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之后，卫生体系建设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经费上投入最多。SARS帮助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SARS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李立明

　　■ 对话人物

　　李立明

　　57岁，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控中心成立，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2004年4月，因实验室SARS病毒传出，8人感染，1人死亡，李立明引咎辞职。

　　“涉及老百姓安全，谁都怕担责任”

　　新京报：SARS期间，你多次带专家到一线调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李立明：我开始一直盯着广州的疫情，广州的疫情曲线是一个自然曲线，从暴发到高峰再下降，符合传染病发病规律。

　　后来，SARS传到北京，管理方面出现问题。北京的曲线是不能看的，从开始基本没有病例，突然每天陡然升高，一天好几百例上升，那是人为的曲线。

　　新京报：当时医院接诊的情况怎么样？

　　李立明：我举个例子，判断流行病标准，重要的是去没去过疫区，接触过SARS病人没有。有这个流行病学标准，再加上临床症状，看肺部片子、咳嗽、发热等，符合的可以诊断为SARS疑似病人，再取血液培养出SARS病毒，最终确诊。

　　当时的诊断标准，直接把流行病史去掉，SARS诊断是由临床大夫主导，只要有这种症状，就先关起来隔离，造成真的假的都关在一起隔离，把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2003年之前，国内每年都有6000到7000名非典型肺炎病人，那时把没有原因的肺炎统称为“非典型肺炎”。

　　2003年那年，几乎没有以前的那种“非典型肺炎”病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可想而知，是当做SARS收治了。

　　新京报：是否也说明医疗技术不到位？

　　李立明：出现大规模SARS疑似病人，不仅是技术问题，涉及老百姓安全、社会稳定，谁都怕担责任，后来就是管理理念、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后来靠什么控制了SARS？

　　李立明：SARS防治靠的不是现代技术，而是传统经验——“三环节两因素”切断，“三环节”是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两因素”是自然和社会因素，把SARS病人隔离起来，切断传染链条，控制SARS。

　　SARS让政府认识到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

　　新京报：2004年中国CDC实验室里传出SARS病毒，北京发生二次SARS疫情，你是因此辞职？

　　李立明：辞职是因为实验室感染，这算是责任事故。当时我站出来承担责任，提出辞职。

　　组织上原本要撤单位副职，他是管实验室安全的。我觉得这没有道理，我是“一把手”，如果处理他不处理我，以后还怎么带这支队伍。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实验室感染？

　　李立明：做实验时出现病毒污染，全世界都有发生，发现病人后，应该马上隔离。

　　但是，当时我们的学生到医院就诊时告诉大夫，他是从SARS实验室出来，大夫说，没事你走吧。我到现在也不埋怨医院，不埋怨大夫。临床大夫没有流行病的防控意识，是以前没有培训过，这个责任不在大夫，也不在医院身上。

　　新京报：SARS之后，医疗卫生方面有什么改变？

　　李立明：SARS对社会事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SARS之后，卫生体系建设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经费上投入最多的，而真正受益的应该是老百姓。

　　新京报：回顾SARS十年，你觉得SARS给我们留下什么？

　　李立明：首先，SARS帮助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其次，SARS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年，中央有关部门出了一个系列纪录片《沧桑巨变》，两集是讲SARS的。影片里讲改革开放后，中国注重GDP发展，而没有关注社会事业发展，SARS帮助中国政府认识到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新京报：SARS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事业的欠账？

　　李立明：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3年4月陪温家宝总理到曼谷参加东盟会议，与会的很多国家代表说，他们首例SARS是从中国传过去。作为中方代表，当时坐都坐不住。

　　后来，温总理提出由中国出资设立东盟SARS基金，帮助他们解决SARS防控问题。一方面显示了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只发展经济不行。就像温总理后来讲的，“两手都要硬，两条腿要一样长”。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