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和老公的相处之道就是，留给彼此独立的空间，也让彼此更自由。
多年来，小宇宙强大的奶茶刘若英持续携带着一种神奇的磁场：当你坐在她面前，听她缓慢地讲出每个字句，会自动随之沉淀下来，听她讲故事、说道理。无论是日常被疏忽的小细节，还是跌宕人生必经的大哲学，在她的口中、笔下，都不会被当做平淡的鸡汤，而是被拥趸视为“真经”，照单全收。虽如今，她已经不再是唱《一辈子孤单》，被人猜测恋爱，跟自己较劲儿的刘若英；也不再是一个人KTV，与大家分享失恋心情，舞台上《为爱痴狂》的奶茶。结婚、生子，这些从前被以为不会发生在她身上的剧情成为现实，从新书《我敢在你的怀里孤独》到新专辑《我要你好好的》，铅字行距，音符间隙都在提示着她的成熟与蜕变。
再一次面对她时，我们可以确认奶茶的磁场还在，内核没变，并且她将与她爱和爱她的人们，一直活在那个传说中的“同温层”。
PART 1
新专辑《我要你好好的》
生完儿子后曾想过不再唱了
新京报：之前有读到新专辑的文案，其中提到在你自我提问“我还要唱下去吗”后，李宗盛大哥给你的“当头棒喝”，反问你“难道你已经没有想说的话了吗？没有想唱的歌了吗？”很好奇，这个剧情发生在怎样一个场景下？
刘若英：是在飞机上，有一次我从深圳飞台北的时候碰到他，他问我说还唱不唱，我说我可能不想唱了，然后他就对我说了这段话：唱歌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冲动，是为了对生命的热情。
新京报：所以，为什么会产生“不想唱”的念头？
刘若英：因为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唱的很多歌，都反映了我当时的一个状态，像《渴望爱》《等待爱》《成全》《痛苦》到《一辈子孤单》，那些状态与听流行音乐的人的年纪比较同步。我现在结婚了，有了儿子，跟我一样状态或者有一样心情的人，他们还听不听华语歌，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一直听《一辈子的孤单》也很奇怪。在李宗盛讲完之后，我觉得也许他是对的。之前认为很多人开始走入家庭，有了子女就不太听流行歌，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听什么。那好，我就继续很诚实地唱我心里面的歌，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变成熟了。这张专辑不见得是要讲婚姻或者小孩，其实就是在讲我这个年纪对于生活的一个感受。
新京报：所以新专辑《我要你好好的》里面，你觉得最有剧情，偏爱的是哪一首？
刘若英：很多，每一首都很呕心沥血，这张专辑其实很像《很爱很爱你》，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机。像《陪伴者》是姚谦帮我写的，他曾是我唱片公司的老板，也是很了解我的人。我跟他邀约歌词，他说先给他两个礼拜看书，看完再写。我心想“有这么复杂吗？”等到歌词写好后，我发现它就像一首诗，他很知道我最想要的那种陪伴的方式不是每天溺在一起，而是给对方空间与自由的一种陪伴。像《一路走下去》是黄婷填词的，我们认识时她才上高中，现在已经是台湾数一数二的作词人了，这一路不是走下去，而是熬出来的。所以，她把曾经我跟她聊天的所有，她认为的经典名句凑在一起，变成歌词，里面每一句话都是我在不同场景下说过的。
新京报：所以这张专辑算不算复活了你唱歌的想法，以后会继续保持这个状态，记录自己的每一步吗？
刘若英：我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也不知道我会出这张专辑，我也不知道自己会结婚，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有小孩，所以真的不知道，走到哪个时候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会永远对生活充满好奇，我希望我那个好奇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样才可以有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听故事】
《我要你好好的》
这个“你”可以是任何人
讲述的是一种陪伴，朋友与朋友之间其实不见得常常见面，大家各有各忙，可是心里面都会知道在为彼此打气。它是咖啡因乐队的作品，最初的歌词不是现在的样子，也只有我一个人唱。公司建议要不要找几个朋友一起，那么就需要重新填词，后来找到了Hush。因为不是非常熟悉，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告诉他我想传递的想法，分享了跨越时间、地点，延伸到世界每个角落的感情。
我跟周迅是从《人间四月天》认识的，17年了，她就像个精灵，你泼给她身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但是里面的内核是不会变的。跟汤唯虽然是这几年才相识，但也是一见如故，她很像水，好像很柔但以柔克刚。桂纶镁就像小女孩，她有她坚持的部分。她是现在台湾演员里面，很用心地在对待她自己身为演员这份工作的一个女生，我在她身上看到自己之前的影子，认真在做自己的事。标题的这个“你”，可以是每一个人，朋友、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歌迷，我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
《我懂了》
歌迷交上“同温层”作业
这首歌的词曲是阿超，是最后一首被收进专辑的作品。某个平凡的早晨收到了这首《我懂了》，走进录音室试唱的时候，我就落泪了：原来这首歌一直在等我。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阿超是我的歌迷，有一天，我看到脸书里有个朋友转了Hush写的文字。两年前，Hush帮孙燕姿写了《克卜勒》，那时阿超在下面留言说，“好羡慕你，能给你的偶像写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帮奶茶写歌”。于是，Hush就把两年前他的留言翻出来，说你做到了。我现在经常会遇到这种状况，访问的记者会说，“我是因为你才进娱乐圈”，拍戏时美术跟我讲，“我是因为你才念电影学院”。有时候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可是又想，如果因为我而找到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而我也还没被这个市场所淘汰，多年以后一起合作，这实在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好期待曾经喜欢我的人帮我做事，因为他们一定比别人了解我。我形容我跟他们之间就是“同温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温度，人与人之间除了缘分以外，有些东西是同一个温度才能够感受得到。
PART2
新书《我敢在你的怀里孤独》
即使无言以对也不尴尬，这才美好
新京报：读了你的新书《我敢在你的怀里孤独》，独处和相处这个命题是怎么产生的？
刘若英：多年前我的第一本书《一个人的KTV》，里面讲了很多一个人独处时做的事情。那时我一个人旅行、看电影、KTV，朋友多少投以不可置信、同情……总觉得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大多是因为找不到人陪。说不定，一开始真是这个理由，但慢慢地，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发现比起人来人往，我更加喜欢一个人去感受、完成这些事。而这本书，我像一个采访者，选择卢广仲、五月天玛莎、石头、陈绮贞、林奕华、宋冬野、王浩威、詹仁雄等9位好朋友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现在回想起来，在生产前，安排写作这本书，对我来说，也许就像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般，在进入人生另一阶段前，并试着寻找未来可能会走的路。
新京报：书名又有着怎样的来头呢？
刘若英：在对谈时，王浩威王医师分享了一个令我拍手叫好的说法，这是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说的，他认为完美的相处关系是“窝在爱人怀里孤独”，刚开始恋爱的情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总会走到无话可说的片刻，有些人碰到这种状况会感到紧张与不安，生怕两个人的关系无法继续，但真正成熟美好的关系是——即使两人暂时无话可说也无所谓，相对无言，就暂时沉默，可以静静地躺在对方的怀里孤独，这是两人相处互相信任的极致表现，也是最高境界。
新京报：如今组建了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宝宝，你现在又是怎么理解独处和相处的关系呢？
刘若英：一个人需要的空间不用太大，有时候，一个套房就够了；两个人就不同，那不是一个人空间乘以二的算术题。人的一生，不是在争取自己的空间，就是在适应别人的空间。在相处上，遇到状况我们常会说“没关系”，将就一下就过去了，但其实应该是让“没关系”变成“根本就没这个问题”才对。人与人最好的关系是你在他的面前是放松与信任的，有时候你的快乐不快乐，你的低潮或者孤独的感觉，这些东西是与他人无关的。比如我常常说我要静一静，其实我并不是因为你来了，想静一静，而是我在这个时候必须要面对我自己。但我们通常都不敢讲出来，因为一讲对方就会觉得好像是针对他。我现在与亲近的人都保有这种关系。
现在虽然很忙碌很辛苦，但却是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可以把私人时间留给家庭，同时又在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我很贪心，但无论是写书、唱歌，每一件在做的事情都让我很快乐。
【听故事】
独处
这事我从小就习惯了，好似本能
从我有记忆以来，独处就是我的生活样态。父母在我两岁时就分开了，我在祖父母家长大。从小就自然而然地拥有自己的房间，或许这就是我习惯独处的起点。我祖父是军人，家里的管教很严格，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与某种安全上的顾虑，他不太让我出门玩。
我姐曾经因为受不了这些，在搬去祖父母家住没几天就离家出走了。但我却不以此为苦，反正，我也经常懒得出门，安静呆在家里，我可以自己找到许多有趣的事做。比方说：找家里近七十岁的副官陪我打羽毛球或是请两位加起来一百五十岁的老家人帮我拉起用橡皮筋串起的长绳，玩跳高游戏。因为家里没有其他年轻人，更别说其他同龄玩伴。
我很习惯一个人玩，一个人躺在床上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着各种事情。我从未因为一个人呆在房间而感到害怕。这是我从小就习惯的事，类似一种本能。独自一个人拥有一个空间，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必要条件。我还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的衣橱里面，自顾自地玩起扮家家酒的游戏，一人分饰多角，编织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故事。那时候，为了揣摩被打的心情，我还试着赏自己耳光。说起来，这说不定是我日后从事创作与戏剧演出的开端。
相处
我和婆婆就相处得很好，像朋友
大家好像觉得，找人结婚、生孩子不太像是刘若英会做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结婚生子这件对大部分人来说（也许）算是稀松平常的事，却有可能是我生命中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我的生活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我感激我的伴侣纵容我保持了这个独处习惯。过去如果你听到我跟先生在同一个时间出门，却到不同的电影院看各自想看的电影，恐怕会觉得“你们夫妻感情不睦”；如今我们的朋友会说“真羡慕啊，你们各自有各自独立自由的空间”，这十几年过去，整个社会对于独处有了不太一样的评价。能“选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现在既然选择了“相处”的这条路，即便我必须放弃一些独处习惯与模式，也是应该的。慢慢地，我也能感受到另一种生活的乐趣。
有访谈问过我与婆婆的相处，这个本应该让她来回答。（笑）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好，把彼此当朋友。之前我还没到北京，就打电话说想吃烧饼，于是她做了10个还让我带给工作人员，离开前又打包了30个让我背回台湾。不在于吃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我妈不太会烧饭，但是她很会洗衣服。有几次在外面吃饭，红酒被打翻在身上，有人建议我扔掉，说肯定洗不回来了。我装了塑料袋给我妈，第二个礼拜回家，衣服像新的一样。在这一点上，我很幸福，她们也很幸福，能够被需要，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古珺姝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