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4年、7年……是7名涉毒人员出所后的戒断时长。
林方的父亲有时会感叹，如果儿子没吸毒，现在家里早就换上新房。2008年染上毒瘾的林方，为了毒瘾找钱，有一次拿了家里的一万五千块钱，那时在玉溪，这是半套房子的价钱。强制戒断后，林方现在养了一千多只鸡，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如果说戒断毒瘾是克服心魔，戒断之后涉毒人员的标签，像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是他们回归社会最大的阻力。云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矫正中心副主任李静说，他们是完整的社会人，戒断后仍需要方方面面的帮助。
6月24日，云南玉溪，林方在家里的养鸡场照顾雏鸡。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出于好奇”误入歧途
毗邻主要毒品产地的“金三角”，云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毒品重灾区。
“看朋友吸，自己出于猎奇心理想尝试”，这几乎是所有接受采访的吸毒者最常提到的情境。
刘成21岁时，看到两个朋友在自己面前吸毒，“锡箔纸垫着白粉，打火机在下面燎，把冒出的烟吸进去”。这个场景，他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之前没见过这个东西，也想试试，就这么吸上了。”
第一次吸食海洛因后，刘成并没有所谓“飘飘欲仙”的感觉，相反，他头晕犯困。
但鬼使神差，紧接着第二天，他找朋友又吸了一次。“心里特别想吸，老是想着这回事。”这时，他开始清楚，毒品的瘾，从心理上很难戒得掉了。
吸了半年，刘成开始注射，用他的话说，“来得更快”。
林方在朋友家第一次接触海洛因后，“吸了就想再吸”，吸了两三个月的海洛因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冰毒，“说这个好吸”。
由于摄入量大以及混合吸食，林方开始出现幻觉。“当时跟他说话就不对劲，非要打电话给110，说有人要砍他，后来放火烧房子。”林方的父亲告诉记者。
在这栋上世纪80年代建起来的民居楼二层，墙上还有10年前林方纵火留下的痕迹。
毒品致幻让林方惹了不少麻烦。2010年，林方吸毒后在离家不远的十字路口，狠狠地砸了路边停放的汽车。这事之后，他被直接送进了强戒所。“当时脑子真的是混球了，就被抓进去了。”
“2010年10月21日。”尽管父亲说他因为吸毒脑袋不灵活了，但林方还是准确记得自己被送进戒毒所的日期，在那里，他接受了为期两年的强制戒毒。
“违法者、受害者、病人”是所有吸毒人员的三重身份。在云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三所”）工作多年，负责涉毒人员后续延伸管理的警官杨云凤更愿意把他们涉毒的经历看成是犯错与挫折。
6月24日，云南玉溪，江帆展示自己通过技能培训拿到的花卉园艺师职业资格证。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瘾来了什么都管不了”
江帆的妈妈不断说着，这孩子本来是好的，以前还经常接济弟弟。“他弟弟毕业时需要钱，他就把摩托车卖了接济弟弟。弟弟工作后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辆摩托车。后来他为了吸毒，把这辆摩托车也给卖了。”说到这里，江帆的妈妈眼眶红了，江帆在一旁低头摆弄着烟蒂的过滤嘴，撕成碎条。
每天早上一睁眼，江帆的妈妈就会害怕，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又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卖掉。
而江帆每天一醒来，先是袭来的后悔，随后这种愧疚就被毒瘾淹没，找点钱去搞点来吸，成了接下来这一天的主题。
江帆自己尝试戒断过很多次，“前三天就扛不住了。身体有瘾，瘾来了什么都管不了。”
看不下去的父母有次把他锁在一间屋子里，早晚送饭送水。“一个星期后，他就跟我说，妈妈不要管我了，我也不管你们了，我受不了了，让我出去吧。”江帆的母亲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说再坚持一段时间，听人说过了15天就好了，但他一定要跑出去，我就死死拖住他。”
实在“拿不住”的父母请来了派出所干警，把江帆送进了三所。
根据司法部6月25日发布的《中国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发展报告》，自2008年禁毒法实施以来，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累计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144.4万余人，目前在册20.7万人。云南自2010年以来累计收治强行戒毒人员23万余人，现在全省收治戒毒人员的总数，居全国第一。
戒毒对很多人来说能掉一层皮。江帆刚进戒毒所四五天时，走路都成问题，每天晕倒很多次，一早上就会吐10多次。所里的医生会根据学员反应，给他们进行一定的治疗。
经过半个月脱毒，江帆的身体慢慢恢复过来。在这里的两年，通过技能培训，他拿到了花卉园艺职业资格证书。
在三所，职业技能教育和就业指导是工作的重要一环。所内根据强戒人员的自身特点，采取长短期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资格教育相结合、所内民警与外聘专家共同授课的方式，累计培训强戒人员1000余人次，并取得执业资格证书。
让强戒人员掌握一技之长，多少有点谋生之道，是强戒所为他们搭建的一步。但回到社会，如何摆脱“毒品”阴影，在阳光下生活，是更复杂的命题。
6月25日，云南元江。王云双手戴着首饰，这些首饰价值三万余元，是她戒毒后做生意挣了钱购买的。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少数幸存者
王云是幸运的，去年和同样有吸毒史的丈夫结婚后，两个人把家里祖传的米花糖手艺学下来，共同经营着这份生意，闲下来的晚上，两人一起遛狗散步，相互扶持，也相互监督。
从言行举止上，很难看出王云是曾经有过二十几年吸毒史的人。在经历了三次强制戒断和数不清的自我戒断后，王云2015年从三所出来，之后再没碰过毒品。
米花糖的生意现在已经走出国门，销往海外。去年她挣了钱后，给自己和爸妈置办了几万元的首饰，“我挺喜欢这些的”，她腼腆地笑着说。
在两年的强制戒断后，林方的父母为了防止儿子再沾那些朋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严管”着林方，6平方米天井的天空和门前的小巷是他与外界接触的唯二渠道。
现在的林方，养了一千多只鸡，全权负责着喂食、打疫苗等前端工作，销售这种需要出面的环节，他更愿意交由父母来承担。
2014年开始，云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在全省陆续建立起后续延伸管理工作站，将符合条件且自愿接受照管的“解戒”人员纳入“照管”，由后续照管工作站对其开展为期3年的照管和帮扶，并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公安机关、卫生疾控部门进行定期不定期尿检，帮助巩固戒毒成果。
三所的后续延伸管理开展了5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杨云凤也不避讳复吸这个敏感问题。据公安部透露的数字，2018年全国查获复吸人员滥用总人次50.4万人次，其中滥用合成毒品28.9万人次，占总数的57.3%。
戒断人员出所后，结束三年的后续照管后，他们便不再被强制约束。这时候，能保持操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完全戒断的比率可能连10%都不到。”杨云凤说。
6月24日，云南玉溪。刘成戒毒后与戒毒所后续照管站工作人员座谈。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被有色眼镜打量
刘成在第一次戒断后，就没忍住，再次吸毒。2016年，再次被强制戒断。
在复吸之前，刘成丢掉了家里好不容易找人给他安排的一份固定工作，“干了三个月被强制辞退了，后来那个主任告诉我表哥，因为发现我之前吸过毒，不能要。”
“本来想好好生活，结果被辞退。”刘成说起来，还是一脸怨念。
和刘成的经历相似，脱毒后融入社会，找一份稳定工作，要面对有色眼镜的打量。
王云在自己经营米花糖之前，也尝试过去饭店打工。“难得很”，她撇了撇嘴，王云的父母之前干过饭店，对她来说，这份工作驾轻就熟，老板也信任她。“但有些客人知道我有这个（吸毒）经历，会跟老板反映，反反复复地说，我就失掉了工作。”
后来，王云自己开始做米花糖生意，1000块的启动资金是跟后续照管站的辅警孙鑫借的。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还是要给这个信任，能放下这个心。”王云认为信任是关键，“20多年反反复复吸毒，不一定有人肯借你钱。”
江帆对此深有体会，“出所后其他人的不信任让人非常难熬，应该让身边的亲戚朋友给一些信心。很多人一出来大家不信任他，不信任的话就不管那么多，就走上复吸的道路。”就在采访的前天，江帆的邻居第三次被送进了强制戒毒所。
对涉毒人员来说，重归社会时需要一位引路人。
戒毒人员后续延伸管理工作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后续照管站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戒毒大队开展合作，通过电话、家访等形式，对出所的涉毒人员进行跟踪帮扶。
“他们跟我反映最多的就是就业困难，社会歧视他们。如果不被接纳，他们容易自卑、自暴自弃、仇视社会。”杨云凤告诉记者。
杨云凤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想要解决，不是我们戒毒所一家的事，需要全社会、志愿者，一起参与进来，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帮助他们。”
6月25日，云南玉溪。林强在自己的小酒坊查看白酒的发酵情况。现在他不仅是一名创业者，也是一名戒毒志愿者。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从吸毒者到志愿者
林强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外界的看法。2016年11月，他在后续照管站做起了志愿者，向更多涉毒人员讲述自己的戒断经历。
“出来以后，身体慢慢适应了脱毒状态，自己对过往的叛逆和无知，多了几分认识，有种破旧立新的感觉。”1999年，17岁就接触了毒品的林强，在反复戒断中，摆脱了毒品。
2012、2013……林强掰着手指数起自己7年的戒断时间。
在做志愿者的两年间，他和后续照管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做家访，完成了从违法者、受害者到助人者的身份转换。
林强印象很深的一个照管对象，离自己住的地方不远，染毒的时间稍后于自己，每个月林强都会去他家做一次家访。“慢慢看着他发生了一些改变，交了女朋友，比较坦诚地告诉女朋友有什么经历，还主动和他女朋友一起去派出所做尿检。”林强说，“现在他们结婚了，孩子都一岁多了。”
更多的时候，后续照管工作琐碎复杂，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合作。
“他们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要帮忙联系就业保障部门，生病了是不是得帮他们找医疗部门，小孩上学要找教育部门，涉毒驾照吊销要去找交警。”三所的教育矫正中心副主任李静说，“他们是完整的社会人，所以后续照管涉及的工作也是方方面面。”
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表示，在全国统一的戒毒工作基本模式中，针对戒毒人员出所后的社会融入，提出了以衔接帮扶为重点，实现戒毒康复指导社会化延伸。
“要做好出所以后的衔接工作，建立与相关部门，比如禁毒部门、社区戒毒康复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对接，实现出所以后后续照管的有效衔接。”刘志强说。
虽然困难，但负责后续照管的工作人员仍然坚持着。
在玉溪的江川区，杨云凤和另一位辅警冯秋艳的照管对象总数近300人，两个人平时会打电话与照管对象沟通，每月也会定期地穿上便服进行家访，多的时候，一天会走访三家。
李静一开始也有过心理的沮丧期，“但我现在想开了，你做的工作即使99%都白费了，但有1%的成效也是值得的。”
（文中涉毒人员林方、刘成、江帆、王云、孙鑫、林强皆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王俊 协作记者 吴江
编辑 陈思 白爽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