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3月26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头版，《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纸风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作者陈锡添和这篇被称为“历史关头的雄文”与邓小平的名字一起，传遍海内外。
在1992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护航。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用七个小短篇依序地记录了1992年1月19日到23日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日子。
针对当时争论最多的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文章还原了邓小平的讲话，给改革开放吃下定心丸：“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转眼间，改革开放已过去40载，陈锡添因1992年的这篇文章，和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2月16日，在人民大学“改革开放40年高端论坛”间隙，记者采访了陈锡添，这位78岁的老人向记者回忆了这篇文章采写的过程、对邓小平的印象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人民大学供图。摄影袁源
“当时姓‘社’姓‘资’问题对人们思想束缚严重”
新京报：邓小平南巡时，国内是一个什么形势？
陈锡添：国内那时是一个关键时期，在思想领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坍塌了，给中国人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走才能不重蹈覆辙？
具体行动方面，姓“社”姓“资”问题束缚了人们头脑，不敢越雷池一步，深圳也被攻击姓“资”，搞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小平针对这个形势，说了很多话。
新京报：去南方视察邓小平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
陈锡添：邓小平说，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能动摇；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不要争论，发展是硬道理，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鼓励人们在改革开放中敢创、敢思、敢冒，不要做“小脚女人”。另外，他要求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当时他提出，希望广东20年内赶上四小龙，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
小平的讲话很朴实，没有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走不出一条新路。南巡讲话后，全国又掀起了改革开放新的高潮。
新京报：邓小平1月19日到的深圳，为什么3月26日才刊发这篇文章？
陈锡添： 一开始跟我们说没有报道任务，小平同志来深圳不报道、不接见、不题词，所以很多记者都不写了、不采访了。
但我觉得他的讲话针对性、指导性太强，决心要报道。如果不报道，将是一辈子的遗憾。
写完稿子晚上担心得睡不着
新京报：文章刊发后，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锡添：1992年全国两会是在3月末，后来报纸送到广东代表团后，各个代表团到广东代表团把报纸抢光了。两会的代表、委员看了报道后，对政府报告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最大的修改意见就是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经济发展速度，从6%改为9%。后来在政府报告中，也作出了修改。
新京报：当时国内形势不明朗，写完稿子后害怕吗？
陈锡添：写完稿子之后，很害怕，晚上睡不着，害怕出事，害怕文章写不好出漏洞，害怕影响小平形象、影响国家大事。
当时根本没想到这篇文章起这么大作用，只想着别出错就行。
“邓小平的话石破天惊”
新京报：您觉得这篇文章被称为“历史关头的雄文”，是得益于什么？
陈锡添：这篇文章发了之后，全国人民看到了、知道了小平的谈话，可以去认真地贯彻落实。
国内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是解决姓“社”姓“资”问题，打破人们思想枷锁，使得人们思想又一次大解放。
新京报：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是什么？
陈锡添：用一句话概括，伟大与平凡集一身。
他一下火车，我一看就是普通的老人家，黑夹克、灰裤子，一脸慈祥，非常和蔼。
采访过程中，他表现出很多童真。比如一种植物叫天鹅绒竹芋，他就问：“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告诉他“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看到“跳舞兰”，他说，真像女孩子跳舞。
在先科公司，有职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听了以后说，“很好听，不走调”。
很多细节反映出，他是很可爱和蔼的老人家。
他的伟大也不需言语，对人民解放事业、人民建设事业功勋卓著。
说实在的，如果当时别人说这话：“资本主义东西可以用，社会主义东西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要挨批的。
他的讲话能起作用，第一是讲的正确，第二是他德高望重。他的话是石破天惊的。
“没有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
新京报：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您怎么看改革开放？
陈锡添：改革开放使得国家兴、使得国家强，就像邓小平说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
其实，改革开放是个必然的过程，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要不断提高改革开放的水平，要向深层次发展。
新京报：改革开放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陈锡添：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大学是学新闻的，但后来没有在新闻战线工作，在湖北日报干了不到一年，就下放接受“再教育”。
42岁的时候，我去深圳特区报重新做记者，我热爱新闻、热爱这份工作。到了新单位，如鱼得水，4年时间从一般记者到副主任、主任，到了副总编，新闻界第一次评职称时，我被破格评为副高级，再过5年，评上了正高级。
后来，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来，深圳市都指定我去采访。所以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市里又指定我采访，我又抓住了这个机会。
新京报：您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有什么寄语？
陈锡添：一定要有大局意识，对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记者要用政治的眼光审视整个大局。
我之所以坚持要写南巡报道，一定程度上是对局势的认识。我理解当时的情况，邓小平的讲话针对性很强，能破解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另外还要练基本功，要有长期积累，要不断实践。年轻人记得要多读书，“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标题是读书读出来的，是李贺的一句诗。
小平来的时候当时是春天，“南方春早”，他的讲话让全国人民知道，必定掀起新一轮的改革春潮，因此我就用了这个标题。
不是看杂志，不是看报纸，看的是李贺诗选，所以一定要多读书。我们那个年代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没有跳舞唱歌，这些跟我们无缘，唯有拼命多读书，多练笔。
这篇文章，如果不是这个题目，估计也逊色很多。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温薷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