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表现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画作。攻占巴士底狱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在这场大革命中有25万人直接丧命。
初看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一书名，直接的反应可能会是：这会不会是一种善良但不无天真的呼吁，甚至是一种“心灵鸡汤”似的心理抚慰？但其实作者的态度是冷静的，方法也是学术的，他认为尽管人性在近万年来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还是在保障生命这一最基本的方面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进展。他主要用事实说话，尤其对数据敏感，通过各种分析，包括大量统计和图表，指出人类历史中一个基本趋势是明显的：即暴力在趋于减少，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人类在五千年前出现国家以后就大幅减少了暴力，尤其是近代以来，又尤其是最近七十年以来，在减少暴力方面甚至可以说取得了飞跃的进步。
天平决定性地摆向善的一边
平克书名所说我们本性中的“善良天使”（better angels）的说法来自林肯，人性中与之对立的因素他则称之为“心魔”。在中国的历史语汇中相应地有一个或更平实的说法，即孟子所言人性中的“善端”以及“恶端”。在人的本性中，同时存在着向善和向恶的两个源头或两种可能性。所谓“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议其实常常是争论这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大一些，或者说讨论的范围主要是面对哪一个领域。相信人性中的“善端”或“向善心”超过“恶端”或“向恶心”的，或许可以将此作为一个证明：甚至作恶要想有效都不得不常常假冒为“善”——一种个人的伪善或群体的 假“善”，而善永远不必假冒为恶。而我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是：哪怕人类向善的可能性只是稍稍超过向恶的可能性一点（better同时也是bigger），那么就像两边放着善恶两种砝码的天平一样，最终天平还是会决定性地摆向善的一边。人类这一暴力减少的历史大趋势，或许就是这一天平迄今摆向了善的一边的最好证明。
人类在进入文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已经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比如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预期寿命的普遍提高、文化和信息的广泛交流和传播、高科技成果的全民共享等等，但最重要的进步还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确变得比以前更和平了，人们比以前更安全了。虽然还是有恐怖活动，有局部暴力，但死伤的人数其实已经远不能和大规模战争和凶杀、酷刑频繁的年代相比，包括一般人也基本不是生活在生命受威胁的日常恐惧之中。甚至许多仍然存在的恐怖事件之所以引起震惊，骇人听闻，也是反映行使暴力者更绝望了，而这种暴力行为其实也是更稀少了，想想就在不远的过去，还时有一连串的屠城，有士兵普遍提着首级论功行赏，而那时还没有今天舆论和新闻的震惊和谴责，所以说，更重要的是人们心态的调整，对暴力的拒斥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心态，有些残暴行为已经成为人们不假思索就将拒绝的禁忌。
平克总结出六个暴力减少的趋势，如果我们按照时间次序来叙述大致是：1.大约五千多年前，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人类开始出现国家，此前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经常出现的劫掠和打杀大幅减少；暴力致死的人数由无政府状态下的占人口比重的15%降到了不足1%，即便是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暴力死亡率也至多是1%-3%。2. 近五百多年来，开始了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的进程”：欧洲分散割据的封建小邦整合为中央集权的大国，并形成一个支持商贸发展的架构，这期间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10-50倍。3.“人道主义革命”：即近三百多年来，经过欧洲理性的启蒙运动和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推动了各国废除那些此前社会常见的暴力形式，如暴力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迷信杀戮、残酷处罚和虐待动物，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
但到20世纪上半叶有一个中断，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才有了重新的进展：4.“长期和平”：“二战”之后七十年，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5.“新和平”：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包括内战，种族清洗，专制政府的对内镇压，以及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在下降；“代理人的战争”没有了，其他武装冲突的发生频率和烈度也减弱了。6.“权利革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通过接连不断地争取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的社会运动，人们对较小规模的暴力行为——如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这些弱势者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动物——也越来越反感和拒斥了。
也就是说，人类暴力的减少是全方位的，是范围在世界上不断扩大和程度不断加强，它涉及从家庭、社会到国家、国际的各个方面：家庭暴力的受谴；学校和父母对孩子体罚的大幅减少；社会凶杀等暴力案件的大幅降低；内乱等各种武装冲突的减少；国际大规模的战争几乎绝迹。它在近代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曲线，尤其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一个陡降。
用数据和事实呈示暴力减少的趋势
平克注重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当然，这其中有些数据，尤其是较早时代的数据只能是根据一些局部情况估算出来的，其准确性还可以再商讨，但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暴力减少的趋势看来是很难否认的。另外，最近七十年来的有些事实则是当代人有目共睹的，只是平克将其中一些“归零”的事实特别鲜明地归纳如下：
尽管1945年首次使用了核武器，但这之后的战争中再无使用核武器，包括战术核武器。
尽管1945年以后出现过冷战，有过代理人的战争，但两大敌对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战场交火记录为零。
1953年之后大国与大国之间的交战次数为零。
1945年之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国际战争为零。
1945年以后，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44个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战争为零。
1945年之后，发达国家通过征服其他国家的领土扩张为零（甚至不是零，而是负数，即欧洲国家通过将大片殖民地移交给独立国家而基本都收缩回欧洲了）。
1945年之后，因为被征服而亡国的国家数字为零（一个短暂的例外也许是科威特被伊拉克入侵占领合并，但它很快又复国了）。而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都还有22个国家被占领或吞并。除了一些国家从原先国家的分离和独立，今天世界各国地图的边界和1950年时候的世界地图相差无几。（平克书中数据截至2011年）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作者：[美]斯蒂芬·平克
译者：安雯
出版社：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作者平克
道德精神的力量一直在起作用
尽管平克此书原文初版是在四年之前，有的说法或还需要再行分析调整，但这些“归零”的基本事实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还是此前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即敌对的两个超级大国克制地没有使用自己所掌握的最强大武器（有一段时间还是仅仅一方掌握核武器）；双方在几十年时间里对峙却还是没有真的打起来；世界上越是发达、收入高的国家越是不打仗了；全球近七十年里连一个弹丸小国也没有亡过，更不要说一个大国了。这的确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观。要知道，此前的世界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世界征服史，世界各国的版图不断根据武力的斗争而被改写乃至清除。
也许可以说，正是在这最近的七十年里，人类取得了减少暴力的最大进步。我们现在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总体最和平的时代里，死于人为暴力的人数最少。这是人类迄今取得的最伟大的生存进步，也是道德的进步。由此我们也的确要改变我们的一些过时的重要认知，比如说，认为历史只能用强力和暴力说话，看谁的拳头最硬、武力最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可能确实如此，但最近却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变化。还有比如认为大国崛起都必须通过战争，以及“国强必霸”，但这看来已是不再适用的历史经验，是“陈旧的逻辑”。有悠久海盗传统的北欧诸国早在近代就转型为商业贸易为主的国家并持续繁荣，当代统一了的强大德国也没有再对他国和世界构成任何军事上的威胁。
平克在指出“人类暴力减少”这一趋势方面的确是很成功的，在我看来，很难否认他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支撑的这一结论。对“暴力为什么减少”的问题上，他也做了相当仔细的分析，虽然涉及原因的问题本身就是更复杂的，探讨因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其他学者还可以从多方面补充和探讨。而我比较关注的是，在这一暴力减少的过程中，道德有没有起作用？或者说起了什么作用？还有它是怎样和其他因素配合起作用的？乃至一种高调但却虚假的“道德”是否还起了相反的作用？
我深信道德一直都在起作用，包括在过去的历史上也是起了作用的。如若不然，世界就会是一个完全弱肉强食的世界，人类也许都不会延续至今了。道德初始的确主要是通过良知、观念和舆论这些比较“柔软的手段”起作用。它总是会通过人们的恻隐之心，通过较开明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舆论，有时是通过有些掌握权力者的内心起了作用，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渗透和凝结到制度之中，从而即便在古代，也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柔化和削弱残忍，并一次次将一些社会从濒于死亡中解救出来。但很遗憾的是，在近代之前，道德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也没有形成持续强有力的约束强权、从而也约束战争的制度。
而近代以来出现的两次和平主义的浪潮，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浪潮表明：人道思想和权利观念的宣传和普及、社会运动的压力，使强势一方乃至拥有强权者也发生了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而如果说占有强得多的实力和武力的一方主动采取措施来减少和消除暴力，那么，这也一定是内在的道德精神力量起了作用。例如19世纪美国内战最终废除了黑人奴隶制，是得到北方的大多数白人率先倡导、支持，乃至为此捐躯的；而20世纪60年代的少数族裔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斗争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占多数的白人中有许多人支持这一斗争，乃至联邦政府也加入进来。虽然少数族裔自身的抗争也绝对必须和重要，但如果只是族裔之间的实力斗争决定一切，处弱势的少数族裔无论如何也是抗衡不过占多数且掌握优势资源的多数族裔的。还有一些强国不再侵略和征服他国领土，甚至将以前侵夺的领土奉还；更不要说最近“权利革命”的受益者，可以说都是弱势的一方。而她（他）们如果没有来自强势方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其间最引人注意，也最令人安慰的是，以上变化甚至多是强势一方的一些人主动变化，率先变化，这种改变主要并不是因为受到外力的压迫，而毋宁说是受到了内心的压迫，即道德观念首先在一部分人中发生了变化，后来扩展到大多数人，这就是道德的作用了。如果是强势的一方主动让步，甚至主动为弱者呼吁，就一定是道德起了作用而不是强力起了作用。
道德理性的进步对暴力减少至关重要
平克分析了四个带我们走出暴力，减少暴力的“天使”：第一是移情（empathy），这似乎是一个非道德的中性词汇，但平克也承认，从20世纪40年代这个词迅速流行以来，它就开始具有了一种很接近于“同情”（sympathy）乃至“悲悯”（compassion）的新的含义，即具有了一种道德情感的含义。第二个“天使”是自制。第三是一种道德感，平克在这里没有尝试去区分两种道德：即一种是真正的约束行为手段的低调道德，另一种则是追求完美理想目标的高调道德。但他指出人类会用“道德感作为原谅自己残忍行为的借口”，谈到宗教战争和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再加上个人追求自助正义而杀死的人数，肯定要超过不道德的掠夺和征服造成的死亡。第四则是理性。理性带来了彼得·辛格所称的“扩大的圈子”，人们不断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设人如己。这也是一种使人不断上升、不断提高抽象能力的“理性的滚梯”。
我想人的道德能力或可以更恰当地归纳为三种：第一是道德理性，首先是学会以普遍平等、即从所有人能够和我互换的观点来看问题，当然，这个“普遍”的范围是必须不断扩展的，它必须扩展到所有“理性的存在”，扩展到所有人才是真正意义的理性的普遍。第二是道德情感，即同情、怜悯、恻隐之心，这实际是我们道德行为的最初推动力，即道德的源头或发端。第三是道德意志，或者说一种能够按照道德原则或规范行动的能力，由于这些规范主要是否定的禁令，也可以说这种行动力主要是一种自制力。所有这三个方面，即道德的知、情、意的三个方面，可以统称为我们的道德能力。
借助于上述分析，在我看来，对暴力的遏止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取得最大的进步，首先和关键的是人们的道德理性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不再局限于某一狭隘群体之中，而是开始从普遍平等的观点看待全人类，这就带来关怀所有人的“人道主义的进步”和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的进步”。其次，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扩大，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大量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的涌现，人们的道德感情——同情之心也大大地增强和扩展了。最后，法治的加强、国际组织的出现也从制度方面加强和提升了人们的道德自制力。而所有这三方面的道德因素又是相互配合起作用的。
暴力的减少归根结底是人性中善端对恶端的胜利。无论如何，暴力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减少了，退缩了，而这种暴力的退步正是人类良知的进步，是人类道德的进步。而且，今天所形成的对于战争、暴力的广泛否定，乃至对某些残暴行为构成了一些普遍禁忌，也说明达成一些基本的道德共识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有可能的。
正如我们从中国历史所看到的，中国自古重视保存生命的思想资源也很丰富，反对暴力，感时忧生的思想从《诗经》的年代就已发端且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思想和知识界，比如在中国先秦的几个主要思想流派，包括儒道墨，甚至早期法家和兵家，都希望尽量减少暴力的战争：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墨子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反战“非攻”，甚至连兵家的《孙子》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我们的确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早就有很丰富的反对暴力、重视生命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上为什么却仍然战乱不断，不仅制止不了国内外的战争，其他方面的暴力也常常多发或复燃？
电视剧《三国》剧照。学者刘再复认为，名著《三国演义》崇尚暴力。
道德观念与制度的配合
这里的原因可能大致是：中国古代的先贤虽然从来不缺乏忧民伤生的道德情感，但在采用一种普遍平等的道德理性观点的方面却可能有所不足，制度的建设也不够有力，以及过去的世界还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比较崇尚武力的时代。而这也许还说明，仅仅依靠道德意识还改变不了一个强权的世界，道德还必须要有其他配套的因素，还必须浇铸于制度。没有制度的配合，道德仅凭自身还是不可能取胜。暴力突然在近代世界迅速减少，主要的原因可能恰恰就在于有一种道德观念与制度的配合。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转而关注人类暴力减少的环境因素或制度力量，我在此想主要根据平克引述的康德的观点适当再做一些推演。按照时间的大致次序来说，暴力减少的第一个原因大概却要归功于饱受批评的“国家”。在一个人们生活联系紧密、交通方便的地域里，一个统一的、甚至是中央集权的较大国家，比起诸多较小的、封建割据的国家和城邦来说，至少在客观上更能防止冲突和保障生命。在欧洲，这正是最近五百多年来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则发生得更早。但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如果走向极端的个人专制乃至极权主义，它又的确是相当危险的，然而，随着民主化的浪潮，在近百年，尤其近数十年来，民主的大国看来远比专制的大国更能保障和平。甚至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几乎不再发生战争。
这是国家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经济，欧洲在脱离封建割据的时候，还发展起商业贸易及保护性制度架构，这样，就提供了和平双赢的可能性而不必走向争夺领土和资源的零和博弈。还要提到国际组织，包括跨国界的民间组织却在近年来发展很快，在制止战争和缓解冲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看到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道德，否定制度的伦理意义。我们也要看到，有些制度的兴起是和道德有关的，是有道德的动机和行为参与发动的；还有些制度本身也就体现了一种道德性，比如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道德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对无法无天的专横统治的道德性；市场经济对指令经济的道德性等等，前者体现了一种将所有人尊重为道德主体和对象、普遍平等自愿的原则。
道德都应该以止杀为第一义
但会不会还有一种虚假的“道德”、“正义”乃至“高尚”反而会起一种催生和强化暴力的作用？如此我们就不仅要观察暴力减少的原因，还要观察暴力增加的原因。平克列举了五种导致暴力的“心魔”：1、扫清谋利道路上的障碍的“捕猎”动机；2、寻求权力、地位和名望优势的支配欲；3、报复心；4、施虐狂；5、意识形态。追求权、钱、名的前两种动机和纯粹以折磨别人为乐的施虐狂我们姑且不论，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不道德或至少非道德的。这里比较复杂的是报复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往往是直接以“正义”、“道德”、而且是最崇高的“道德”之名而施暴的。也就是说，在此心魔和天使是混在一起的，或者说，心魔正是打着高尚“天使”的旗号。
报复很可能是自身先受到了侵犯，如此报复的行为的确有某种正义性，但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不足和道德标尺在对人对己上的偏差，很可能发生报复对象错误和报复行为过当的问题，人们很容易夸大自己所受的伤害，乃至会预防性地发动进攻以解除自己未来可能受到的威胁。这样，这种初衷有一定合理性的“报复的正义”，就很可能变成一种残暴行为，最后陷入一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所以，追求一种“无限正义”、一种“彻底正义”是有危险的，或者说，是人类试图承担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上帝才能承担的、其实人类无法胜任的工作。所以，当有人说：“想要和平，就先为正义而战斗吧”，平克不赞成这一说法，而是认为“想要和平，就先为和平而奋斗吧。”我认为这后面的理由在于：保障生命的和平恰恰就是最大、最优先的正义。
意识形态与群体信仰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它是总体性的，涵盖范围很广的，往往是追求一种至善的。它们具有一种引导人类的理想主义的意义。但是，如果在这一至善的狂热信仰者看来，这种至善是可以证明所有有助于实现它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包括暴力和欺诈等等的话，它们就不仅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还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内部迫害和清洗。宗教战争以17世纪初欧洲发生的“三十年战争”为例，死亡总人数估计是575万人。而当宗教战争基本消停后，又有意识形态的战争和清洗，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有25万人直接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动荡中丧命，在其间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又有200万-400万人被杀害。更大规模的灾难则是发生在20世纪。
故此，我们有必要为道德正名，尤其是给走向现代社会的道德下一恰当的定义。我们不否认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信仰者里有许多真诚和高尚的人们，更不否认人们对高尚人格和终极关切的个人追求的重大意义，但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无论从个人道德还是制度伦理来说，道德都是应该以止杀为第一义的。道德应当是一个所有人能够共同生存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可以对别人和别的群体发动攻击的高地。道德的一个通俗的概括性阐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人可能会说，人们的“不欲”多着呢，怎么处理？人欲望什么，不欲什么，的确很复杂，有细微的千差万别。但如果我们是从普遍的或社会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只能处理一些基本的不欲，而这些基本的不欲是可以普遍地观察到的，即人们普遍地不希望自己被无端杀害、被抢劫、强暴和欺骗，尤其是不欲自己被杀害是最为基本的，可以放在第一位。生命如果没有了，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可杀人”的一个更正面、更全面和更具实质内容的表述是保存生命的道德原则，这一生命原则坚持一是不可暴力剥夺和戕害无辜者的生命；二是应当平等地给所有人提供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那么，在这生命原则内部的两条中，前者不可杀人又是更优先的。而整个生命原则相对于自由权利的原则和经济平等的道德原则，又是居于第一位的。如果借鉴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来说，就是我们对霍布斯有关保存生命的关注和讨论，应当更优先于对洛克有关自由和卢梭有关平等的讨论。
这本书对中国来说适得其时
我认为平克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来说是适得其时的，因为他不仅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看到了人类一个最重要的进步，给人们以信心；而且，它还可以让我们据此观察我们社会的隐忧，观察我们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中国最近七十年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前期还有政治运动的动荡，但总的说这七十年大致保证了国境之内的和平，而近年尤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中国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隐患，甚至有时会让人觉得存在着世界上最广泛的观念隐患。上面谈到中国历史上反对暴力、重视生命的思想源远流长，但中国历史上也一直还有另一种轻贱生命、崇尚暴力和权谋的思想流行。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指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两本《三国演义》和《水浒》，就是相当崇尚暴力和阴谋权诈的。由于长期等级社会的缘故，下层民众的一些基本权益得不到明确的法律保障，加上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提升有限，而中国人又重视多子多福，以及历史上的外部环境是尚武的游牧部落，在某些人口大量增加，天灾人祸、内乱外患并行的情况下，生命就会在人们眼里变得相当的低贱，造成大量的生灵涂炭，人口锐减。
而在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我们又常常深陷在一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斗争哲学的迷思之中，好斗、好战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清理。许多人还在相信把全民、甚至妇女、儿童也卷入进来的“总体战”的“伟力”，有的知识分子也在试图重新论证它的正当性。心中有阴影的人看到世界上到处都是阴谋；心中有敌意的人也觉得世界上到处都是敌人。而过度渲染战争危机反而有可能带来战争危机。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还不时浮现出暴戾之气，在网络上也能够发现许多人们对暴力和强悍的崇拜，对酷刑死刑的迷恋。这些观念的确许多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还主要是在民间流行，但如果那一天它们变成一种压制性的主流舆论，变成一种甚至能够绑架政治权力的“政治正确”，那就是真正危险的了。
平克的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的书，一本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道德的书，一本促使我们深入观察和思考的书。但我以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还依然保留是一个挑战，虽然作者努力在书中做了解释，认为和传统社会、尤其原始社会相比，20世纪并不是那样糟糕。但是，我们如果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和一战前的欧洲相比，却明显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所以说，道德的最大进步在20世纪，道德的最大教训也在20世纪。人们心中可能还是会存有疑问：欧洲在前几个世纪已经取得“文明的进程”和“人道主义革命”的巨大进展之后，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低谷？我们目前的确有幸走出了这一低谷，但今后的世界上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低谷，甚至会不会出现再也走不出来的深渊？
总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世界的历史，改变一种过于好斗、甚至觉得外敌环伺的认知；我们也需要重新改造我们的道德，改变过去陈义过高、理想过甚的“道德”。我们也需要继续推进，努力解除人类其他方面的苦难，但解除和防范来自暴力的苦难总是应当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因为的确有过这样的理论：把其他的所谓“隐性暴力”、“微观暴力”说得更为根本，更为优先，甚至有人认为为了消除这些借喻的“暴力”而可以使用真实的暴力，乃至必须通过真实的暴力。我这里想再次强调的是，尽量减少和消除对身体的暴力戕害永远是第一位的。道德，以止杀为第一义。□何怀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