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推广垃圾分类已有10年，垃圾分类落实现状如何？记者近日探访发现，垃圾分类的推广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一些街道和小区，厨余垃圾分类赚积分换礼品已经成为标配；“互联网+”智能垃圾桶可自动称重积分，大大降低了垃圾分类门槛；垃圾分类指导手册还走进了校园……
记者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截至2018年底，北京开展示范片区创建的街道达100个，全市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达到30%，目前共招募宣传员、指导员、分拣员、监督员和楼门长（街巷长）等专职和志愿人员27869人。
不过，垃圾分类仍面临市民认可度高但参与度低的困境。对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建议，采取“奖惩结合”的方式推行垃圾分类，以提高公众参与度。
6月4日上午，东城区崇外街道新怡家园内，垃圾分类指导员正在为小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现象1
厨余垃圾分类积分换礼品成标配
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远洋沁山水小区南区大门附近，设立了一个社区垃圾分类投放积分站，站内摆放了3个绿色的“厨余垃圾”桶，黑色的“其他垃圾”桶、蓝色的“可回收物”桶和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各一个。垃圾桶旁搭建了一个简易小屋，窗户上贴了一张厨余垃圾积分兑换物品表，小屋外还摆着一个台秤。
下午四点半左右，小区居民孟女士来到垃圾站点，她将分好类的厨余垃圾放在台秤上，现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称重。“两公斤厨余垃圾，记3分。”指导员把孟女士的积分IC卡在手持机器上一刷，积分就自动录入了孟女士的账户。
指导员介绍，居民投放1公斤以上分类好的厨余垃圾记3分，1公斤以下的记2分，每天上限3分，每月满分80分。每个月社区会根据居民累积的分值数，赠送不同的物品，包括牙刷、卫生纸、洗衣液、香皂等日用品。
指导员主要负责指导居民垃圾分类，并为他们称重积分，每周一到周日上午8点到11点和下午4点到7点在小区值班。她说，现在小区里平均每天有60-70人带着分好类的垃圾过来投放。
孟女士介绍，几个月前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积分的入户宣传，那时起她开始把垃圾分好类再投放，现在已经成了习惯，周围很多邻居现在也会自觉分类了。“我还没用积分兑换过东西，兑换礼品也是为了让居民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虽然分类比较麻烦，但我觉得有必要，对环境有好处。”她说。
负责八宝山街道垃圾分类事务的赵岩介绍，积分兑换的方式通过奖励引导居民自主进行垃圾分类，机器录入积分的同时也会对小区的厨余垃圾量进行统计并上传，便于后续统计分析垃圾数据。
赵岩说，八宝山街道2017年6月起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街道现在有6个垃圾分类投放积分站，计划今年年底在全街道15个社区全部设立积分兑换点。
石景山区城管委固废办主任佟传平介绍，在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积分兑换等一系列推广措施前，石景山区居民认可垃圾分类的人数比例大约只有50%，实际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约为10%，现在分别提高到了90%和30%左右。
积分兑换物品已成为不少街道和小区鼓励垃圾分类的措施。在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新怡家园小区、朝阳区劲松五区，记者也看到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的站点，并且都有垃圾分类指导员指导。东直门街道还开设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东城区城管委固废管理科科长孙治中介绍，目前东城区各街道已实现积分兑换全覆盖。
新怡家园一位居民正在操作智能垃圾桶，将分好类的厨余垃圾倒入桶中。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现象2
“智能垃圾桶”自动积分成新潮流
今年4月，东城区崇外街道新怡家园试点引入了二代智能垃圾桶站，居民可通过垃圾桶扫描App二维码，对分好类的垃圾自主倾倒、称重和积分。6月小区内又新增了一个再生资源智能桶站。
6月4日上午，新怡家园居民马大爷带着厨余垃圾来到智能垃圾桶前，他打开手机中的“分一分”App，通过垃圾桶扫描二维码后，垃圾桶屏幕上立即显示出了垃圾桶类型、是否已装满、桶内温度等信息。马大爷随后按下厨余垃圾桶开关，将塑料袋中的垃圾导入桶内，随后把塑料袋又单独扔到“其他垃圾”桶中。在他操作的同时，智能垃圾桶已经完成了垃圾称重，并为马大爷积分。
“智能垃圾桶很方便，一天24小时随时可以来倒垃圾积分，以前只能等指导员在班的时候才能积分，现在我自己就可以独立操作。”马大爷说，他已经积攒了1000多分，兑换过垃圾袋和抽纸。
崇外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涛介绍，目前在崇外街道选择了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约60%的新怡家园，作为智能垃圾桶的第一个试点，如果效果理想，未来会选择其他居民垃圾分类高参与率的社区进行投放。
智能垃圾桶只是崇外街道“互联网+垃圾分类”措施之一。去年6月，崇外街道还建立了崇外街道生活垃圾全过程监管系统，对街道小区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等全程监管。
记者注意到，在新怡家园的垃圾桶上都装有一个小黑块，“这是垃圾桶的身份识别芯片”，李涛说，餐厨垃圾运输车可以通过扫描芯片，将垃圾桶的数据实时上传到监管系统，实现对各类垃圾产生主体每天厨余（餐厨）垃圾产生量的实时监控。此外，厨余运输车辆上也加装了GPS定位系统，垃圾运输车辆运输轨迹也能实时监控。
据介绍，崇外街道辖区共有社区12个，2.3万户居民，常住人口4.8万人。2018年街道全年共分出厨余垃圾2055吨，全部实现资源化利用，平均厨余垃圾分出率为16.08%，最高的6月份达到27.22%。居民对垃圾分类从最初的零参与率，逐步发展到平均参与率超过37.54%。
崇外街道制订了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垃圾分类知识读本，计划6月中旬从街道内小学开始推广。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现象3
垃圾分类进校园 学生带动家长参与
垃圾分类除在小区推开外，也走进了校园。记者探访了解到，各区已将“垃圾分类进校园”作为推广垃圾分类的一项重要措施。
今年东城区计划对37所中小学校进行宣讲，并编写垃圾分类行动指导手册，下发辖区内所有中小学。
东城区崇外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涛介绍，每年寒暑假街道内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社区参加文体活动，现在崇外街道在文体活动中加了一项，要求来社区的学生必须参加一次垃圾分类活动。此外，在前门小学、北京市第九十六中学等崇外街道辖区内的学校，专业垃圾分类讲师也会定期进校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崇外街道还制作了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垃圾分类知识读本，计划6月中旬从街道内小学开始推广，如果反响良好，将继续投放到中学。
“现在街道内老人群体参与垃圾分类频率最高，他们平时在家，有时间参与。中青年上班族早出晚归，接触垃圾分类宣传的机会少，参与度也低。”李涛说，希望通过向学生儿童介绍垃圾分类，间接带动中青年父母参与。“我自己也有孩子，如果孩子跟我说参与垃圾分类，我会很乐意和孩子一起做。”李涛说。
李震是某垃圾分类专业机构的负责人，2011年起服务于朝阳区劲松街道。今年1-4月，他已经做完了3场“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进校园的活动。劲松街道辖区内共有学校、幼儿园21所，2018年至今，垃圾分类宣传已经先后进入陈经纶中学分部、劲松职高等多所学校和幼儿园，去年全年开展了15次相关活动。
李震介绍，校园属于垃圾强制分类单位，在入校宣传时，他们会介绍学校垃圾桶站设施怎么分布，日常垃圾分类如何开展。校园垃圾成分比较单一，多为用完的纸笔、饮料瓶子等干垃圾，湿垃圾主要在食堂。因此，校内垃圾桶的分布也基于这一特点，依据不同功能区域设置不同的垃圾桶。
李震所在的机构还与学校合作，针对学生开设垃圾分类相关课程，少则一学期一堂课，多则一个月一堂课。
石景山区城管委与区教委选取了20所中小学校，开展“垃圾分类示范校园”创建工作。包括在教学区设置分类容器，建立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开设垃圾分类实践课程，引导学生在校进行源头分类，掌握家庭垃圾分类方法，带动家长提高垃圾分类参与率。未来石景山区还将继续扩大垃圾分类示范校园的覆盖范围。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计划将垃圾分类知识和要求纳入学前及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市城管委还将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等社区共建活动，把学生和家庭成员垃圾分类情况向学校和社区双反馈。
【困境】
居民认可度高但实际参与率低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相关负责人此前介绍，目前北京市垃圾分类方法为“四分法”：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这是符合国家要求，也是目前最简单的分类方法。
2019年4月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对连续居住半年及以上的公众进行生活垃圾管理情况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公众对垃圾分类有一定认知，但垃圾分类习惯尚未形成，他们普遍支持更简单的分类标准。四分之三的受访居民比较可以接受和认同“垃圾分为三类或更少类”，只有17.5%的受访者认为可分为四类。
记者在东城区崇外街道附近随机采访了6名市民，只有一人表示能坚持家庭垃圾分类投放。市民马先生说，他家有两个垃圾桶进行垃圾分类，“这还没有达到三个垃圾桶一个回收袋的‘三桶一袋’标准，我觉得大部分人肯定觉得麻烦。”
李涛说，很多居民虽然赞成垃圾分类的理念，但实际执行的占比仍然不高。垃圾分类的互动方式也比较单一，主要采取积分兑换鼓励居民参与，但有的居民不在乎积分，为了省事把垃圾混在一起扔，指导员阻止时偶尔会发生口角。
此外，虽然智能化垃圾桶等设备效果良好，但成本昂贵，“一个智能垃圾桶就要三四万元，只能先试点开展。”李涛说，“我们希望通过垃圾分类进校园的宣传，让孩子来带动家长参与。”
【建议】
“奖惩结合”提高垃圾分类参与度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建议，通过“奖惩结合”推行垃圾分类。
蒋建国认为，针对不分类投放的行为制定处罚措施，推动居民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和严肃性。与此同时，积分兑换物品的奖励方式可与处罚形成互补，两种方式结合能更好地引导公众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
蒋建国分析，随着互联网电商发展，生活中产生了大量快递、外卖垃圾，这部分垃圾产生量比重大，并且还在持续增长。对这类垃圾分类处理，是完全依靠社区居民分类处理，还是在外卖、快递平台就减少包装量，需要进行调查分析。“垃圾分类不能完全依靠环卫部门和社区居民，商业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蒋建国说，中国有完善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垃圾分类也包括这部分非政府体系，这类体系回收的有价值物品也体现了垃圾分类的效果。
政府应该如何利用、引导这个体系？他认为，关键在于引入价格机制。
“前些年纸张价格较高的时候，我们很难在垃圾桶里看到成堆的包装纸张，主要通过废品回收商消化了。纸张价格降低的时候，垃圾桶里的纸质垃圾又变多了。”蒋建国总结，这说明废旧回收市场价格的波动会影响源头垃圾分类的效果。他建议，政府可以结合废品价格的波动，在价格高时候不做太多干预，当废品收购价格较低，甚至低于回收成本时，政府要有一些托底政策和措施，保障废品回收这一体系服务于垃圾分类。
此外，蒋建国认为，如果只考虑垃圾分类的源头问题，不去考虑末端的处理和资源再生，很难取得好效果。有些垃圾价值不高，甚至会造成二次污染，比如废塑料、受污染的瓶罐等，这类商品出路在哪里，需要引起关注。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姜慧梓 编辑 陈思
校对 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