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星期日泰晤士报》“有声短篇小说奖”短名单公布，去年该奖项还是美国作家的天下，今年就被爱尔兰作家占领了。他们分别是凯文·巴里（Kevin Barry）、丹妮尔·麦克劳克林（Danielle McLaughlin），以及来自北爱尔兰的露易丝·肯尼迪（Louise Kennedy）。
此外，在布克奖、金匠奖（Goldsmith Prize）、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主流文学奖项中，爱尔兰作家也屡有斩获。
爱尔兰文学的复兴，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归根到底，爱尔兰文学“黄金时代”的背后，是爱尔兰作家和出版商的冒险精神所带来的结果。
撰文 | 刘雨晴
爱尔兰文学的“黄金时代”
席卷文学大奖
说起爱尔兰写作的繁荣，我们能举出一系列名字。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作家，如莎莉·鲁尼（Sally Rooney）、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还有很多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人，如迈克·麦柯马克（Mike McCormack）、莎拉·鲍姆（Sara Baume）、科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阿那卡娜·斯科菲尔德（Anakana Schofield）、加文·科贝特（Gavin Corbett）和丽莎·麦克伦尼（Lisa McInerney）等，这个名单还在继续加长。从这一长串的名单可以看出，爱尔兰文学的复兴，不是少数天才引起的轰动，而是一波又一波优秀作家的诞生。
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
实验主义，是爱尔兰文学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爱尔兰作家从未回避实验主义，读者也从未被吓跑。总的来说，文学流派很宽松，“上流社会”和商业作家间的分歧也很小，小说、非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间的界限也不严格。入围今年布克奖长名单的露西·埃尔曼（Lucy Ellmann）的《鸭子，新港》（Ducks, Newburyport），有一千多页，却只用了八个句子。
十年间，爱尔兰文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0年，柏林作家朱利安·高夫（Julian Gough）曾引起轩然大波，他将爱尔兰文学描述成“神职阶级，在烛光下涂鸦，切断了文化的电流”。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小说都是爱尔兰文学的主流，作家们聚焦贫困、移民、饥荒和教会的权力。
在经济繁荣时期，爱尔兰文学变得沾沾自喜，很多小说都在写爱尔兰糟糕的过去，其中充斥着性压抑和贫困。高夫把爱尔兰文学形容成“遗产文学”，“以一种保守的方式讲述，用着老套的抒情现实主义，中断了塞缪尔·贝克特、乔伊斯和弗兰·奥布莱恩的路子”。
朱利安·高夫（Julian Gough）
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爱尔兰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尽管爱尔兰的评论家们对这一大胆的赞誉保持了冷静，但他们仍然承认：“一个适当的激进主义，正开始在爱尔兰文学中复兴。”爱尔兰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宣称：“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是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为爱尔兰文学赢得声誉，那就是创新、野性，不害怕在纸上疯狂。”
金融危机与小出版商
文学复兴背后的推手
爱尔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凯尔特之虎”。自1995年起，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经济的繁荣，反而成了文学发展的阻力。
作家克莱尔·基洛伊（Claire Kilroy）说：“在那个繁荣时代，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新作。……成为一名作家，意味着要把自己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即赚钱、买房与铺张浪费。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代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艺术上被阉割了，至少目前是这样。”
作家安妮·恩赖特（Anne Enright）也认同这种说法：“在‘凯尔特之虎’时期，在爱尔兰写作是很困难的，有一种偏离主题的感觉。”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打碎了一切繁荣的表象。
都柏林街头的抗议者
很多爱尔兰作家承认，经济危机促成了他们文学的飞跃。在经济危机中，莎拉·鲍姆遭遇了租金飙升和工作机会减少的窘境，她从都柏林搬到了科克的乡村。她说：“如果我有一份好工作，住在城市里的话，‘Spill Simmer Falter Wither’可能不会问世……它是我境况变化的直接产物，只有当我没有明显的压力去完成更赚钱的工作时，我才能完成这部小说。那时也没有这样的工作。经济萧条迫使我重新评估生活的本质，也赋予我专注写作的自由。”
经济危机给爱尔兰造成的深远影响，也成了作家关注的话题。被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誉为爱尔兰“首席病理学家和诗人”的多纳尔·瑞安（Donal Ryan），在《旋转的心》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经济萧条下的爱尔兰村庄。该书由21段相互关联的独白构成，有下岗的建筑工人、受挫的年轻人、困在未完工的鬼屋中的单身母亲，它们拼合成黑暗而辉煌的危机下的社会肖像。《12月的事》（The Thing About December）则描述了地价飙升造成的抢购潮。高夫说：“金融危机将我们重新推向自我怀疑、愤怒、黑色幽默和负资产。在外部世界糟糕时，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爱尔兰文学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莎拉·鲍姆（Sara Baume）
小众出版社对新锐作家和实验文学的敏锐度，也是爱尔兰文学的助推剂。其中，流浪汉出版社和《刺痛的苍蝇》（The Stinging Fly）杂志功不可没。迈克·麦柯马克2016年的获奖小说《太阳能骨头》（Solar Bones），费了很大周折才受到独立出版商流浪汉（Tramp Press）青睐。
十年来，《刺痛的苍蝇》一直有自己的出版公司，由德克兰·米德（Declan Meade）经营，恩赖特说他“从不犯错”。他的作家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获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的巴里、获英国卫报小说奖的巴雷特、入围科斯塔奖短名单的玛丽·科斯塔罗。正如高夫所说，在“改变爱尔兰小说版图”中，《刺痛的苍蝇》发挥了重要作用。短篇小说，通常被大型出版商视为难以销售，但它恰恰是《刺痛的苍蝇》的命脉。
《刺痛的苍蝇》（The Stinging Fly）杂志封面
相比之下，流浪汉出版社的历史要短得多。它成立于2014年，推出了莎拉·鲍姆、迈克·麦柯马克、奥娜·弗雷利（Onna Frawley）等新星。经营者莎拉·戴维斯-高夫（Sarah Davis-Goff）和丽莎·科恩（Lisa Coen）说：“我们只出版那些特别令人兴奋的东西，让我们想点燃自己并跳出窗外。我们有胆量，并且永远不会离淤泥堆太远（放走机会）。”
这些小众出版平台，愿意承担大出版社永远不会承担的风险，正是这种意愿使他们能出版与众不同的书。但这需要资金。爱尔兰艺术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下设的文学部门支持新作品。高夫说：“这里有天才的作家、绝佳的出版机会、少量的资金和支持他们的媒体。读者也很投入，他们参加发布会，组织读书俱乐部，互相交谈，参加文学节。”目前，他们仍注重支持新作家。
上世纪90年代初声名鹊起的一批爱尔兰小说家，包括恩赖特、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柯姆·托宾（Colm Tóibín）、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他们的作品最初都在伦敦出版。但爱尔兰出版业目前的活力意味着，新作家可以首先在这里被慧眼看中。
流浪汉出版社经营者莎拉·戴维斯-高夫（Sarah Davis-Goff）和丽莎·科恩（Lisa Coen）
另一种声音：女性作家崛起
英国《Stylist》杂志曾撰文关注爱尔兰女性作家的崛起。该杂志指出，在所有文学门类，包括小说、诗歌、非虚构文学等，爱尔兰女性作家都正享受显著的商业成功，露易丝·奥尼尔（Louise O’Neill）、玛丽安·凯斯（Marian Keyes）、玛姬·欧法洛（Maggie O’Farrell）和利兹·努金特（Liz Nugent）等名字经常出现在国际畅销书榜单上。
证明她们成功的不只是销量，还有来自评论界的赞誉。《视差和平衡》（Parallax and On Balance）荣获艾略特诗奖和前进奖（Forward Prize），《女孩是件半成品》获得金匠奖、德斯蒙德·艾略特奖（Desmond Elliott prize）和女性小说奖（2014），《光荣的异端》（The Glorious Heresies）获得百利女性小说奖，《一切都在你的脑海里》（It’s All in your Head）获得维康信托奖（Wellcome Prize），《一》（One）获得童书桂冠卡内基奖章。目前，这个名单还在持续增加。
玛丽·科斯塔罗（Mary Costello）
爱尔兰文学的复兴现象，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潮下进行观照。教堂的家长式的限制和社会让她们羞于开口，陷入沉默。家庭的责任，对她们的时间和资源产生了不可逾越的负担。英国《卫报》曾经报道过，每年都有大学教授或评论家声称不看女性作家的作品。他们认为，男性作家能表达更普世的关注，女性作家则是狭隘的，不足以激发男性的理性思维。
评论界对男作家和女作家存在双重标准。《卫报》的文章提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一个文学节上，三名知名男性作家被称为“世界文学巨匠”，而一组地位相同的女性作家只能被称为“出色的讲故事者”。
男性主导的出版业，也阻碍了女性作家。恩赖特在得知《刺痛的苍蝇》要出版玛丽·科斯塔罗的作品时，“耳朵都竖起来了”。她说：“我以为这会是另一个‘男性俱乐部’。”
近年来，对女权的持续增长的兴趣，以及MeToo之类的运动，正鼓励全球女性更高产地写作。女性正在要求和达成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写作的自由+投身现实的压力=文学风暴”，这是爱尔兰女性文学的等式。
MeToo运动
女性文学的平台也在涌现。“唤醒女权者”（Waking the Feminisits）、“女性大声说”（Women Aloud）等激励女性追求平等、曝光，寻求对作品的支持。出版社和期刊，如《女妖》（Banshee）杂志、流浪汉出版社等，也支持女性写作。还有女性作家故事选集的出现，如《回眸》（The Long Gaze Back）、《将夜一分为二》（Cutting the Night in Two）和《女性阵线》（The Female Line）等。
过去，女性作家在爱尔兰文学史上被有意识地掩盖了。正是她们在艰难、男性主导、政治困难的时代里的写作，为女性作家争取了今天的自由。现在，女性作家正重新焕发光芒，并冲在爱尔兰文学复兴的最前线。
正如《回眸》的编者西尼德·格利森（Sinéad Gleeson）所说：“2015年，是新爱尔兰女性作家主导的一年。……传统的男性主导的选集、对男性写作的崇敬，这些旧模式终于开始改变了。”
参考文献：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jul/30/irish-literature-thriving-risks-sally-rooney-edna-obrie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oct/17/new-irish-literary-boom-post-crash-stars-fiction
https://www.google.com/amp/s/www.stylist.co.uk/books/irish-literature-is-having-a-resurgence-and-women-are-at-the-forefront/259775/amp
撰文：刘雨晴
编辑：吕婉婷；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