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 艺人供图
两次采访大鹏，间隔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贵州拍摄新片《第八个嫌疑人》，剃光了头发，从原本150斤的体重增肥到164斤又减到132斤。记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向他讨要减肥攻略，大鹏苦笑：“我只能说，我需要完成的工作。但这不好，再让我做一次我肯定做不到。”
2004年大鹏从东北来到北京，做过歌手、主持人、演员、导演、监制，有了“十亿导演”的头衔。《铤而走险》是喜剧演员出身的大鹏第一次出演犯罪题材，他用“非常感激，非常了不起”来形容敢于向他邀约的主创团队，因为他们给了大鹏更多的可能和机会。
在采访中，大鹏还谈到由于市场低迷，以前都怕提自己的新项目，担心创意被抄走，但是现在大家会更敞开地面对，“我们有一个小团体，韩延、苏伦、郭帆、肖央、陈思诚，经常彼此分享自己的计划，互相提意见，由领头的人去执行，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
《铤而走险》
我的戏份基本就是挨打
为了在非喜剧题材中不让观众出戏，创作团队首先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拿掉了大鹏标志性的框架眼镜，把头发弄得特别短，突出抬头纹和法令纹。大鹏减轻了体重，时刻保持稍微含胸又干练的状态。
表演方法上，非科班出身的大鹏给自己找了一套方法：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饰演一个反派，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立体的、复杂的人。在电影中一开始把他的缺点放大，在结尾才能有改变和救赎。
新京报：据说你刚开拍时就受伤了，追逐的戏份怎样完成的？
大鹏：我们的拍摄地在重庆，重庆非常神奇，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几楼。经常以为自己在平地，推开一扇门发现自己在悬崖上，下面还有十几层。所以很多戏份的设计都是高高低低地追逐而不是平地跑步。那段时间下雨地面很滑，第一天拍摄跑上跑下就伤到了腿。只好停下来拍文戏。一个月之后必须要拍那场戏了，但腿还没好，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我是捂着腿咬牙咧嘴地跑，那不是演技而是真的疼。
新京报：据说欧豪每次拍摄打戏前后都给你发信息道歉。
大鹏：其实我的戏份不是跟欧豪对打，而是被欧豪打。拍摄前我会对他说：“千万别不好意思，你下手狠一点这一条就过了，不然对我们都是折磨。”有一场戏是欧豪拿着一沓两万块钱打到我脸上，本来剧本里没有这段，但我俩商量着觉得该加上，一连拍了十几条，一次比一次扇得狠，一直都过不了。最后我说没关系的，我们真实地来一遍，然后欧豪就铆足劲儿抽了一下，扎扎实实地打到我脸上，当时我耳朵就听不到了，接着是高频率的持久的耳鸣，半边脸都肿了。但是出来的效果我们还都挺满意的。
新京报：在江中滩涂落水后打斗的戏份，是如何设计的？
大鹏：那场戏拍了四天，因为前一场戏是我落水，我要全身都是湿透地拍，每天换好了衣服大家就往我身上浇水。那时是重庆的11月，特别冷，江边风又大，拍完一条就裹上棉衣发抖，再拍，继续浇水。那样拍了四天。拍的时候挺难熬的，感觉永远都看不到太阳了一样。但过去了回头看，就可以很轻松地当笑话说了。
我们希望做到处处都有设计，但处处都没痕迹。包括地上的一块石头、一把枪的位置，都是动作组一遍又一遍演练的结果。我没跟韩国武术团队合作过，之前跟中国武术团队合作，有些被打的特写会先沟通再做反应。但这次拍摄，韩国武指是真的踹我，语言又不通，我当时特别意外，被踹到愣住，大喊说什么情况。才知道韩国团队真的是实打实的，哪怕只是个局部的特写。
新京报：据说与甘剑宇的合作只用两天就确定了，与新人导演合作会不会有一种“资深感”？
大鹏：阿甘（甘剑宇）是一个极端努力且有天赋的导演。去年我接触过两个新人导演，一个是阿甘一个是申奥（大鹏主演的电影《受益人》导演），他们都非常年轻，等到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也非常难得。拍《煎饼侠》的时其实我也才33岁，知道他们的艰难。我很怕那种资深感，怕给不到比较客观的评价和建议。
创作
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
《铤而走险》首映期间，大鹏和导演阿甘悄悄地坐在一对情侣旁边，边听着他们的评论边看完自己的电影。“潜伏”在影院听观众真实的评论，是大鹏从第一部作品以来就坚持的习惯。与很多“背对观众”的创作者不同，大鹏喜欢与观众交流，因为“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
对于能否接受负面的评价，大鹏回想起自己以前作为网站记者的时候，那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烂片的主创在宣传电影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在演烂片吗？怎么去说服自己一定会夸这部片子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就是在骗人，内心特别强大，另一种就是真的不知道这片子烂，如果真的不知道也就罢了，这是能力的问题。”
新京报：在首映和点映中，观众对于片中哪些情节的反馈让你比较意外？
大鹏：电影永远产生意外，做喜剧的时候很多我们觉得是笑点的地方，在电影院里都没有反应；一些我们完全忽略的地方，观众会哈哈大笑。我和导演反复讨论过一场戏，就是曹炳琨在包厢去见李梦，掉地上了一个电击棒的那场戏，我跟导演在剪辑阶段反复讨论这场戏的尺度在哪儿，很艰难做取舍，觉得掉落是为了铺陈后面的戏份，但观众会不会觉得刻意。现场我看到大家在看到这段时候的兴奋，才终于放下心来。
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是加了滤镜的，30人的大合影，你第一眼看就能看到自己。观众是唯一的标准，创作者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最美妙的是创作者能够保持关心的心态去看待自己，与观众共振。我自己导演的电影、参演的电影，我都喜欢隐藏在观众席去看观众的反应，真实的互动是最难能可贵的。
新京报：如何面对“负面评价”？
大鹏：电影评论是大家的乐趣。我觉得听大家在影院评论很有意思，不能因为自己参与了一部电影就把它夸上天去。电影点映之后我上豆瓣看，有个人说，这个电影都挺好的，就是大鹏眼睛太小了。我内心就在呐喊，说怎么办，这是生理缺陷，这是我的问题吗？早期刚进入这个行业，都希望自己被赞美，你会发现很多评价与期待不符的时候会很计较、想解释，但好像你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慢慢地随着时间成长，就发现自己能接受了。
职业
“不好笑”的喜剧演员当主持人
一次参加活动，大鹏在后台准备上场，询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要怎么走，工作人员盯着大鹏愣了两秒钟，说：“你是大鹏老师？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逗？你不是应该特逗吗？”说完自己先笑了。也是在那次活动上，大鹏一上台就主动承担起了主持和暖场的工作，代表主持人向其他演员提问，跟观众互动活跃气氛，整个活动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很多与大鹏接触过的媒体都会提到一个词：配合。上海电影节期间，有两部作品宣传的大鹏日程排得满满的，有媒体在电梯里遇到大鹏，拉着他聊几句，他依然声音洪亮逻辑清晰，一直从电梯讲到坐上车为止。
新京报：看了几场发布会，你会不自觉地担起主持和暖场的工作，只要你在场，观众就会变得很放松，这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责任吗？
大鹏：日常生活中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对我的期待是那样的，给我递个话筒他就会乐。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我看过很多人演喜剧，它在我心目中像理科生对待化学公式一样精准，稍微加点东西就不是笑而是尴尬了，如果我能让大家看到我就笑，已经比很多演员都幸运了。
至于主持和暖场，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你的期待。你把它当做工作的话，就要敬业地对待这个事情。这是我能够接受的。只是比较遗憾能力有限，有时候做不到那么活跃，都是“勉强”活跃。
新京报：你自己也是媒体出身，采访过上千个明星。从记者、主持人到做艺人，心态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大鹏：我当年为了能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有一次一个歌手参加我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在直播里面唱一下他的成名曲，那名艺人当时就不高兴了，说我来一个网站聊天为什么要唱歌，直接就离开了。那时候跟艺人合作还不需要提前沟通，也不会在采访之前对流程。当时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被一个巨星严肃地拒绝，非常尴尬。那件事萦绕在我心头很多年。但我现在跟你讲件事的时候才发现，我是多么地理解他，就像现在你让我表演个喜剧段子一样，我也会生气。那时候我希望每个被采访者都能在我的节目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的要求是多么无理，他拒绝我正是因为对自己专业的尊重。这是在之前的媒体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喜剧
讽刺在当下语境中有很多限定
2012年大鹏自编自导自演了情景喜剧进入观众视线，2015年电影《煎饼侠》获11亿票房。他塑造的小人物总有英雄梦，充满了励志、情怀与嘲讽。虽然饰演小人物起家，但大鹏还是觉得小人物不是喜剧的必需，“大人物效果产生的机制来自于讽刺，而讽刺在我们时下的语境当中有很多限定，你很难讽刺一个权力人物或者敏感话题，所以只能用小人物的自嘲来消解这些事情。”
新京报：几乎所有的大牌演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谈到了想出演喜剧，包括巩俐、章子怡等等，导演身份的大鹏，会抓住机会跟他们合作吗？
大鹏：实在点说，目前我这个级别的导演能拿到的投资是请不起那样级别的演员的，每个位置上的人都有应有的价值。我没办法拿到那么多的投资以对得起他们的付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适合，如果这个角色无比适合某个人，我不惜一切代价都会争取，也许是去说服投资人，也许是去打造一个从来没演过戏的人。
我遇到很多成功的电影人都是通过喜剧这样的低门槛被大家了解到，包括我本人。但却在进入到这个行业，被观众认知之后，迫切地想要抛掉这个标签，因为喜剧意味着低质感和有一定风险的粗糙。但是在其他类型上尝试突破发现不成功之后，回来再去找喜剧，它依然在拥抱你等待你。我合作过两次的编剧苏彪有一天突然在朋友圈感慨，说喜剧就像善良的前男友一样，你抛下他，他还是在等待着你，愿意帮助你，而你还是可以随时抛弃他。演喜剧没有什么可耻的，能让大家笑是很幸福的事情，只是希望现在喜剧能够更争气一点，再出几部优质喜剧让大家更有信心，也希望公众对于喜剧和喜剧本身在评价系统上给予更多的尊重。看上去大家是降低身份逗你笑，与你的距离感更近，但其实不是这样。
新京报：你觉得“小人物”这个人设在喜剧中是必须要有的吗？会抛开主演“小人物”这个标签吗？
大鹏：喜剧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前几年也许喜剧在电影市场是非常受欢迎的，也能够获得关注，容易获得票房上的成功。但是这几年它有一定程度上的下滑，这种下滑除了本身大家对于喜剧的态度，现在产出的喜剧在质量上都达不到当年的水准，导致大家对于喜剧的看法产生了转变。
喜剧创作的难度也比前几年更高了。我自己能感受到，所有喜剧创作的路，已经被我自己走得差不多了。情景喜剧拍了好几百个段子，最开始用谐音梗可以很轻松地逗大家笑，我记得2012年我还可以说“我做了个噩梦，很饿（噩）很饿的梦，所以起床我就吃了个汉堡”，大家都会哈哈大笑。现在谁说这个大家都会觉得他傻。从创作角度来说，真的越来越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因为喜闻乐见的那些事每天依然发生。
导与演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表演开窍
2017年的《缝纫机乐队》之后，大鹏出演了多部电影，包括《奇门遁甲》《捉妖记2》《鼠胆英雄》等，类型和角色都完全不同。但一直被说“快了马上要拍了”的《煎饼侠2》却迟迟没有消息。大鹏希望自己能够保证每三年出一部导演作品，同时保持每年都参演别人的电影。“一方面让大家看到我的不同尝试，另一方面是通过跟不同导演的合作来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他也表示不太清楚未来的方向，“因为我觉得可能性特别多”，而大鹏最近参演的电影是《第八个嫌疑人》，他演一个抢劫案的主犯，是个房地产老板。“这个已经超出小人物的范畴了吧。但我不觉得这是某种转型或者代表着什么，我只是觉得能够参与不同的角色和人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我希望保持这种输出。”
新京报：这几年出演了非常多的电影，对你而言真正意识到自己演技开窍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出演这些电影都是为了下一部导演作品在积蓄力量吗？
大鹏：表演开窍应该是《我不是潘金莲》，在我比较稚嫩的学习阶段，冯小刚导演教了我很多。同时同组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在那个集体当中，你必须逼迫自己变强大。开窍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冯小刚导演突然有一天问我，你觉不觉得你演早期情景喜剧的时候最轻松？我说是这样的，他说那种“人物上身”的感觉在当时是能够被看到的，在其他作品中难免会有紧绷和塑造感。紧绷容易做到，但是放松很难，从那之后我就一直试图破坏自己建立的规则。
我很满意自己在《铤而走险》里的表演。它同时给予了大家另外一种可能性来看待我的表演，我在身份认同上没有那么多的困惑。
新京报：《缝纫机乐队》之后，音乐题材还是你的首选吗？
大鹏：《缝纫机乐队》之后有无数人推荐或者希望我去拍摄第二部，可想而知这个系列如果延续下去，影响力和收益可能会好。但是我自己性格的原因吧，我想目前这个阶段先尝试不同的题材，先把我想拍的尝试一遍，再去走老路。我身上有很强的互联网属性，因为之前十几年都在互联网工作，在网站工作会比较快接收到新鲜的刺激，导致我的想法特别飞，超出了电影内容承载的范围。有时候合作伙伴会警示我要收紧一点，但是我很怕我变得更像一个电影人。我希望我能更不羁一点，更像煎饼侠一点。最近想拍的题材在身边的人看来，都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但这是我的乐趣和热血挥洒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 李妍
编辑 许乔洋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