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主张将拘传最长时限从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是“口供至上”、“以押代侦”的传统司法观念在作怪，与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的目标相悖。

　　立法机关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已告一段落，但立法博弈仍在进行。昨日的《人民日报》聚焦了修正案（草案）中的拘传时限。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而修正案（草案）将拘传的时间有条件地延长到“二十四小时”，由此引发激烈争论。

　　立法是妥协的艺术，在寻找妥协之前，先得求同存异，寻找共识。这共识就在于，不管是主张延长拘传时限者，还是支持保留现行拘传时限者，都认同刑诉法兼具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双重功能。而分歧就在于，前者认为非延长不足以惩罚犯罪，后者却坚持若延长必导致侵犯人权。

　　更明确地说，分歧就在于如何把握拘传时限的“度”。从法理上看，不管是拘传12小时，还是24小时，都是对嫌疑人自由权的剥夺。但拘传并不是刑罚，也不是惩罚措施，而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基于“最小损害”原则，在制度设计上理应当尽可能照顾到被拘传者的利益。

　　将拘传时限与惩罚犯罪捆绑在一起，甚至认为不延长拘传时限就不能及时破案，进而不足以惩罚犯罪，事实上还是“口供至上”、“以押代侦”的传统司法观念在作怪。而推进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恰好肩负着推动“人证时代”向“物证时代”转型的使命。1996年刑诉法第一次大修时，将拘传时限定在12小时，正是在这样的大方向下得到了多数共识。这条象征进步的修法，如果只管了15年，就要被新的修法所摒弃，不但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性，也与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的目标相悖。

　　从证据效力上看，口供与物证的优劣也是不言自明的。延长拘传时限，多是为了以长时间的羁押来击溃被拘传者的心理防线，从而获得口供。一些基层警察就道出了真实想法：侦查人员以12小时获取口供为突破口，但嫌疑人大都抱着“扛过了12小时就得放人”的侥幸心理，以对抗侦查。

　　这说明，在侦查人员的脑海中，“口供至上”仍是破案的不二法则。而事实上，口供常不稳定，可信度低，证明力弱；物证却较易固定，可信度高，证明力强。这就是刑诉法要进一步限制以口供定案的理由所在。相反，刑诉法还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走向物证时代，是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因此重视物证理应成为科学侦查的方向。倘若侦查人员都能重视口供但不过分依赖口供，拘传时限的延长也就不那么急切了。反之，不完成侦查理念的升级换代，拘传时限之争就不会有真正合乎侦查需要的博弈结果。

　　修法既要顾及法律本身的稳定，还要顺应时代潮流。拘传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是15年前刑诉修法就已收获的进步果实，得来不易，不需改变。

　　□王刚桥（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