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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梁启超传记的启示

2012-10-06 02:30:06  新京报


《梁启超传》(上下)
解玺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定价:72.80元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前的梁启超坐像。

  捧读解玺璋新近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部的《梁启超传》,再看看封面上“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的题签,真的是感慨万千:读不懂梁启超,自然读不懂近代中国;更严重的是,读不懂梁启超,也就读不懂当下。

  □书评人 端木赐香

  《说文解字》:启,开也

  晚清之季,国家衰弱。梁启超及其同志所代表的改良派,试图引进西方政治文明以救国拯民,一度开风气之新。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改良主义路线被认定为“走不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也被主流史观定义为失败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路线之代表人物,其形象一度被脸谱化。但现在回头看,当年梁启超等辈之主张与作为,或许能给当下的时代以新的启示。

  我一直认为,梁启超乃是近代中国的风向标。不只他的经历与认识,意味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及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也意味着历史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变迁。由此我认为,我们对梁启超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他的认识也远远不够,这种不够,不只意味着历史的悲剧,还意味着历史的延续及悲剧的轮回。鉴往知来,我们研究历史,不就是为了当下吗?甚者,当现实与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我们还要在相同的拐点再跌倒一次吗?

  截至目前,我读了四个版本的《梁启超传》了。四个版本,四种现实语境,四种历史语言。颇堪玩味。

  感情过剩的吴其昌版

  第一个版本,是梁启超学生吴其昌“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而写就的。可惜只写了半部,1944年1月封笔,同年2月作者即英年早逝。由于时代与师承的关系,这部传的特点是:写作方法方面,模仿乃师《李鸿章传》中所开创的现代评传方法,“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文风方面,也与乃师一样“笔锋常带感情”。但就我的观感来讲,这个“感情”必需适中,少了不近人情,多了腻歪人胃。确实,梁启超的文风“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相形之下吴其昌的文风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多少要遇到一些排斥了,就是读的当口发现他笔风刮得有些峻急时,下意识地总想往边上躲躲。总之,任何影响我理性客观、心态从容的情绪,都是我所警惕的,哪怕你是爱国。事实上,吴其昌文风的激进与峻急,还真不是面对乃师,而是面对救亡的时代主题,这正是从五四走过来的当时一般年轻人的通病,也叫时代病毒的感染吧。我们表示理解的同时,还是保持一些疏离的好。

  政治先行的孟祥才版

  第二个版本,孟祥才的《梁启超传》,出版于1980年。光看前言就能让你乐半天。为吗?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深刻地政治化、道德化、标签化、脸谱化,就是缺少人性化、常识化、客观化、理性化。所以在他的笔下,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还算好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英勇斗士和声名卓著的宣传家”;戊戌政变以后流亡日本,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辛亥革命以后“投靠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段祺瑞,助纣为虐,做了北洋军阀的附庸”;五四以后离开政界,“身衣学者的华衮,挂着青年导师的徽章,继续弹奏业已破产的改良主义的老调”,“逆着历史的潮流,越来越走向堕落和反动”。看嘛,阶级斗争,一抓就傻。

  学者视角的李喜所、元青版

  第三个版本,李喜所、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出版于1993年。这个版本终于恢复进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状态。学术的中性、甚至学者的谦逊,都可以让读者对之保持足够的敬意与温情。不过,难免也有落窠臼的时候,比如说“近代中国这个悲剧舞台,决定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说实话,近代中国确实是悲剧舞台,但悲剧恰恰在于革命话语、激进主义的一扫天下,而不是改良主义本身的错误。而且我对所谓的“走不通”论式深怀警惕。历史前进本就是试错,允许碰头,允许失败,挫折中前进,前进中挫折,这个没走通,那个没走通,可能仅因为走的方式不对头,而不能简单地一概定性为不通。

  告别革命的解玺璋版

  第四个版本,今年10月才面世的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光看目录编排就感觉欣喜。第一,神似梁启超所开创的“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的现代评传方法,也是织网,但却是以梁启超为经线,以近代史上与梁启超有重大交集的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如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为纬线,织了好大一张网,不能说一网打尽,但斩获肯定不少。第二,序居然是请刘再复先生作的,这也太契合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任公就是标准的柏克式的“反革命”了——革命要尽量避免,渐进、稳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实属必要,否则自由、人身、财产都面临着最严峻的威胁,那么英国那种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既不伏尸遍野,更不剥夺个人财产,既不触及人的灵魂,更不消灭人的肉体——才符合人道。吊诡的是,直到20世纪末期,刘再复先生还要登高呼吁“告别革命”。按我的理解,告别革命,也许不是告别革命本身——革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而是告别——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以生!

  有外国学者称梁启超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画了一个圆,起点也就是他的终点。

  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的轨迹何尝不如是?梁启超当年一直提醒国民,问题是弦断无人听,寂寞身后凉。如今,辛亥百年都纪念了,但是学人对之的一些重新思考与审视,还得小心冀冀地嘀咕。一句话,理论与主义再新鲜,落到地的还是实践与现实。问题是,一到转型期,中国往往最缺的还是实践者与现实者,倒是一些具有传销热情的小知识分子梦想家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影响了现实政治的运行。

  如何走出当下,解决时代难题,既需要当轴者的智慧与勇气,更需要民众的理性与宽容。而这一切,可以从重读梁启超中获得足够的历史信息与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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