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凡。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凭《白日焰火》里的张自力一角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让廖凡认为“终于有了一点值得去说的东西”。而此前，不少业内人士曾表达过对他的肯定，认为他是一个“随时准备走红的人”。

　　这部电影出现在廖凡人生的低谷——拍《建党伟业》时意外坠马，肩部被钉了12根生物钉，躺在床上，他第一次对自己坚持了这么多年的事产生了怀疑：“我有必要这么玩命吗？”这突然闪过的怀疑又把他拽向痛苦的泥潭：“我怀疑这事儿干吗？”

　　“他为这个戏付出了非常多。”这是《白日焰火》的导演刁亦男形容廖凡最频繁的一句话。而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廖凡仍然强调，这部戏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你工作了那么久，这个东西足以作为一个节点，把过去那些东西都忘掉，然后重新开始。”

　　如果早给我，会让我少走弯路

　　新京报：如果“柏林影帝”在三十岁的时候给你，会不会有不同？

　　廖凡：当然会，如果三十岁给我，它会让我少走更多的弯路（笑）。

　　新京报：但在四十岁时获得它，是不是也会让你更理智地看待它带给你的东西？

　　廖凡：就像我原来说的——大家都觉得我有点瞎编，不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甚至拍完后可能所有人都骂，但我也会觉得这是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也许是因为当时自己正在低迷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东西，觉得终于可以去结束这样的低迷——工作那么久，走了很长的路，你觉得这个东西足以作为一个节点，把过去那些东西都忘掉，重新开始。拍完的时候正好是我39岁生日，按照南方的习惯，也就是40岁了。

　　新京报：你用了多久时间走进这人物，又用了多长时间走出来？

　　廖凡：那一年，开拍前就只拍了一部很短的电视剧，之后没再接其他戏。因为电影里的跨度有夏天和冬天，中间都是在等着冬天的到来，所以就拍了这一部作品。

　　新京报：你曾说在极寒的条件下，表演已经无法控制，只能用本能去演？

　　廖凡：冷的时候容易偷懒，想很快把这些事对付过去。但你又不可能对付过去，还得尽量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所以有时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表达。

　　新京报：那我们可以在张自力的身上看到廖凡吗？

　　廖凡：如果我去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许我会比他做得更过吧（笑）。

　　接受荣誉前已做好最坏打算

　　新京报：你接戏的标准是什么？

　　廖凡：（角色）好坏别太分明就好。

　　新京报：有人形容你是“艺术的苦行僧”。

　　廖凡：说得太惨了！我有那么惨吗？太矫情了。如果喜欢干一件事，你就能接受它带来的所谓“艰苦”；如果你觉得不值得坚持，那就不去干，不用觉得特苦、特惨。

　　新京报：你如此爱这份工作，为何又曾感到沮丧？它在哪里让你觉得它亏待了你？

　　廖凡：以前做一些事会毫无保留地去做，但当你遇到一个挫折时，你回想起来，确实是会有些害怕，觉得可能再多一块砖，或者摔的姿势再歪一点，可能就没法再从事这个职业了，你就会后怕，然后怀疑，会想，我需要那么做吗？有必要那么去玩命吗？要那么去不计成本地去干这事吗？这种怀疑会让你沮丧，沮丧于“你这么怀疑这事干吗？”

　　新京报：你拿奖后，孟京辉欢呼说这是“理想主义的胜利”。

　　廖凡：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是理想主义的一分子。

　　新京报：选择这部电影也是理想主义吗？

　　廖凡：也不能叫理想主义吧，但我觉得这群人还是相对很单纯。在接受这些荣誉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为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像导演（刁亦男），能干自己喜欢的事，他可以把其他所有东西抛弃，而且不是说“等价兑换”，抛弃多少我就要得到多少，他可以不要这不要那。这种状态、心态特别好，而且还不着急，也不上火，踏踏实实地在那儿做，很平静。

　　■ 角色解读

　　其实他已动了真情

　　新京报：你对“白日焰火”的理解是什么？

　　廖凡：他（张自力）确实只能在那个时间去释放某些想表达的情绪，已没有任何其他机会。这个释放的信号是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也许是一种致歉，不是那么单纯的，毕竟到后面他似乎才发现，他以为是他设置的虚假爱情游戏，其实他已经付出了真的东西，只是那时不自知而已。

　　新京报：看到最后他跳舞那段时，我感到自己在发抖。心里特别酸，但又无法解释。

　　廖凡：是，他就是有一种酸楚。每人看完感觉可能不一样，比如我去看首映，看到他（张自力）回到同伴中庆功、喝酒，话都是我们当时随着情绪现编的，就两句词，看到那儿我觉得特别难过——当你回到一个正常的现实中，你却变得虚假起来，而当你在你以为虚假的情境中，其实你已经动了真的感情。那种错位……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