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的《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草案修改一稿）》提出：推行强制休假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

所谓带薪休假，更完整地说，是带薪休年假。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呼吁带薪年假。实际上，中国是有着弹性的带薪年假制度的。根据劳动法，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而且，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所以，所谓呼吁带薪休假，就是一个伪问题。

不过，带薪年假一直执行得不好，许多员工表示“想休，但不让休、不敢休”。特别是一些小城市、中小型企业，执行得更差，员工往往被迫“自愿放弃”，或仅得到少量工资补偿。

谈这个现象的成因，不妨从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说起，那就是现在一周五天工作制，正在逐渐被蚕食。

现在90后年轻人的父母一代，原本是一周工作六天，后来，变为所谓的“大礼拜”与“小礼拜”，即工作六天与工作五天交替，再后来，彻底过渡到工作五天休息两天的工作制度。这个制度也被写入了法律。在最近几年，部分年轻人又回到了工作五天与六天交替的制度。

这个现象的发生，与带薪休假难，是出于相同的机制。

从经济规律来看，中国整体收入并不高。如果工资水平持续提高，有了丰厚的收入后，收入的边际效应递减，劳动者就会宁愿增加休闲而减少工作时间。不过，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那就是财富效应带动了劳动时间的增加。

针对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196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相比只读完高中的人来说，不但收入更高，闲暇时间也更多。到了2005年，情况却反过来了。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每周少8小时休闲时间。2013年，本科学历的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反而比高中学历都没有的人多2小时。这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替代效应”，即不工作等于放弃金钱，工资上涨使得休闲变得更昂贵，以至于人们不舍得去休闲。

这或许与这一波互联网技术红利有关。具体来说，公司高阶人员情愿加班，推动公司发展。股份、期权、奖金、分红，财富效应激励着公司高阶人员加班。这个趋势，半强制性地带动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从全社会看，高收益行业更愿意加班，从而带动市场上其他公司跟随。

具体来说，就是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内部带动，以及互联网企业、高科技企业对整个社会企业的带动，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惯例。在中国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所以，在收入不足与财富效应，两种机制下，员工个体很难争取带薪休假，甚至连基本的五天休息也被逐渐蚕食。

不过，这个状态正在改变。全球来看，互联网造富机能已经逐渐在衰退。对中国而言，中国以前有着外向型经济的特征，更少的休假，更多的工作，其产出，输出到国外，对地方经济是有好处的。所以，出于对地方经济的保护，在实际执法中，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济复苏需要消费来支撑，消费又需要假期来拉动。所以，在内外双循环的时代，更多的休假，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所需。这就是强制休假出现的时代背景。

所以，政府现在有动力去激活休眠的假期，激活被忽略的假期。实际上，这种方式一直存在，那就是长假。长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的放假成本，同时，给企业更大的制度压力。这实际上是国家代表劳方与资方的协调与谈判，保证休假。

应该看到的是，更多的休假，对企业也有压力，如果国家把更多的利润留在企业，给劳动者更多的权利，那么，个体的休假、消费的繁荣与企业的发展，或能够达成更均衡的状态。

□刘远举（财经评论人）编辑 陈莉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