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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企业家要做敢说话的阶层

2014-02-12 02:30:43  新京报


2月10日,王石接受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谈身份焦虑,游学为寻找身份识别,企业家在大数据时代需要颠覆性创新

  ■ 对话人物

  王石 63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1999年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现任集团董事会主席。

  王石在中国企业家中一直被视为一个标杆型人物。他的清醒、内省在企业家群体中显得格外突出。他曾经因为房价拐点论和汶川捐款遭到质疑,也因为投身公益和环保得到认同。

  在现场,记者看到的王石谨慎干练。在前期的沟通中,他明确表示不涉及家庭与房价预测的话题。他最爱谈的话题是一个企业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思考。

  ■ 对话动机

  王石新书记录了他从2000年到2014年的经历和思考。

  在书里,他谈登山、谈环保、谈游学,也谈企业家的身份与阶层定位。在外界眼里,他的身份多样,但他终究定位自己为一名企业家。我们采访王石,希望了解一个企业家对自身和公共事务的思考,他对自我身份和阶层的定位,他希望企业家具备怎样的精神,他如何看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如何思考未来。

  【回忆】

  做鸡饲料生意惊心动魄

  新京报:这次出版《大道当然》,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梳理。作为一个企业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经历是什么?

  王石: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做鸡饲料,那8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说受益无穷,惊心动魄。

  十年之后,有一次我跟刘永好对话,我说我做鸡饲料的时候你还没开始做呢,但是我放弃了。刘永好后来成为中国首富,如果我不放弃的话,这首富应该是我的。

  做鸡饲料生意有两个特征:第一,它很难赚钱,从鸡屁眼儿里赚钱,抠的是几厘钱,但赔钱狠,饲料是大宗货,一发霉潮湿,就会赔钱。遇到鸡瘟,更容易赔钱。但是它消费量非常大。

  我没看好这个市场,所以我放弃了。这是我经历过最难赚钱的生意,所以刘永好做多元化的时候我说没问题,你能从鸡屁眼儿里赚钱,做其他赚钱都容易,因为太难赚钱了。

  另外就是万科的股份制改造。

  新京报:这些经历怎么改变了你?

  王石:早期做鸡饲料的经历,就像一场赌博,大起大落的过程让人更容易保持平常心;股份制改造的经历,让人见识了股票资本市场的竞争,并购与反并购的惨烈,这些都是我宝贵的财富。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自己企业家的身份,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身份的自觉吗?

  王石:改革开放我到深圳想过渡一下。我从没想成为企业家。我当过兵、工人、政府公务人员,将来自己能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到深圳就是个做生意机会,进去了,才发现最后自己的出路就是企业家。你这个身份是没法改变的。除非你非要走一个极端,要改到另外一个活法,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也知道我的局限性。

  【身份】

  企业家要寻求自我保护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中国企业家面临一些困惑与迷茫,这其中是否包括你?

  王石:当然包括我,我在书里说的就是自己,不是说别人困惑我就清醒,否则我也不会选择出国游学。

  新京报:你的困惑和迷茫是什么?

  王石:我在书中说到了现在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惑和迷茫,第一是自身的定位。工商阶层、企业家阶层,当然指的主要还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到底是什么地位、什么位置?他们现在角色是很清楚的,但将来是什么角色?

  新京报:这种困惑很像你们这代企业家陷入的“身份焦虑”,你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定位是如何看的?

  王石:举个简单例子,我对日本很感兴趣,很容易和日本的同行比较。在历史上,日本商人的地位比中国还要低。低下到什么程度呢?武士阶层若感到他的尊严受到损伤,他会把你杀了,最容易被杀的就是贩夫走卒。但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在金融、经济上,工商阶层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力量,是推动明治维新主要的社会力量。

  我们看看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变化的过程,走的是不大一样的。

  新京报: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你看来是怎样的?

  王石:中国有经商的传统,但中国的商人对自身身份定位一直不统一。一直到今天,思维方式是不独立的,我们有依靠性,就是官商勾结,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王石:现代企业首先要确定你的独立人格、独立性格,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做一个阶层,要敢说话。比如说我不能说工商阶层不犯罪,犯罪该判刑判刑,但就是被执行死刑的人也要尊重人权,也要给他一个跟家属见面的机会。如果连一个生命在他死之前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证,还能谈到什么其他保证?

  所以还是要寻求自身的保护,而自身保护就是要本身如何独立,本身如何来寻求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是什么?你说经营资产,那财产权能得到保证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你是一个经营财产的(阶层),如果财产权都不能保证,其他无从谈起。

  【谈创新】

  “如果雷军来颠覆房地产,我愿做加工厂”

  新京报:企业家地位的明确,在西方更多地表现在对政治的发声?

  王石:西方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有人大、政协,企业家代表委员也可以参政议政,但我要说的是,不是代表委员,企业家一样可以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我不是代表委员,但我一样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里发挥作用。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企业家精神,在你看来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王石:最关键的就是创新,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马化腾的腾讯。企业家应该为这个时代和社会提供新鲜的想法和内容,引领时代的步伐。创新不是一穷二白时创新,那时不创新就没出路,而是在打下一片天地后,是固守还是继续往前走,这是最关键的。举个例子,腾讯的微信就是和他的QQ来竞争,这就是典型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自己否定自己。其次是要有担当。

  新京报:这种精神具体应该怎么去表现?

  王石:企业家精神在城市发展中会有很明显的体现。拿深圳来说,深圳缺其他东西但不缺企业家精神,因为改革开放,大量年轻人到深圳创业,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民营企业40%的著名品牌是集中在深圳的。

  新京报:除了创新与担当,企业家还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王石:资源整合能力。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显得资源整合能力的重要。最典型的雷军小米,你会发现他在整合资源,这是企业家创新精神。

  新京报:说到创新精神,你怎么看现在的新的互联网技术的颠覆性和创新性?

  王石:大数据时代、移动媒体时代,我觉得比互联网时代颠覆还要大。它有种更新颖的资源动员力量。互联网时代对房地产传统行业来说颠覆性不是很大。顶多就是说我用互联网你不用,那我的信息比你快,你的效率没我高。

  到了大数据时代是跨行业的。完全不懂房地产的人可以用新的载体、新的方式颠覆。最典型的是雷军,他和董明珠对赌。如果我是董明珠,雷军你有能力来颠覆房地产,你来搞房地产销售,那我愿意当你的加工厂,你总得有人给你做吧!我愿意当代工者。你有那个动员力量,我就主动配合你。

  【边界】

  不行贿成标签是社会太荒唐

  新京报:你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在与政治产生交集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王石: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三个主体,政府、社会、公民组织,但从中国传统来看,“社会”这一块始终比较弱,企业家完全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新京报:企业家扮演这些角色表达政治诉求时,是否应该有边界?

  王石:现在有一些政治诉求、民主诉求的NGO组织,在中国的国情下,企业家如果想参与这类行为,我认为最好把企业家的身份辞掉,不辞掉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给你打开了一个窗口,你再去做是比较合适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企业家是应该热心政治还是远离政治?

  王石:当然有企业家热心政治非常好,首先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的,我不希望我们一提到社会改革就觉得是政治改革,还有很多方面值得企业家去做,比如说阿拉善、壹基金、中城联盟、比如我正在筹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会,都是从环保、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方向去做。

  新京报:你会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吗?今年2月4日你在日本讲演时还提过,外界给你的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者三个标签,你最喜欢最后一个。

  王石:我不是最喜欢最后一个,事实上是媒体有一年评选地标人物,说到我这三个标签,我只是认为作为地标人物,“不行贿者”这个标签最适合我而已,不存在喜不喜欢。

  新京报:你怎么看“不行贿”这个标签?

  王石:我以前讲过,“不行贿”作为我的标签,显得很滑稽。这是企业家的底线,哪个企业家会公开承认行贿?但公开说“不行贿”,还真没几个人,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没几个人相信你不行贿。这种情况下,我才认为这个标签比较合适。

  新京报:但我并不认为“不行贿”作为标签很荒唐。

  王石:是我荒唐吗?是评选的媒体荒唐吗?都不是。荒唐的是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但正因为这样,这个承诺才有意义。我很珍惜它,不行贿很容易,但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

  【企业】

  我和万科形象有明显界限

  新京报:今年是万科30年,你和万科一直被紧紧联系在一起,你如何处理个人形象与万科形象之间的关系?

  王石:这两者间有明显的界限。你们都会发现,我从来不会以我在万科的形象来宣传万科品牌和我的个人品牌,比如万科的地产项目。但我会以个人的形象宣传别的品牌,可以说一年接一个广告,我接这些广告非常明确,就是形象代言人。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给万科留下了什么?

  王石:首先是从多元化向专业化的转变,确定了房地产方向;其次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是打造了一个优秀的团队;第四是打造了一个好的品牌。

  新京报:这些东西和你自身哪些性格最贴合?

  王石:在中国,新兴企业很容易走多元化的路,但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的案例还不多。对于万科而言,确定房地产方向,并致力于环保,这是一个企业的担当,我也有这种性格。

  新京报:回顾在万科的30年,你觉得有遗憾吗?

  王石:我没有遗憾,这也许就是我的思维方式,成功也好,挫折也好,失败也好,这对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生命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它是一个过程。

  新京报:10年前你曾思考过你们这代企业家基因从哪里继承的问题,如今想清楚了吗?

  王石:这肯定还是从祖宗父辈身上继承下来的,虽然祖辈父辈没有经商的,但正因为没有,我才更应该警惕,改造完善从自己开始,毕竟经商的职业改变不了,那就得改造自己。

  【游学】

  到西方寻找身份识别

  新京报:这几年你把兴趣点从登山转向了游学,这是为什么?

  王石:游学是因为我要找身份识别。学习它不是为了变成它,再了解它我还是中国人,通过了解它我会发现,如何认识它得首先去认识自己。我这个年纪,世界观已经定型了。

  新京报:你所指的“它”在企业管理中代表什么?

  王石: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一定是制度化的、透明的、团队的。我从1999年辞去总经理职务时就决定,远离万科,到现在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时,我已经是在网上开了。但这个制度的根源在哪里,这就需要去了解西方文化,这种了解是从应用的层面,就是不光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新京报:那你对身份的识别有答案吗?

  王石:我到了哈佛才找到了身份识别,我是中国人。我们力图了解外国,但自己的祖宗了解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你可以不接受,但你不能不了解,我原来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和现代是冲突的,但现在我意识到了,(传统)没法回避。

  新京报:游学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

  王石:我到了哈佛,很快就感觉到,中国问题已经成为显学。大家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但你会发现,很有权威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有非常深的造诣,但中国现在发展的现状,他们不了解,不是他们没有学术水平和没有研究,而是中国现在变化太快。不过在哈佛,很多学生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记得听中国传统文化课时,教室里只有200多人,我离开哈佛时,学生达700多人,在选修课程中排第二。

  新京报:现在又在剑桥学习基督教、犹太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石:要了解现在的西方文明,一定要从基督教去了解。通过了解这些,去解决“它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这样”的问题。

  “我到了哈佛才找到了身份识别,我是中国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 贾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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