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1973年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算起，阿富汗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有短短四十余载；从1919年摆脱英帝国主义，获得完全独立地位算起，到现在刚好100年；从1747年“国父”艾哈迈德·沙君临天下，建立杜兰尼王朝算起，也没超过3个世纪。
在此之前，世上没有阿富汗这个国家，也没有阿富汗这个民族，有的只是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人，以及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少数族裔。这块土地上部落林立，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权，即便有大一统政权，阿富汗也只是附属于一个更大帝国的省份。甚至连“阿富汗”一词都不存在，人们把它连带中亚地区合称为呼罗珊（Khorasan），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
数百年来，各方把阿富汗当作竞技场，兵戈不休。只不过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民心逐渐聚拢，开始了国族构建的进程，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1842）便是阿富汗民族国家的成年礼。
英国作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叙述了这场荡气回肠的史诗之战。1809年，杜兰尼王朝的末代国王苏贾·汗因内乱而流亡，30年后，他在英军的扶植下重登大宝。王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是故，书名为《王的归程》。
撰文 | 柳展雄
英阿战争，从属于宗教战争传统
1839年，苏贾·汗在英国的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支持下，重新夺回王权。已经重新统一阿富汗地区，并开创新的巴拉克扎伊王朝的多斯特·穆哈迈德被虏获，其子阿克巴·汗率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击溃西方殖民者。日不落帝国自经略远东以来，遭遇了最大的一次败绩，仓皇撤离。尽管稍后英军成功地发起一场报复行动，但是，无法挽回颜面与利益损失。
日不落帝国成为第一个在阿富汗栽跟头的超级大国，“帝国坟场”的外号不胫而走，后来苏军、美军陆续在此折戟沉沙，普什图人夸耀自己不可被征服，连雄鹰也无法飞过这里。其实，之前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都来过，他们通常实行羁縻制度，仅控制喀布尔、坎大哈等几个兵家必争之地，其余地区放任不管。因为阿富汗穷山恶水，没有油水可榨取，外族真正渴望的是富裕的印度。
从松花江平原到呼罗珊，广阔的亚洲内陆栖息着众多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秋高马肥的时节，翻越万里长城、兴都库什山脉，南下侵袭汉地九州、印度次大陆。
《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作者：(英)威廉·达尔林普尔，译者：何畅炜、李飚，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3月
16世纪初，莫卧儿王朝的开国之君巴布尔，自称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后裔，他以喀布尔为跳板，长驱直入饮马恒河。到1739年，贵族阶层文恬武嬉，战斗力退化，连首都德里都保不住。外号“中东拿破仑”的纳迪尔·沙崛起，率军南下。比起统治农耕文明世界，他更乐于劫掠农耕文明世界。在德里大肆蹂躏一番后，入侵者带着金银财宝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纳迪尔·沙遇刺身亡后，其部将艾哈迈德·沙开创杜兰尼王朝，四次进犯南亚。弓马娴熟的蛮族夷狄入寇中原，占地为王，然后在富庶的温柔乡里腐化，被新的蛮族打败，历史舞台上不断上演这样的剧情。近代殖民主义降临远东后，洋人依仗船坚炮利，轻易地把骑射战术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1842年，英军在阿富汗作战期间，特意寻找马哈茂德(971-1030)的王室陵墓。他是首位深入南亚腹地的外来侵略者，根据野史记载，王陵的大门来自苏摩纳德神庙，马哈茂德派穆斯林军队南征，攻下这座印度教最宏伟瑰丽的庙宇，窃走了庙前的檀香木门。
英国政府试图向公众解释，攻打北方的敌人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印度人民，血洗他们800多年来的国耻。英军军官罗林森找到并且拆下马哈茂德陵墓的木门，运回印度，在各省份巡回展览。
第一次英阿战争不仅是近代殖民侵略行动，而且从属于更悠久的宗教战争传统。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到西班牙国土收复运动，从732年普瓦提埃之战到1683年维也纳之围，新月旗和十字架互相交替。法兰克人（中世纪阿拉伯人对所有信奉基督教民族的称呼）和撒拉逊人（中世纪欧洲人对所有信奉伊斯兰民族的称呼）龙争虎斗了上千年。
在抗英斗争中，阿富汗涌现出自己的萨拉丁——阿克巴王子。吟游诗人赞颂他的骑士精神、高洁品行，这些诗歌汇集整理成《阿克巴本纪》，跟《罗兰之歌》《熙德之歌》同属于英雄史诗。
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客观上加强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凝聚力，普什图人原本不承认奥斯曼哈里发的精神领袖地位。经过战争后，国王向哈里发宣誓臣服，在每周五的聚礼日诵念他的名字，为他祈祷。
资源匮乏，却成内亚集散中心
阿富汗土地贫瘠，连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都说：“我们这里只有男人和岩石。”阿富汗没什么资源值得西方殖民者来争抢，这里80%的面积为山地和高原。上世纪80年代，一位曾经参加过对抗苏联的老兵自嘲说：“安拉创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创造完毕。不过手边还有不少剩下的材料、残余的碎石，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于是，他将这些垃圾捏成一块摔到地上，便有了阿富汗。”
在文化地理上，阿富汗跟南部的穆斯林居住区连成一片。克什米尔盛产羊毛，信德金融业发达，旁遮普拥有小麦、棉花，这三个省份组成今天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国土。
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在喀布尔的宫榭。1839年8月，苏贾重新被英军扶上王位，登基称沙。
大篷车商队把南方的纺织品运输到手工业落后的游牧部落，又把北方的特产货物运输到巴基斯坦的出海口。喀布尔位于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是亚洲内陆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城区内的查尔查塔大巴扎（在突厥语里巴扎的意思是集市）是内亚最宏伟的商场建筑。
自古握有呼罗珊的强者，必定得陇望蜀，从跛子帖木儿到艾哈迈德·沙都征服占据了南方膏腴之地；而文弱无力的君主必定失去南方，也会失去阿富汗本土。末代国王苏贾·汗显然属于后一类人。杜兰尼王朝末年，群雄逐鹿问鼎。信德分裂为多个土邦，锡克教（创立于15世纪的新兴宗教）教团盘踞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创建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堪称南亚的教皇国。多斯特·穆哈迈德虽然赢得喀布尔的王位，但没能恢复到过去的统治疆域。
骑士武德与商业精神构成了现代化的两个动力，缺一不可。日本能成为极少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根基于江户封建分权体制，关西工商业集团与关东武士分庭抗礼。信德金融家审批贷款，把持阿富汗王公钱袋子的情形，俨然“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翻版。
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的经历，显示了缺乏封建骑士保卫的情况下，有产阶级如何腐化堕落，匍匐于僭主与外敌；阿富汗则显示了经济生产停滞的情况下，武夫们如何暴戾恣睢，陷入无止境的混战。既缺乏骑士武德，也缺乏商业精神的扁平化社会，近代化历程更为痛苦。
锡克统治者兰吉特·辛格是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劲敌，他在旁遮普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王国。
扁平化的社会滋生原教旨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再煽动流寇战争，推行财产平均主义，消灭有产阶级，反过来再促进社会的扁平化。父权宗法制越根深蒂固的地方，共同体内部越是稳固。商业自由竞争和炫富崇奢风气同时受到抑制，富人有义务扶助贫苦的亲戚和邻人。潜在的流氓无产者得到赈济，阶级暴动的隐患得以根除。
王公贵族遵循重义轻财的价值观，对敌人也不例外。阿克巴王子接到英国俘虏的接济求助后，毫不犹豫地拿出1000卢比。对方写了张借据，他立刻撕了个粉碎，说道：只有小商小贩才需要这些东西，绅士君子之间无须立字据。
阿富汗所谓的王朝更替，以中国历史标准来看，其实就是氏族部落争霸，类似于蒙古瓦剌取代鞑靼。在征税力度上，喀布尔政权不如奥斯曼、莫卧儿，甚至反倒向一些酋长倒贴钱粮，绥靖地方。到了兴都库什山脉，再剽悍的铁腕强人也要收敛三分，1739年，纳迪尔·沙从德里抢掠归来，向山脉要道的部落交纳过路费，才得以安全通行。
扶持傀儡政权，英国照样失败
正是因为多斯特·穆哈迈德过于强势，穷兵黩武，部落首领们作壁上观，乐见苏贾·汗复辟，当个傀儡国王。英军武装入侵，几乎没遇到多少阻碍，不费吹灰之力攻克两京（坎大哈、喀布尔）。当新政府实行近代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时，连杜兰尼王室最忠诚的臣子都倒戈了，英军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根据传统，中央卫队由普什图部落提供人马，现在改从乌兹别克和哈扎拉族征募新兵。英国人还试图向北推进，将国境线定在阿姆河河岸。诡异的是，苏贾·汗本人的权力没有增加多少，只是充当政治花瓶的角色。英国公使麦克诺顿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形同太上皇。
在军事行动初期，印度总督考虑过永久兼并阿富汗，还想把夏都从西拉姆（英格兰岛民不适应印度亚热带气候，每到夏季，英印政府搬迁到凉爽清净的西拉姆）迁徙到喀布尔河谷。衡量再三，伦敦决定避免赤裸裸的直接统治，还是寻找代理人合作。苏贾·汗的亲信宰相因为坚持独立自主，遭到撤职，换上一个腐败无能、但温顺服从的人选。
英国占领期间的喀布尔集市。
理想中的盎格鲁-阿富汗联盟，喀布尔既要强大到足以保卫自身安全，又不能强大到忤逆西方。今天阿富汗问题的棘手之处，就是无法达到这个理想状态。如果美国增加军队，那么民主派在舆论上很不利，容易被指责为傀儡政府；如果撤军，那么塔利班有可能卷土重来。
现实主义外交家干脆声称，阿富汗这类落后国家不适合民主制度，推广美式民主的尝试注定徒劳无功。其实关键不在于自由或者专制，第一次英阿战争以驱逐篡位者、捍卫正统君主制为由，扶植苏贾·汗复辟，照样没成功。
伦敦当局在探讨阿富汗问题的议程中，威灵顿公爵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过去的业绩。根据伯克保守主义的理念，反法战争并不是反对法国，而是反对篡位者拿破仑，协助正统的波旁王室复位，带来“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威灵顿的军队占领法国南部后，心安理得地征用当地税收，建立统治机构，等拿破仑倒台后，再把政权移交给路易十八。
英国在阿富汗的治理本该如此，尴尬的是，游牧部落显然不认可正统主义，只认可“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征服者不敢收税，只得自掏腰包，维持日常开支。
到1841年，战争花费1500万英镑（换算成现代货币则远超500亿英镑），占领期间的综合费用每年高达200万英磅。印度总督向伦敦告急：“钱，钱，钱，是我们的首要、次要以及终极的问题。”
为了节省经费，麦克诺顿给普什图部落的传统津贴大幅降低，并且削减了修缮清真寺的资金，激起武士和教士阶层的共同反叛。1841年11月2日民变爆发，毛拉下达圣战号令，册封反抗组织领袖为“神圣武士的伊玛目”。这场起义的激进程度也到此为止，跟埃及的马赫迪运动截然不同，起义军并不想闹革命、均贫富，也不打算建立地上天国，只是反抗外来异教徒统治。
普什图人素来不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民族，他们不大遵守清规戒律，不拘泥于派别纷争，逊尼派和什叶派男女通婚很常见。多斯特·穆哈迈德在位期间，积极招商引资，犹太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印度教商人遍布首都。国王优待乌莱玛阶层（伊斯兰教宗教学者），然而，绝不允许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
大博弈中，鹰派与鸽派的较量
大英帝国用兵阿富汗的同时期，占领新西兰，把南非布尔人驱逐出家园，在珠江口用炮舰撞开了满清闭关锁国的大门。
英国区区4000多人的军队就兵临南京城下，迫使道光皇帝签订条约，阿富汗人却大败英军，还让对方赔款和解。1841年11月2日，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无力镇压，跟阿克巴签署停火协议，撤回印度。接着撤退变成了溃败，比美国在越战中的撤军情形更加狼狈。
山路崎岖，而且正值冬季，路况更加恶劣。在游击队和极端严寒天气的双重打击下，英军死伤惨重。正规军4000多名士兵只剩下750人幸存，12000多个随军后勤人员则死难2/3以上。
兴都库什山脉要道附近的部落，早就因为津贴削减而怀恨在心，在英军撤离路线边上埋伏袭击，而削减津贴又是反英的主因，两者互为因果。伦敦的鸽派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战争，在阿富汗养军、养官消耗钱粮，极其不划算。英格兰的海外利益应当局限于做生意，亚当·斯密就主张干脆放弃殖民地，贸易壁垒拆除后，货物广泛流通，殖民扩张显得没有必要。自由派一再阻挠帝国的意识形态构建，尽可能采取间接统治，形成了“有意缺席的帝国主义（absent minded imperialism）”。
假如是单纯的军事失利，伦敦当局有可能跟阿富汗休战，息事宁人。然而，阿克巴王子以机诈取胜，一系列行径到达了鸽派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跟英方代表约好了和谈，却突然偷袭，枪杀手无寸铁的麦克诺顿，并且把他的尸体肢解，悬挂在集市示众；两军签署停火协议，英方支付赔款换取安全撤离，阿克巴保证派人沿途护送，结果却言而无信，放任游击队偷袭英军；更糟糕的是，阿克巴还扣押90多个英国官民（包括妇女儿童）作为人质。
1842年2月，伦敦内阁重组，鹰派上台，策划对阿富汗的反击方案。主要目标有三个：救回人质、打败阿克巴，以及复仇，执行任务的部队有个很直白的名称——“惩戒之师”。战斗以快速、凌厉为特征，不求彻底消灭敌军，避免陷入持久战。这种作战方式演变为今天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以色列经常对阿拉伯国家采取类似行动，惩罚对方不遵守条约。
1840年11月，埃米尔多斯特·穆哈迈德向英国公使威廉·海·麦克诺顿爵士投降。
英军在战争前期纪律严明，鹰派认为民众起义的原因不是我方太凶猛，而是因为不够凶猛，太心慈手软。不给东方人一点教训，还真以为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阿富汗是为了扶贫。
英阿战争附属于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从冰雪覆盖的高加索，到遍布沙漠的呼罗珊，再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不列颠与沙皇俄国以全亚洲为角斗场，明争暗斗，史称“大博弈（Great Game）”。
俄军的双头鹰一面朝向欧洲，一面朝向亚洲。莫斯科大公国自摆脱鞑靼之轭（Tartar Yoke）后，不断向东方前进。沙俄占据哈萨克，怀柔波斯，向多斯特·穆哈迈德示好，编织起一张针对英属印度的包围网。锡克教领袖投靠英印政府为附庸，捍卫西北屏障，不教胡马度阴山。
多斯特跟英国人素无恩怨，但是，只要他不忘收复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等失地，就无法与英国人和平共处。伦敦与加尔各答的鸽派穿针引线，试图在普什图人、锡克教团、波斯之间维持和平友谊，其难度不小于今天反恐战争中，华盛顿当局在印度、巴基斯坦、沙特之间维持和平友谊。
小布什总统推行单边主义，正是因为保持外交平衡过于复杂，束手束脚。大英帝国的鹰派持有相同见解，他们先是为了国家利益，颠覆多斯特、扶上苏贾·汗，然后又为了国家利益，抛弃苏贾·汗。在短暂的复辟期间，英国军官照顾盟友的面子，严格约束士兵纪律，不准扰民，换来的却是遍地叛乱。
1842年，英国的“惩戒之师”开赴阿富汗，采取焦土战术，沿途烧杀抢掠。在一个部落村庄，士兵们屠杀所有成年的男性，强奸全部妇女。阿克巴王子本以为英国人文质彬彬,未料到他们也有残暴的一面，守卫国都的时候，直接弃城而逃。
英军乘胜追击，占领喀布尔以北35英里处的伊斯塔利夫行宫，这里是王公大臣的度假胜地,葡萄园和果园景致优美。士兵们抢夺宫里的高档家具、金银珠宝，英国人宣称报复行动仅仅针对巴拉克扎伊王朝，而不针对阿富汗全体国民，所以劫掠王宫。二十年后，他们以同样的借口劫掠了圆明园。
看守90多个英国人质的普什图部落首领，眼见阿克巴大势已去，私下跟敌人做交易，收下2万卢比的贿赂，把人质交还给英国。他们平安获释的消息传回欧洲后，伦敦沉浸在宽慰和欢愉中。“惩戒之师”基本完成了目标任务，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
《王的归程》抛弃了意识形态上的纷争，致力于描述军事政治斗争，作者威廉·达尔林普尔出身军旅世家，父亲加入英国近卫军资格最老的一个团——近卫掷弹兵团，达尔林普尔本人去过阿富汗战场考察，因而写作风格完全迥异于学院派专家。
作者搜集了大量官方档案、私人书信、回忆录、日记，尤其是非英语文献材料，还专门找了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的助手翻译。很多史料此前从未被西方学者采用，比如阿克巴·汗的长篇波斯语史诗、阿富汗起义者的战地报告。达尔林普尔写作印度史题材的《最后的莫卧儿》《精灵之城：德里一年》，同样查找了大量非英语材料。
跟坐在书斋的学者不同，达尔林普尔亲历第三世界，长期居住在印度古都附近的一个农场，自己种菜，做山羊奶酪。他同情亚洲人民，在《王的归程》里多次揭露英方官员的愚蠢傲慢，但他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去迎合反帝爱国主义史学叙事。全书末尾客观地指出，阿克巴及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没有对“阿富汗”的国家认同意识，也不会使用这个地理名词。普什图人觉得跟兴都库什山脉另一边的民众“书同文,车同轨”，两块地方自古以来不可分割。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陆续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两场战争，把国境线压缩到现在的模样，巴基斯坦是臣服于英国的穆斯林地区，阿富汗是英国未能征服的穆斯林地区。
救亡图存运动塑造了国家认同意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西方人把单词“阿富汗”标识在地图上，那一地理空间内的民众也渐渐接受了这个称呼。
作者：柳展雄；
编辑：徐学勤；走走；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