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二站村与万人坑、吃人狼狗队遗址等地被列入北京市首批8处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暨国耻纪念地。
二站村附近的铁路。
这片空地曾是教堂的花园。
在天主教堂内躲避日寇的村民被带到村西大沟集体屠杀，大沟处如今已被青纱帐和楼房覆盖。
“天主堂1937”曾被镌刻在房山区二站村天主教堂的正门上。正是在这座建成于1937年春天的教堂，仅仅几个月后，一群村民和苦难相遇……
二站村
南口战役之后的地理节点
1937年的8月，在占领北平后，日军增调重兵至华北，准备一举消灭中国抗日力量。
民革北京市委秘书长吕植中介绍，8月26日与27日，日军左翼第5师团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分别占领南口附近重镇怀来、延庆，南口战役结束。在时间节点上，二站惨案就发生在南口战役之后。
在惨案幸存者张润生的描述中，“二站天主教堂在村子的北面，那是两层大院，有十几间房子。前院住的是给教堂干活的人，后院西侧是能盛下一千多人的大教堂。北边是传教士公用的一溜北房，西礼堂小跨院有一条两米高、一米半宽的地道，从南向北直通北墙外的草地上。”
这座教堂一直存在到上世纪80年代，庞忠的记忆里，那是一座有着东交民巷天主堂风格的建筑，三个主尖塔和多个尖塔状装饰物上下呼应，相得益彰。只是这座建在北京郊区的哥特式建筑更有乡野风格。
教堂
“彼岸”收纳避难民众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赵书称，“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天主教会在保护教民和公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之前美英等国还没有卷入战争，日本人一般对在华外国人的安全有所保护，而天主教教会神父多为外国人”。
张润生的口述中，“那年阴历八月十一号，我和附近几个村的乡亲们正在十楼村挖壕沟，为了阻止日军南侵，这是国民党29军让干的。干了不久，就见到日本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过来轰炸。后来就听说日军要来了，挖壕沟的人四散了，我也回到家里。当天夜里鬼子进村，我一家五口人逃到四个地方避难……我和村里部分人跑到南庄附近，碰见本村的张忠一家，又跟他们去了二站村天主教堂，听说那里的传教士能保老百姓平安无事。”
在张润生的回忆里，教堂当天要做小米饭给大家吃，因此统计了人数，据说有360多人。八月十二日夜里，日寇进了二站村，当时没进教堂，直到天亮以后才一回回地进去，查看避难人的情况。八月十三日下午四点左右，“二站村公所管事的人让男的都出去，大伙儿都以为是让男的离开教堂可能是给日本人去干什么活，就把我们110多人都弄出来，赶到二站村西小西庄大沟里。”
大沟
通途上的无辜魂灵
对于这条大沟，村民韩金荣回忆说：“在70年代修了村西公路之前，走这条沟能到吉羊，如果要去北京城里，就从村中间的一条路往北走”。村内也曾有一条干道是现在村落中间往南的路，叫做“大街”，现在已经是条小道。
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时候，村西大沟被填平，如今这条东西走向上百米的路被称为“二站大街”，也是进出村的道路，一马平川，房山区内来往的公交车都从路口经过。“二站村”的牌子挂着，进村时，先是两侧蔓延的青纱帐上百米，然后才能看到主体村的格局，如同一条景观大道深入腹地的前奏。
而南侧的青纱帐正是对应着当年那条大沟，靠近马路的西南侧，已经被建设成旧村改造工程“莱茵小镇”。
就在当年那条大沟里，日军让村民脱下衣裳检查身体，头上的草帽印儿被认定是戴军帽留下的痕迹，肩上有担担的印儿被说成是扛大枪扛的，脚腕上有打腿带的说是绑裹腿绑的，手上有茧子说是使枪的———总之，被赶来的全是“八路军或者是国民党29军”。（二站村惨案的幸存者张润生现已去世，他的这一段记忆中存在着偏差。至少在1937年的9月，八路军这个名词才刚刚出现。）
据张润生的回忆，每两个端刺刀的日兵赶着三名百姓到西边的谷地里，走出不远，“鬼子就用足了劲儿，用刺刀扎进他们的后心。好端端的汉子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有的胸口或脊背上咕嘟咕嘟地冒鲜血，有的痛苦地惨叫”。
与此同时，另一伙日军开始在教堂内公然调戏和侮辱妇女。面对日本人的暴行，张庆桐神父上前阻拦并大声斥责道：“你们真没羞，毫无人道！”日军对着张庆桐神父连开四枪，然后将浑身是血的神父钉在教堂的十字架上。
铁路道口
尚未证实的入侵脉络
在历史与地理的蛛丝马迹里，现在能够看到的二站村的村口紧挨着的就是一条铁路线，从周口店到琉璃河，并设有“二站道口”，这条铁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896年，为修筑京（北京）汉（口）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要从周口店一带山坡采运石料，于是先行修筑琉璃河到周口店支线。这支线修通后，直到民国初期，周口店地区的煤业和灰业因此进入鼎盛时期。
日本人到达二站村，仅仅是路过，还是也有对铁路沿线的控制，现在还不得而知。民革北京市委秘书长吕植中称，“日本人南侵都是沿着铁路线行进，控制了铁路就控制了资源和交通命脉”。现在还没有人在研究二站惨案的过程中将这个线索引入，但是就在距离二站村不远的地方，1939年日本人在琉璃河建了水泥厂。
■ 溯源
二站村 位于房山区西南侧，据传村民的由来与隋末农民起义军将领窦建德、窦建娥兄妹有关。该村成村历史悠久，村内现存贾公祠，是晚唐诗人贾岛的衣冠冢。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进入了房山境内，肆无忌惮地疯狂屠戮普通民众。二站村的天主教堂成为附近村民的避难所，日寇不顾国际惯例，大肆屠杀藏身其中的村民，此次惨案共有110名村民遇难。天主教神父张庆桐为了保护村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 遗迹
教堂砖瓦投身基建
●庞忠，二站村村民
二站惨案死了110多人，后来都说，张润生是这次惨案里唯一的幸存者，但其实他是夏村的人。在二站村还有幸存者，我的父亲和叔叔就是其中两位。当时有人从教堂后院逃出去的，日本兵是三个三个从大沟里把人拉上来，就有沿着大沟逃出去的。
这次惨案，杀害的主要是青壮年，日本人以为他们聚集在天主教会是要进行结社活动。现在，当年的幸存者都没了。我听我父亲说，当时村里信天主教的人有，但是很多都是出于现实需求，例如说入天主教会，就会给两块钱。当时人们都生活得水深火热，也容易理解。
神父没了以后，二站村的天主教也就没人管了，村民并没有信教的传统。1963年的时候，十字架被从教堂里拆了下来。正房变成礼堂，里面没有座，就是有一块高出许多的台子，可以开会也可以当库房。
到了1986年，由于存在着一定的坍塌，教堂就被拆除了。教堂建筑的砖修了良乡桥，塔尖的部分砖，还被用来建水库。现在想想很可惜，那栋楼很漂亮，如果没拆还可以重建的。
■ 庇护
后桑峪教堂掩护抗日人员
●石洪喜，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
天主教积极参与了京郊的抗日爱国活动，集中体现在门头沟后桑峪村———这里的天主教堂曾为抗日积极传递情报，也曾掩护抗日人员。由于汉奸的出卖，日本人最终发现了这个秘密地点，教堂被日本人烧毁，圣母山也遭毁坏。
当时，时任神甫赵义堂被选任为宛平县抗日政府的县议员，兼任救济总会的负责人。宛平县的领导魏国元和焦若愚经常来教堂和赵神甫商讨抗日工作，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肖克、杨成武和邓华等也都到过这里。
1938年10月，后桑峪天主教民到晋察冀边区开办了一座兵工厂。此时正当前线急需武器，肖克司令员来村动员，很多人参军到苇子水村新建的兵工厂去造地雷、手榴弹。
在宛平县人民为国牺牲的烈士纪念碑上，就刻有3位教友的名字。其中碑上排列第一名的就是后桑峪天主教堂的教友杨广禄，他牺牲时是营长，还有当时是连长的杨巨恩，另一位是教友杨广林。
我们坚持在每年抗战纪念日的时候去二站村，组织进行纪念活动。二战村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傅铁山主教当时希望通过募捐并和政府部门合作，建设一座完整的抗日纪念碑或者纪念馆，但现在还没落实。北京城内天主教会和抗战相结合的历史，现在还不太清楚。
■ 宗教界
宗教界团结民众集体抗日
●赵书，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带有宗教色彩的群众活动组织）和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保护爱国志士、传播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以前在米市大街的楼是掩护、保护了很多爱国志士、抗日志士的秘密聚会点，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天主教教徒中最有代表性的抗日人物是英千里，他是辅仁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主任，英千里是国民党地下爱国组织华北文教协会的书记长。他因收集敌伪情报，宣传爱国思想而遭到日伪拘捕，判20年徒刑。
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募捐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由于支持学生参加爱国活动，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兵封闭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师生二十余人被捕，校舍被日军占用。
说到宗教界的抗日爱国志士，经常被提起的就是广济寺的宗月大师。1937年8月南口战役，中国军队誓死抗战，战士的尸体无人掩埋。此事传到市内，宗月大师带着弟子去掩埋忠骨。宗月大师俗名刘德绪，出身“粤海刘家”，是北平西城首富，散尽家财救济贫苦后出家。
宗月大师埋葬战士尸骨，诵经超度，一个多月共掩埋尸骨三千多具，即使遇到日本兵的尸骨也同样掩埋。日本人后来将宗月大师逮捕，北平市市民纷纷出面作保，日本人只好释放他。1941年10月宗月圆寂，成千上万名僧侣和市民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老舍的《正红旗下》里有写到他。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45年8月22日，阴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日本战败后不久。当时北平处于一种政治上真空状态，人民沉浸于抗日胜利的喜悦之中。佛教界人士站了出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焰口，追悼抗战阵亡将士。
人们出动绕着皇城瞬时针游行，有的还装扮成日本兵的样子表示战败，更多的人举着各式各样的花灯走上街头，灯上写着“庆祝胜利”、“庆祝光复”。这是一个几十万人庆祝胜利自发的大游行，佛教界人士起了一个带头作用，也是宗教界在特殊时期对社会的影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幸存者口述材料参考《房山文史资料全编》（甲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