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观我

　　应赫尔辛基大学之邀，近日在这座口碑卓著的北欧知名学府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传媒文化的讲座，并参加了一个主要由芬兰学者构成的研讨会。开讲之前，这边的同行便提醒我：芬兰人十分沉默寡言，所以不要奢望现场有热烈的气氛。事实上，情况也的确如此。尽管听讲的学生均十分投入，并频繁以眼神和各种肢体语言与我互动，但在最后的Q&A（问答）环节，却并没有人真的起身提问。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一位芬兰学者有点自嘲地说：我们是一个只有500万人的小国家，我们怎么想并不重要。

　　然而事实证明，一个沉默的民族却有可能拥有极为活跃的思想。为了迁就我的研究领域，研讨会的题目确定为与媒体有关，一位完全不从事媒体研究的芬兰学者，竟然做了一个关于芬兰报纸如何呈现中国文化的极为专业的分析，他举了去年8月来芬演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例，条分缕析，虽然没有使用什么艰涩理论，但眼界极为开阔。那是我听到过的西方人讲中国和媒体的最出色的发言之一。而来现场旁听的一位芬兰本国的新闻记者，虽然从头至尾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但他的评判却是从观照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视角做出的，令人震撼。

　　在这边读书的学生，也给我描述了芬兰人的一些即使在含蓄的中国人看来，都显得过于内向的国民性格。比如在路上与芬兰人擦肩而过，若你主动对其打个招呼，甚至有可能把对方吓到，这与法国、德国随意与陌生人问好的文化截然不同；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通常也不对学生提问，因为那有可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许是因为芬兰在欧洲文化版图中极为特殊的位置：由于总是处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边缘，又在历史上始终为军事强权所环伺，故芬兰人在形成了沉默坚忍的国民性格的同时，亦在头脑中始终保持着某种进取的锐利。在十几年前，芬兰曾一度被视为人类科技创新的前沿，尽管近些年来因经济衰退和技术革命的冲击，这种创造力的优势也受到了较大的威胁。

　　毫无疑问，芬兰之行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在沉默寡言的社会图景下，我们看到人口基础和文化影响均十分微弱的芬兰语，仍在进行着十分旺盛的文学生产和学术出版；而对与陌生人讲话持“惊恐”态度的芬兰人，头脑中始终存在着整个世界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芬兰人和中国人有点像；但我感觉，中国人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而芬兰人始终是温和、坚定、豁达的芬兰人。如果说文化之间的对照和比较对人类文明的相互理解与融合起着一些作用的话，那么芬兰，这个无论历史还是现状均与中国毫无可比性的民族，却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关于自身的最本质的思索。

　　□常江（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