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阿廖沙在广州工作室中。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1960年,刘少奇和索尼娅、阿廖沙姐弟。阿廖沙 供图


1960年,刘少奇和阿廖沙。阿廖沙 供图


1960年,刘少奇和索尼娅、阿廖沙姐弟以及阿廖沙的妈妈和外公。阿廖沙 供图


2014年,阿廖沙与妻子、儿子、女儿在广州。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对话动机】

  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116周年,回湖南宁乡花明楼参加纪念活动的阿廖沙闯入公众视野。新京报对话刘少奇的异国长孙,他讲述刘氏家族和自己的故事,以及在历史大风云之外,他如何面对这一身份,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如何搭建中俄交流的桥梁。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李想 广州报道

  【对话人物】

  阿廖沙 1955年出生,俄罗斯人,中文名字刘维宁,刘少奇长孙,现居广州。

  阿廖沙脸部轮廓清晰,鼻梁挺直,上唇蓄着一丛俄式小胡子,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神情里透着些谦逊诚恳。

  典型俄罗斯面庞的背后,有一个中文名字:刘维宁。他是刘少奇的长孙。

  阿廖沙出生于莫斯科。父亲刘允斌是刘少奇的长子,14岁时来到俄罗斯求学。

  相比起成年后逐渐显露的俄罗斯人基因,阿廖沙5岁时的模样更有中国男孩的特质:他展示了与祖父刘少奇第一次相见时的合影,那是1960年,他穿一双有些破旧的鞋子,裤子的腰带有些松垮,直往下掉。

  被高大的银发老人紧紧搂住亲吻面颊时,阿廖沙的圆脸庞带着点羞涩,看起来像中国的年画娃娃。

  这张照片和刘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合照一起,被阿廖沙从俄罗斯带到中国,放大后仔细保存。每一张照片见证着不同的历史。

  尽管与俄罗斯姑娘玛拉结婚,并育有阿廖沙和索尼娅,为“建设新中国”,刘允斌还是在父亲的召唤下于1957年回国。

  原本这一家人保持着信件往来,但随着中苏局势的变化,身处莫斯科的阿廖沙一家,逐渐与祖父刘少奇和父亲刘允斌失去联系。

  多年后,阿廖沙听闻了中国亲人在“文革”时的遭遇:1969年,刘少奇悲惨离世;至于刘允斌,1967年的一个冬夜,人们在包头郊外发现了已卧轨自杀的他。

  阿廖沙的际遇与祖父和父亲全然不同,在异国,他顺利读书、工作,始终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退役后来到中国,创办了一家为中俄贸易服务的机构。

  作为刘少奇的长孙,他希望能和中国多些联系。在广州的办公室里,四处摆放着和刘少奇有关的书籍和照片,他想让更多人了解他的家族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使用了一个中国化的表达:“正视历史,才能立足当下。”

  唯一一面

  他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

  新京报:最近是刘少奇诞辰116周年,你去了宁乡花明楼,你祖父少时成长的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2003年,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宁乡,那时对祖父了解并不多,花明楼的一切都让我感兴趣。关于祖父的史料保存得很好,我还见到了众多的旅行团和参观者。

  新京报:你儿时成长环境是怎样的?与祖辈相比差异大吧?

  阿廖沙:花明楼有祖父用过的房间和桌椅,条件艰苦,书房里没有灯,窗外透过一点小的阳光,他也能看书,这些成长经历让人尊敬。而我在另一个国度最大的城市学习生活,没有可比性。

  新京报:第一次对刘少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那时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廖沙:很早就知道。苏联媒体会报道中国的新闻,报纸上有祖父的照片,母亲也会提到。那时年纪小,他对我而言,是一个祖父的角色,很模糊,弄不清样子。

  新京报:什么时候这个角色真实出现在生活里了?

  阿廖沙:1960年第一次见他,我5岁,记得母亲说晚上要去一个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我们,来到漂亮的大厅,一位高大的老人,很亲切,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他就是我的祖父刘少奇。他带给我很多玩具,也给母亲的家族带来了礼物,一套描画着中国山水画的烟具,和一幅绣着老虎的大丝绸画。

  新京报:那时见到祖父的感受是怎样的?

  阿廖沙:因为不熟悉,靠在他怀里时还有些羞涩。但随后就感受到祖辈的疼爱,不安很快就消除了,那种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

  新京报:何时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

  阿廖沙:记不清年代,但母亲肯定很早就知道了。我最近收拾俄罗斯的房子,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上边有一行小小的消息,写的是1969年祖父去世。

  新京报:这些年,你对祖父刘少奇的认知是在发生变化的吗?

  阿廖沙:我对祖父的认识逐年都在发生变化,越发觉得,他能在当时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多么困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他在这段历史里的位置?

  阿廖沙:他为解放中国和建立新中国贡献了力量,是新中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为中俄关系的友好奠定了基础。他是历史的先驱。

  分离

  母亲的决定救了我

  新京报:对父亲的印象如何?

  阿廖沙:他聪明而有教养,是一个不会让别人受委屈的人。他在莫斯科时非常忙碌,总是工作。他有空时会把中国故事书翻译成俄文,读给我和姐姐听。回国后,他时常写信到莫斯科,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父亲谦逊、有礼的性格传递到我身上,影响了我的成长。

  新京报:有没有怪罪过父亲离开你们回到中国?

  阿廖沙:从没有怪罪。我明白他为什么回国。家庭分隔两地并不是父亲的错,祖父跟他说,他必须回国偿还中国和中国人的恩情。

  新京报:为什么不选择一家人去中国呢?

  阿廖沙:有过这样全家团聚的机会。那时母亲去北京见到父亲,父亲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母亲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她觉得中苏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希望我和姐姐在莫斯科生活。母亲的这个决定挽救了我和姐姐。后边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新京报:你是指1967年父亲卧轨自杀的事情?

  阿廖沙:也是很多年后,从遥远的中国朋友那里传过来这个消息,全家都很震动,不知该不该相信,直到后来姑姑确认了这个消息。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相信父亲是自杀,现在依然这样觉得吗?

  阿廖沙:以前不相信父亲是自杀,觉得他是聪明、平稳有志向的人。现在越来越了解历史,知道父亲也是先行者,他坚信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是正确的,当他被批判为间谍和大众敌人时,就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做出自杀的选择,这些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团聚

  法院申诉胜诉提前退役

  新京报:那时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你和你的家庭有怎样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阿廖沙:我在莫斯科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苏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物质上的影响并不大,但无法通信,母亲和我们没法去中国,父亲也不能来莫斯科,让我们饱受了家庭分离之苦。

  新京报:这种时刻,刘少奇孙子的身份对你来说敏感又微妙?

  阿廖沙:为了避免麻烦,我在俄罗斯生活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我从不向人提起祖父和父亲,从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

  新京报:后来你如何了解祖父在中国的身份和遭遇?会对此觉得很唏嘘吗?

  阿廖沙:当时很少看到中国的信息,很晚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细节,这些让我觉得很悲伤。花明楼的纪念馆展示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看到时泪水无法自抑。

  新京报: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国政府给你寄了一封邀请函,听说你突破了很多障碍才来到中国,为什么?

  阿廖沙:王光美奶奶邀请我们前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我向工作的航天局写了封申请,但因为工作内容涉及一些机密,上级不批准,还需要等军事管理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批示,耽搁了很久,最终收到批复时,100周年的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那时会觉得遗憾吗?

  阿廖沙:这件事情之后,去中国的愿望就更强烈了。因为身份不能前往,我开始办理提前退役,但上级不批准,我到法院申诉胜诉后退役,直到5年后,我第一次前往中国。

  新京报:俄罗斯这边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被监视?

  阿廖沙:没有人监视我,虽然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只有在退役后五年才能出国,但2003时年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不像前苏联那么守旧,所以也没有人对我产生怀疑。

  新京报:为什么坚持来中国?

  阿廖沙:我和我家族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生活和中国有联系,我想去见证父亲和祖父出生、成长的地方。

  新京报:对王光美以及家族其他成员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第一次到中国,王光美奶奶给予我热烈的欢迎,她召集了家族所有能来的亲戚聚会,大家对各自的生活很感兴趣,互相问了很多问题。

  新京报:这些年来,还和家族的其他亲属保持联系吗?比如刘源。

  阿廖沙:我们保持着联系,但和刘源叔叔并不常交流,他处于很高的职位,工作繁忙,我们能在一些官方活动上碰面,但我不会主动去打扰他。

  沟通

  中俄信息的使者

  新京报:你有时候会有身份认同的困惑吗?

  阿廖沙:有时候会有人对我身份表示疑惑,但是我不会去解释和辩驳,因为我身上一半是俄罗斯血统一半是中国血统,像俄罗斯人也像中国人。在俄罗斯的时候比较像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比较像俄罗斯人吧。

  新京报:你目前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吗?这个国家留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很适应。其实之前俄罗斯关于中国的信息并不多,我2003年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高楼大厦,马路宽阔,人们对我非常热情,这些情景都让我觉得惊奇。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定居在广州?

  阿廖沙:原本并没想要彻底改变生活,但每次来中国,我都会跟俄罗斯朋友讲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消息让他们觉得震惊。我逐渐觉得,两国之间其实需要有更多信息传递,我可以搭起中间的桥梁。正好第一份工作和广州有关,逗留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学习中文,这里的朋友给了我很多建议,就留了下来。

  新京报:你如何向他人介绍你的身份?会提到你是刘少奇的长孙吗?

  阿廖沙:这个身份我从来不向别人主动提起,觉得不该利用这个身份去获得些什么;如果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正好我们之间也多了一个交流的话题,他们会对我提出很多问题。

  新京报:对方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阿廖沙:你是刘少奇的孙子,为什么会长着一张俄罗斯人的面孔?

  新京报:现在你的工作是怎样的?刘少奇长孙的身份,给你的工作带来便利之处了吗?

  阿廖沙:我从没有利用名声来解决问题,所从事的工作都是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的。我所在的机构,也是一个非商业组织,是促进中俄交流和相互提供帮助的一个平台。

  新京报:你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会觉得自己人生是个传奇吗?

  阿廖沙:我不觉得自己人生是个传奇。我在苏联时期的学习都很顺利,我在航天局也有好的职位,这都是我自己努力奋斗获得的成绩,我爷爷才是传奇,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异国红三代

  勉励自己,不让家族蒙羞

  新京报:中国有一些特有的词语,红二代、红三代,大家会把你称为红三代,你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吗?

  阿廖沙:我知道,我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是这个定义里的人。广州有个新四军合唱团,很多当年新四军成员的儿子、孙子聚在一起唱红歌,我也会和他们接触。

  新京报:中国的红二代和红三代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会觉得你和他们之间存在差异吗?

  阿廖沙:差异肯定有,我生长在前苏联时期,接受的教育和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生长于中国,能很快找准自己在中国的位置,但对我来说,这很困难,如何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需要我去适应。

  新京报:这个身份给你带来负担了吗?

  阿廖沙:是的,这个身份会让我觉得时刻有人在监督,我把祖父的画像挂在办公室里,是为了勉励自己,不让祖父和家族蒙羞。

  新京报:你的家族承受了很多苦难,你如何看待这种苦难的经历?

  阿廖沙:我们家族度过了艰难的时刻,但现在对这一切都有了公正的判断,我会以姑姑刘爱琴为榜样,用坚毅的精神和力量,克服困难。

  新京报:你从刘氏家族里传承的品质是什么?

  阿廖沙:人很难评价自己,我学习、工作都很顺利,容易取得好成绩,家族其他人也是如此,我想传承的品质之一是学习能力。

  新京报:会希望更多人了解你和你家族的历史吗?

  阿廖沙:是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正视这部分历史,才能立足当下。

  (李文静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