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漫画/高俊夫

　　最近一期出版的《财经》杂志刊发了《截访乱象延续》的报道，并配了一张北京黑监狱图表，列出38家关押地点，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是自我2010年在《财经》杂志发表第一篇关于“安元鼎”的报道《保安公司专职截访》以来，第二次引起外界极大关注的报道。

　　在安元鼎报道发出之后，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封了安元鼎公司，并刑事拘留了该公司负责人。在保安业改制僵局的报道发出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针对保安公司截访的专项整顿行动。

　　与“上访”结缘十年

　　只要闹大了，事情无理也会得到解决，只要没闹，事情就没人理。无论是一些地方政府还是访民，都不关心法律渠道内的解决方式。

　　对信访问题的关注源于十年前。2003年，我来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听说北京有个“上访村”，很是好奇。借了朋友一个相机，独自去探访。一去发现气氛不对，因为当时正在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一辆东北某地的警车被群众砸坏。我去的时候，警察正在拉上警戒线。我在人群里，踮起脚跟儿观察、偷拍。很多人在打听：有记者来没有？其中一个人回答说：有啊，我看到了有人在拍照。然后他指了指我。我说，我不是记者。

　　当时，我还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访民问题，毕业后成为南方某报的记者，跑遍全国各省，见到了不同职业的访民。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故事发生在广东。广东佛山有几名外嫁女，因为入户问题，常年上访。其中一位女访民告诉我：“你知道吗，我每次去镇政府，那里的人就指着一箱子信告诉我，你们还寄什么信啊，都回到这里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上访、寄信。”

　　我问，为什么？她说：“省里每年要对信访问题进行排名，进入前十位排名的，省里一般会比较重视。”因此，她们年复一年，每周去省政府上访，每个重要节日去寄信，坚持了近十年，为的仅仅是外嫁女问题进入信访排行榜。来北京工作之后，我又见了访民。一部分访民因司法不公而上访。也有不少访民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逐级上访至北京，这让我觉得既可悲，又可气。可悲的是他们上访过程中的艰辛，可气的是他们从未想过通过自己的行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指望青天帮他们解决问题。

　　写这篇手记时，我又接到湖南某地访民的电话，他请求我帮他看看上访材料，希望媒体能够报道。因为是朋友介绍，我曾与对方多次联络，告诉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到证据，走法律途径，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地大喊对方腐败，要求媒体关注。

　　至于证据和程序问题，他觉得只要有人重视了，这都不是问题。而在我看来，任何问题解决，都要回归到法律的轨道解决，从证据和事实出发。

　　但现行的状况却是利益的较量。只要闹大了，事情无理也会得到解决，只要没闹，事情就没人理。无论是官方还是访民，都不关心法律渠道内的解决方式。

　　当“截访”成为生意

　　这是一种中国特色“人头经营”模式：截访的出发点不再是劝返访民，而是希望有更多的访民到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赚取更多的人头费。

　　接触访民多了，让我进一步思考信访体制的问题。

　　为了应对看护访民的需要，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安元鼎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家。

　　我曾经以地方维稳干部的名义给这名队长电话，问他的截访生意可靠不可靠，他说：“我们没有背景，敢在北京大街上抓人吗？”

　　安元鼎曾横行一时，其印有“特勤”二字的车辆，穿梭于北京的访民聚集地、关押点和火车站之间。在做安元鼎的调查时，我带着实习生在北京西站暗访时，实习生突然发现穿着特勤的人押着一个老人走向广场，于是一路尾随，发现了安元鼎的踪迹。原来，在火车站有他们专门的车，不断地有访民被带到这里，待坐满后就送到关押地点。这些来京访民可能连北京什么样子都没看清，就被关起来，然后送返家乡。

　　在火车站附近，还可以见到安元鼎车辆上的人员和驻京办或地方政府的人士在进行交易，现金付款，然后押送上火车。

　　安元鼎通过从地方政府手中收取费用，然后关押、送返访民，形成一种中国特色“人头经营”模式。

　　按照当时的价格，保安公司看护截访人员，每人每天向委托方驻京办收取200元费用，如果押送回访民家乡，另外收费。当时保安公司抢占了大部分截访业务。这其中的奥秘在于，保安公司收取200元，但发票可以开300-600元，经办人员可以从中谋利。

　　一旦截访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整个事件的性质便发生改变。有些信访局工作人员截访的出发点不再是劝返访民，而是希望有更多的访民到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赚取更多的人头费。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1年底，北京市启动持续到2012年5月底的清理整顿打击规范保安服务市场专项行动，以建立管辖严密、责权一致、定位清晰的首都保安服务监管体系。

　　那次清理整顿的重点之一，是对保安服务公司参与“截访”的行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指使和纵容保安员阻碍依法执行公务、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要立即上报，协调刑侦总队设立专案、依法打击。除对直接违法人员追究刑责外，管理失职的保安公司法人也将被处以2万至10万元的处罚。

　　“地图”并非一成不变

　　一来，这些临时租用的场所不断变换，并非固定场所；二来许多被关押访民也处于流动状态，往返于北京和住所地之间。

　　2010年，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封了安元鼎公司，并严禁保安公司从事截访业务，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保安公司截访模式很快随着北京市公安系统的严厉打击而消失。

　　还有一种模式，没有保安公司的参与，由驻京办雇佣闲散人员直接看守访民的模式则逐渐兴盛。

　　2008年，在某市驻京办大院内，两栋小楼之间，一个破旧的大铁门，十几个访民被关押在里面。我和一些志愿者一同去举报访民被非法拘禁。访民告诉我，在里面每餐馒头咸菜，还受到看守人员的威胁。当我们前往举报时，院内的驻京办人员马上出现，抢夺我们的相机和手机。

　　接到举报后，附近派出所的警察迅速赶到。在他们处理的间隙，我在大院的门卫室和看守的大爷闲聊，他完全不知道当时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里面的人的伙食费每天10元，这由来接人的地方政府出。

　　这次探访的关押地点，也成为了黑监狱地图所列地点之一，排在第32位。

　　在此之后，我也探访过多处“黑监狱”。访民进去的时候被蒙着头，或者在黑夜，进去之后被关在房间，手机被没收，他们连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许多关押场所非常隐蔽，空旷的大院，或者是小旅馆，几名闲散人员把守，里面的人上厕所也会遭到严密监视，但外面却难以发现。

　　在西直门附近的一个黑监狱，一位女性访民被关押在一个小旅馆房间内，一个床上住着她，另外一个床上住着一名男性看守人员，走道中打地铺还住一个男性看守。两男一女在这个逼仄的小房间住了竟然超过一个星期。

　　女访民被侵犯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的情况如安徽访民李蕊蕊被强奸。相比依托于保安公司截访，这种“自办发行”的模式危害可能更大，因为对看守人员的约束更小，他们可能更恶劣地对待被关押访民。

　　对执法机关来说，如何查处这些黑监狱较为困难。一来，这些临时租用的场所不断变换，并非固定场所；二来许多被关押访民也处于流动状态，往返于北京和住所地之间。

　　当年安元鼎被查，但截访的源头在地方政府，至今仍没有任何驻京办人员或地方政府官员因截访而被司法处理。

　　截访的背后则是需要改革的信访体制，信访体制不改革，黑监狱只会越来越多。

　　□谭翊飞（《财经》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