少共同适用的基本规则。在《民法通则》基础上补充、完善和发展的《民法总则》，被业内人士称为是中国民事立法史上的里程碑，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法制基石。
“民法以对人的保护为核心，系统全面地规定了人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各种人身、财产权益。”杨立新说，这部法律是“镇国之宝、护民利器”。
从编纂到逐条讨论，《民法总则》经过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三次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收获意见、建议7万多条。“《民法总则》这部法律凝结了我们太多人的心血，二百零六条法律都是一条一条讨论出来的，太不容易了”，一向温和的杨立新没少和别人吵架。有的是为了某个条文的增减，有时是为了某个字句的叙述。
起草法条时，杨立新建议增加有关网络虚拟财产的条文，该条文在此前民法通则中没有涉及。不料，讨论到这第127条时，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没有价值，应该删掉。他们说，虚拟财产也就是比特币、网络游戏武器之类，写不写都行，不写最好。
杨立新急了：“怎么没有价值，京东和淘宝网站现在值几个亿？你说人家不是财产、没有价值？”
几番讨论，条文总算保留下来。杨立新又乐了，一拍大腿，“我就说，删掉可不行，现在整部《民法总则》全靠这个虚拟财产的规定来代表时代特征呢！”
2016年，徐玉玉遭到电信诈骗，看到新闻，杨立新很心痛：“《民法总则》中的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给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依据。”
作为一个民法专家，杨立新对当下社会保持密切关注。“衣食住行、工作娱乐、婚姻家庭等一切日常活动，都离不开民法，一个企业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也都离不开民法。”他经常说，在西方，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圣经”。
对2016年7月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他在微博上发表文章，称动物园在管理职责上有重大过失。他还附上了动物园游览图，表示“愿意听各位不同意见，推动学术和立法的发展”。
对2014年9月“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他发表论文探讨后续法律问题，呼吁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应当适当放开合理的、确有必要的代孕要求。
这篇文章之前，杨立新自己配上的转发语是：“我为人民鼓与呼”。
“自学成才”
1975年，只有初中学历的杨立新在插队、参军后，进入吉林省通化地区（现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一次接触到民法。这一年，他只有23岁，不知道该如何阅卷，听不懂法院里的“法言法语”。
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中，杨立新接手了第一个案子。那是一起离婚案件，可那时候他还没结婚，根本弄不懂离婚那些事。
老审判员传授给他一套方法“三看一参”，通过“看婚姻基础、看婚后感情、看离婚原因、参考子女利益”四个方面考察，确定是否应当离婚。
直到1980年，杨立新才开始真正学习民法。之后多年，他进入法院民法研究室，进而被调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后来又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直到2001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杨立新常说，他的法学是“自学成才”。他以此劝勉学生，法律的殿堂并不神秘，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参与民法总则编纂期间，他有时会把专家建议稿打印出来，希望家人看一看提提意见。
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标准从民法通则的“十周岁”下调至“八周岁”，规定八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妻子尹艳认为，老杨就是从孩子身上得到的“灵感”。“他从自己这个小孩身上感受到，孩子长到八岁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阶段。”
“未来还有很多计划”
对某些条文，杨立新有着自己的坚持。“民法总则那些条文写得挺好的，但也有比较‘臭’的。”他是指184条“好人法”。这是我国立法中第一次确立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即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法学专家认为，这是为了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对善意救助者给予更全面的保障，改变“谈救人色变”的局面——此前，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都曾引起社会争议。
讨论期间，杨立新曾经建议，在该法条中增加一句话，即“受助人能够证明救助人有重大过失造成自己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的，救助人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他强调救人需要理性、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你说那个人突然就得了心脏病，不能动，你是好心，你看有危险扛起来就跑，没到医院人就得死了，这就是错误的救法，是有重大过失的。”
然而，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以后有机会，我还要提这个事的”，杨立新有些无奈，又有些不服。
未来五年，杨立新还有很多计划：进行民法典分则的编纂，给民法典做评注，一条一条解释，做成经典，“做完这些就70岁了，这辈子想做的事情也都做得差不多了吧。”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这五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杨立新：以前对民法典缺少更整体的认识，这几年因为参与民法总则的起草对民法有融会贯通的感觉，自信心增加。
2
新京报：这五年，你经历最美好的事和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杨立新：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两年一直在参加《民法总则》的起草，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最遗憾的事情是有些想做的事情现在还做不了，比如人格权法。
3
新京报：未来五年，你自己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杨立新：未来5年要分成两个部分，还想给民法典做一个评注，一条一条解释。总之还是会投身到民法事业当中。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