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雷拍摄电影《愤怒的小孩》，父亲黄建新当监制，并找来范伟、张嘉译、江珊等明星加盟。
黄建新和儿子黄雷（左）合影。
（上接C03版）
新人崛起
导演的换代是近年
最让人惊喜的现象
六十岁人的情感表达和鉴赏方式，跟二十几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反映当今社会真实的价值角度的电影，六十岁的人一定是无法拍的，拍了一定是所有年轻人都说“No，错了！”
新京报：近年青年导演的作品屡创票房奇迹，你怎么看？
黄建新：从2011年的《失恋33天》开始，到去年的《画皮2》《寒战》《泰囧》，新导演的时代来了，这个感觉有点像当年第五代导演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电影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这中间虽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还只是个人的转换，这两年是出现了整体上的转换，这是近年最让我惊喜的一个现象。
很长时间我们都说，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来了，在电影圈都呆了这么久了，现在拍片赚钱的还是这帮人，全球都没这种情况。可能由于中国电影结构问题存在得太久了，其他行业都在改革，唯有电影这块是铁板一块，这就使人才的成长受阻，甚至有的人都没办法去拍。
本来导演换代最好的变化是阶梯式变化，每年出现几个新导演。但可能与我们的教育有关，在某一个时期，我们对电影艺术的过高想象和崇拜，其实是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导致了我们有一二十年是断代的，没有任何变化。而六十岁人的情感表达和鉴赏方式，跟二十几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反映当今社会真实的价值角度的电影，六十岁的人一定是无法拍的，拍了一定是所有年轻人都说“No，错了！”不过类型电影还是可以拍的，比如恐怖片就不受年龄限制。
新京报：但我们的类型片是很匮乏的，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黄建新：我们的电影题材是一点点拓展的，其实外片进来之前我们的题材更窄，后来大家渐渐觉得现有的东西是不够的，所以会有很大的质疑和讨论。但为什么总说我们的类型片匮乏，我觉得这与没有分级制有一定关系，分级是建立类型片的一个基础保证。比如战争片，一定会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暴力，有了分级制就可以不让小孩子看，这其实是具有保护意义的。
这就跟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样，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法呢？以前由于种种误读，干扰到很多对分级制真正意义的判断和衡量。
此外，我们现在的电影复制性太差了，这也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构成类型片。类型片是符合全人类的兴趣点的，所以我们的电影放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就会有点麻烦，这也就造成中国电影的展示平台不平等，有些镜头必须剪掉或修改，这样你的类型就变得模糊。
■ “院线电影”思考
艺术片
不适合影院
最近几年我对电影的思考比较多，但一直都没表达，慢慢（思路）开始清晰。什么是院线电影？我一直有个观点，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有一些电影是会退出电影院的，比如艺术片真的不适合电影院。这样的电影一对一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电影多是自己的体会，情绪是不传染的，而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是需要情绪传染的，这也是为什么喜剧、惊悚片总能创下票房奇迹。剩下的就是巨片，因为它满足了观众视觉和听觉领域的想象感。
我们不要再去喊，我们一定要有艺术院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艺术院线渐渐都没了的原因。它不是没人看，但你有个六七十英寸的电视，就会享受到非常好的艺术片的观影体验。像MOMA这样的艺术影院，因为前去观影的多数是电影爱好者和发烧友，所以你的观影感受可能不错，但在MOMA的观影体验跟普通商业影院是不一样的，商业区域的电影院需要经营，就势必要放映那些适合普通观众去观影的电影。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些电影就不存在了，我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电影是有最好的欣赏效果、适合电影院放映的常态。
■ 父子合作
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超过两个月
从小我就没带过他（儿子黄雷），跟他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年我母亲去世，在悲痛程度上他超过我，因为他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这让我很有感触。大学毕业后，他说要考研究生，他是学数学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做导演太辛苦，没想到他说，他要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愤怒的小孩》其实是他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也想帮他一次，就决定做这部电影的监制。我对他的要求比与我合作过的所有导演都更加苛刻，让他改了6稿剧本、差不多筹备了两年才开机，连他的同学都说，我们都拍完了，你这老爹在干吗呢？连机都开不了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说，虽然你跟我有父子情谊，但我有我的行业准则，既然做了你的监制，如果你过不了我这道坎儿，就绝对不能开机。
我找了很多业内朋友来帮忙，还给他配备了最好的设备。第一次，我们父子俩呆在一起超过两个月。期间很多电影来找我都被我拒绝了，因为这对我是最重要的，是我当监制这么多年来最满足的一次。
《大众电影》曾约他写《我的爸爸》，他写了一堆都是“我几乎没怎么见过我的父亲”，我看了心里很难受。其实我原本是不太想说父子档这事儿，怕让别人觉得他是靠老爹来完成这部电影的。但是我想，如果能够很坦诚地把我跟儿子这次合作的感受说出来，别人也是会很感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