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周怀宗）2019年4月29日，五一劳动节前夕，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51.5%，19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占48.5%，1969年以前出生的、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22.4%。这意味着，在全国，有6000多万50岁以上的农民工。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年龄跨越如此之大的群体，为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李河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中相当多的群体，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尝到巨大甜头的群体，应该学会感恩，不是那种廉价的‘给父母洗脚’式的感恩，而是让社会的公平正义，真正在农民工身上体现。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更好的机制，保护他们获得收入、获得足够社会保障的权利。同时，也保护他们，在经济缓行时，不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权利。”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里展示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形象。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农民工没有城市工人的身份，但却做着工人的事情。他们付出了最艰辛的努力，成就了建筑大国、制造大国的光荣与梦想。

农民工干了什么？

40年来，数亿农民工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他们没有城市工人的身份和福利，但却干着城市工人的工作。“在今天，思考农民工的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农民工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88亿农民工几乎全部流向二三产业，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最多，占27.9%，建筑业其次，占18.6%，第三是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12.2%。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成为了制造大国，建筑大国，我们在国外访问时，中国的工程建筑能力备受赞誉，比日本、德国等更强，但谁成就了中国建筑呢？除了极少数技术岗位外，大部分都是农民工。还有制造业，中国制造举世闻名，这个成绩，绝大部分是农民工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造就的”，李河说。

服务业同样如此，李河说，“人们说起农民工从事的服务业，往往称之为‘低端’服务业，何谓‘低端’，无非就是那些和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相关的服务，包括衣食住行之类，我们身边的快递、餐馆、外卖、菜市场等，都是这些人在服务”。

农民支撑着第一产业——农业，也支撑着建筑、制造等第二产业以及服务业。李河说，“在经济快行时期，农民工365天无休息地工作，在经济缓行时，他们又是最早被辞退的。他们不是弹性工作时间，但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弹性的，这种弹性是经济发展的缓冲器和解压阀，经济形势好，是他们在支撑，经济形势不好，同样是他们付出代价。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均GDP从不到100美元，增长到现在的人均9000多美元，农民工功不可没”。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里展示的夫妻房。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40年中，城市中绝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状况，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但创造这一切的农民工，生活改善的程度却很小。

农民工得到了什么？

农民工群体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他们自身，又是否获得了足够和贡献相匹配的回报呢？《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721元。而一份某著名招聘网站发布的《2018招聘趋势报告》显示，全国各城市2018年平均薪资为6014元。

“除了收入上的回报之外，农民工在国家表彰、群体尊重方面得到的，同样最少”，李河说，“我们有表彰劳模的机制，但这个机制是以工人为主体，而不是农民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不少地方确实也建了农民工博物馆之类的机构，但实际上真正知道且去参观的人并不多，大部分时候，人们只会在春运、早餐点越来越少的时候，想起农民工”。

2.88亿农民工，就像一个巨大的背景板，人们生活在这个背景营造的空间中，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也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不仅如此，在生活中，农民工往往还要面对诸多的忽视与歧视。“不用说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市民层面，我们也能看到大量对农民工的歧视。很多人只愿意享受服务带来的便利，但不愿意面对便利背后要承受的代价。”李河说，“尊重一个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这是起码的素养”。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里展示农民工在车站候车准备南下打工的雕塑。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我们摆脱贫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到现在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农民工贡献巨大，他们能不能分享红利？有没有分享到足够的红利？

创造红利的人，如何分享红利？

“相当多的、甚至大部分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李河说，“40年前，人们买一辆自行车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得咬牙攒钱才行，但现在，有房有车根本不算什么。从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看，这种进步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

但相应地，作为这一切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农民工本身，分享到的改革红利，和他们的付出远不匹配。仅以社会保障为例，2018年国家统计局曾进行过一次“城市民工劳动就业及社保情况”的抽样调查，调查涉及16岁至65岁的各类农民工29425人，其中，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仅有半数。在社保方面，没有购买社保的居多，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商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3.37%、73.77%、84.65%、67.64%。

“我们摆脱贫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到现在即将实现全面小康，而其中贡献巨大的农民工，他们能不能分享红利？有没有分享到足够的红利？”李河说。事实上，大量农民工收入状况、居住条件、饮食标准，仍达不到平均水准，李河说，“套用丘吉尔的话，我们可以说，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年龄跨度如此之大的群体，为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但却获得如此少的收益及如此少的来自社会和国家的尊重”。

北京六里桥，一名等待招工的农民工坐在街边打盹。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人们关注时尚话题、娱乐明星，也关注老龄化、慢性病……但有多少人关注过2.88亿农民工的诉求？

没有表达就没有权利

每一个农民工的经历，都是一个辛酸的故事，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在每一个城市居民的身边，为人们理发、做家政、送水、送餐、洗衣服、送快递，但被服务的人们，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经历过什么，正在经历着什么？

十多年来，国家大力整顿农民工欠薪问题，但农民工的权利问题，不是只有薪水是否及时发放这一条。李河说，“说到权利，可能很多人会说，法律保障了每一个人的权利，可以依法维权。这当然是没错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权利能不能得到尊重，还要看有没有表达的渠道。表达的渠道包括农民工自我保障的机制，舆论的关注、法律的救济等。法律只是其中一部分”。

在时间上，从60后到90后甚至00后，农民工群体的年龄分布，跨越了近40年，在空间上，几乎所有地方的农村，都有打工者，李河说，“这个群体覆盖面最大，付出牺牲最多，但表达的渠道是最少的。没有表达就没有权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比如加班费的问题，假如没有表达机制，不能成为社会性的话题，任何一个打工者，都不会因为加班费，单枪匹马地和老板对抗。”

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涉及数亿人，不仅包括现有的2.88亿农民工，也包括已经回乡的那些农民工，李河说，“必须有一个更好的机制，保护他们获得收入、获得足够社会保障的权利。同时，也保护他们，在经济缓行时，不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权利。现实中，建筑工地停工期间，农民工是没有工资的，工厂效益不好，农民工首先被开除。那么能不能尝试，在停工期间给农民工发放能保证基本生活的薪水呢？在效益不好时，能不能商量一下，不要开除，大家一起减薪、共克时艰呢？”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门口有一组农民工形象雕塑。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一个良序的社会中，公平正义应该惠及到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如果公平正义不能在农民工身上体现，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巨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获益者要学会感恩

数据显示，到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共7.75亿人。其中，仅农民工就有2.88亿人，占37%。其中，1969年以前出生的、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22.4%。这意味着，在全国，有6000多万50岁以上的农民工。

李河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中相当多的群体，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尝到巨大甜头的群体，应该学会感恩，不是那种廉价的‘给父母洗脚’式的感恩，而是让社会的公平正义，真正在农民工身上体现。一个良序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如果公平正义不能在2.88亿农民工身上体现，不能在那些已经返回到乡村的农民工身上体现，他们当下以及未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落实和保障，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巨大的问题待解”。

以社会保障为例，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尤其是大量“日结”工资的农民工，除了“意外伤害险”，几乎不可能缴纳其他任何保险。李河说，“现实中，甚至有很多农民工自己不愿意上保险，因为他们觉得上保险就意味着工资中的一大块没了。但这并不全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出身农村，大部分人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自然会只看眼前。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部门应该给他们进行普遍的培训，告诉他们到底拥有哪些权利，也教会他们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

※受访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