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细读新闻就会发现，魏医生确实实现了个人的道德标准与职业准则，可那是当地卫生服务站“特许”的结果。由于是承包性质的卫生服务站，在其中工作的医生每月要达到药品费8000元、治疗费500元、检查开单费1000元。只有完成这些指标后，才能获得1000元左右的报酬。魏医生的状态只是特例，甚至这种特例也是市场经济的另外一种法则在起作用：该卫生服务站大量增加的病人，很多是冲着魏医生来的，就诊数量的增大保证了基本利润。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已经是巨大的利益架构与纵横交错的链条，除了利益，还有更多的因素夹杂其中。医院要发展的动力，商业制药公司赚取利润的动力，以及各种依附于这个架构的利益体的关系，都在助推看病难、看病贵，单单把医疗人员的个人道德拿出来，作为表彰或者批评的理由，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而只可能把矛盾简单化，使得直接面对患者的医生，无形中负担了更大的社会压力。

　  在任何现代国家里，医疗卫生体系的社会服务功能都是一个难题，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个问题也是每次竞选中的大题目，也一直处在调整、试错当中。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在这种需要更多工具理性与技术设计、甚至是医疗之外的政治性因素，都考虑进来的社会工程中，过多引入个人的道德因素，以在个人职业道德上具有出类拔萃自觉性的人作为标杆，这不但对其他医生形成了道德审判，更偏离了所应讨论的真正目标。

　  所以，在敬仰这些为了自己的职业良心，而努力奋斗的医生的同时，更要询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大多数医生没有选择这样一条路？毕竟，只有良善的制度，才可能整体塑造行业及其从业人者的良善，仅靠个人的人性光辉，也许能创造出一角蓝天，但却无法使整个天空都变得蔚蓝。

　□石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