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宁 摄
由鼓楼西剧场出品，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牟森执导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时隔整整一年之后，再度回到去年首演的城市北京，将于4月12日晚开始至4月1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相比于去年这部作品一经推出便成为了一件文化界的大事件，有心的观众也许已经注意到，此次剧名已从原先的《一句顶一万句》变成了《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
在首轮演出创作中，牟森选择将刘震云26万字的同名原著《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完整地收纳进来，为“希望尽可能在舞台上呈现一个长篇小说应该有的容量和品质。”最终将演出时长控制在三个半小时之内。 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作品再度回归北京，主创团队深入总结巡演期间的经验后，最终决定把上下半场分开，以《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与《一句顶一万句之回延津记》为名，分两部进行独立演出，今年“出”、明年“回”，到第三年会再度合并在一起。这一调整是为控制总时长，同时也让整部戏的故事结构更细腻，演出内容更饱满，如最重要的一条人物主线“老汪”的故事得以舒展，剧中若干角色与细节也进行了添加。新京报记者时隔一年后再次对话导演牟森，揭秘此轮《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的亮点。
李晏 摄
新京报：这次为什么会分上下两部演出？
牟森：首先我想澄清一点，这次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不能理解为如外界所说的是 “升级版”，如果一定要给现在这部作品一个恰当的定义，应该算是上一版的“继续”。这么调整是因为上一轮演出中我们发现，当《一句顶一万句》进入到很多二、三线城市演出的时候，由于时长的原因，整体的观演效果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今年制作方根据巡演行程做出调整，决定把这部作品分成两部分，这样不用再背上担心时长的包袱。故事上，我跟刘震云研究讨论之后，仅在“老汪”这个人物身上增加了一些在原著里没有的剧情。
新京报：首轮演出时有一个争议的点是观众普遍认为下半场的《回延津记》比起上半场《出延津记》来说存在不足，这次拆成两部分会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牟森：首轮算是不尽完美，但是作为一个演出产品来讲，首轮时的状态实际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预期。我自己就是最严格的观众，对于下半场的问题，从排练的时候就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如果再搬上舞台，稍作修整，其实也能与上半场一样精彩。针对全剧近三个多小时的体量又非驻场性的演出，面对北京、上海等城市之外的观众，我尊重制作决定。
但一部作品排出来后就不再属于创作者，应该属于观众，无论大家说什么我们都应该感恩叩首，即使我个人与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也不会去解释和回应，将继续心怀感激，这也是我认为创作者跟观众应该有的一种关系。
李晏 摄
新京报：这次的《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会有什么亮点？
牟森：这个问题我回答得特别直接，因为我是导演同时也是观众。如果以此作为标准，让我作为观众对《出延津记》的最大感受就是没有“尿点”。其实从一开始我设定《一句顶一万句》的目标观众是刘震云本人。如果震云哥看完了之后，他没有感动，没有流泪，我会公开宣布自己设定的指标没有完成。这与我信奉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感动是一个剧场最基本的一个功能相吻合。其实，《一句顶一万句》原作的结构非常完美，无论我如何变化都不用担心。
另外，整台演员都特别棒，他们都被我称为勇敢的演员。我觉得演员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所谓排山倒海的内心体验，这些观众感受不到就没有意义。我觉得特别有能力的好演员，一定对音乐、节奏、节拍特别敏感，这种演员会适应任何的任务。
新京报：这次的演员阵容有变化吗？
牟森：今年有一些不错的年轻演员加入，这些演员都是职业演员，之前关于“非职业”的说法是误解。
李晏 摄
新京报：《一句顶一万句》演了这么多场，对它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牟森：首先，先前众多舆论将《一句顶一万句》比作中国的《百年孤独》，“孤独说”可能将《一句顶一万句》带进某种坑。起码我在创作中从来没有把“孤独”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单就英文单词“Alone”而言，翻译成“独自”都不带有“孤独”的意味，“独自”意味着勇敢。我在排练过程中也多次跟演员强调，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演成坏人，因为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写的全是善良和有理的人，从而也印证了黑格尔讲的理论，悲剧不是对与错的冲突，而是对与对的冲突。
我还会用到一个词叫“众声喧哗”，这句话在英国许多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会出现。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台词有句为“你们不必害怕，这个岛上众声喧哗。”从某种意义来讲，如果我们把中原比作一座岛屿，或是一片区域，则用“众声喧哗”来表达《一句顶一万句》整部作品也可谓异常的准确。这里蕴含着中原人独自出走的勇气，戏中这些人最终前进的方向都是独自向西而行，进而你会感受到刘震云笔下的人物里没有一个孬人，都是没有任何心理垃圾，勇于直面苦恼敢于去行动的一些人。我要呈现出的就是他们的勇敢。
李晏 摄
新京报：《一句顶一万句》的演出计划已经很明确，一直可以延伸至后年的合并版本，你对此有期待吗？
牟森：其实这都是去年作品的继续，明年我又来做《回延津记》，后年合并，其实做的都是一件事，依然是继续。其实对这次演出的版本提到“2.0”、“升级版”这些概念不是我说的，这些概念从哪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特别理解。
其实在我看来，《一句顶一万句》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做成舞台剧，说到底毕竟容量有限，我也曾建议制作方，可以将《一句顶一万句》至少做成十部小剧场话剧，由十个青年导演来执导，在这部作品里，很多的人物都可以单独拎出来发展出一条故事线，十部小剧场《一句顶一万句》最终加在一起形成一部，就是个完整作品，若按照一部90分钟来计算的话，十部作品加一起就是900分钟，非常的震撼。某种角度上讲，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目前的呈现还远远不够，我现在做的这只是个开始，这部作品只有往更深层次上去挖掘，才能体现出其真正的文学和艺术价值。”
新京报：去年你决定执导《一句顶一万句》时，你将此举归结为“机缘与情义”，今年该如何来定义？
牟森：情义的延续。
新京报：现在你还关心戏剧吗？
牟森：不关心。
新京报：还有戏剧能吸引你走进剧场吗？
牟森：我本身是个水瓶座，是个长度控，规模控，非常喜欢长篇的东西。平时一般很少进剧场看戏，印象最深的是前几年凯文·史派西领衔那版《理查三世》来中国演出，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打电话订票，买了前排最中间的座位，我特踏实，那场演出享受得一塌糊涂。
新京报：你还欣赏哪位作家的作品？
牟森：我最喜欢金庸的作品，大学就开始读，每一部都好。要回到业务层面，我觉得是《鹿鼎记》有巨大的企图心，完成度也特别好。在《鹿鼎记》里，金庸不写武功了，他写的是世道人心。金庸曾经谈到韦小宝，他只用了三个字“讲义气”，《鹿鼎记》绝对是一个内容特别丰富，可以从中挖掘不尽宝藏的作品。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陆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