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幼芝已经80岁了。
因为最近的一次白内障手术，她只能仰起头，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才能看清楚别人的脸，偶尔会有细碎的眼泪在眼角出现。
她穿着蓝底白碎花的素色短袖。只要稍稍凑近，就能闻到身上的中药味，不管换什么衣服，这种味道都常年陪伴着她。轮椅也是如此。绝大多数时间，佘幼芝都坐在轮椅上。照顾她的人说，每天吃完午饭后，她会扶着轮椅走一百步，然后休息。
出门对她来说也变得十分奢侈，上一次去办公室，已经是一年多之前的事情了。
袁崇焕祠和墓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一个很小的院落里，佘幼芝办公室就在院内南侧一个小房间。
2002年搬出之前，佘幼芝曾在此居住63年。她是守护这里的第17代佘家人。
9月23日，佘幼芝在家中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新京报见习记者 李凯祥 摄
献花
东花市斜街，旧称“佘家馆”，佘幼芝的佘。
佘幼芝的办公室窗户和门上，挂着白色的纱帘，已经很久没有被掀开，透过窗户，能看到桌上袁崇焕的小铸像。铸像前的香炉里有三根未焚的香。
9月27日，一个普通的周五上午，偶有参观的游客，会好奇地扒在办公室的窗口上向里看。
穿过袁崇焕祠，后边是环绕着祠堂的树木和两米多高的大石碑。石碑上题写着几个绿色大字“有明袁大将军墓”。袁崇焕墓旁的一个小墓，是佘幼芝先祖之墓，如今墓碑已残缺。
明末名将袁崇焕曾立下赫赫战功，却被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诬陷。明思宗朱由检中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行刑时，京城百姓争相购买袁崇焕身上割下的碎肉，就酒当场吞食。直至清朝乾隆年间，才被乾隆帝下令平反昭雪。
袁崇焕墓前摆放着一束花，左侧为佘幼芝先祖的墓。 受访者供图
袁崇焕墓前总有人献上鲜花，最多见的是黄色的菊花和白色的百合。据驻在此处的东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来参观拜谒的人，不少为广东籍。
这里如今是北京市东城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官德教育基地。
2019年9月开学后，附近的多所中小学组织学生集体参观。除中小学生外，也有来自全国的社会团体，参观预约已经排到了“十一”期间。
袁崇焕墓和祠外，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广场，秋日的早晨，老人们出来遛弯儿。不少人都知道佘幼芝：“就是那个守墓的佘老太太。”
佘幼芝的父亲早亡。她从小就跟在第16代守墓人、伯父的后边，听袁崇焕的故事。她也在伯父和旁人聊天中，了解到一辈辈佘家人口传的家族过往。
佘幼芝说，佘家馆这一块，最早是他们的先祖从广东来京后，购得的一块地：“我先祖原本是袁大将军的一个谋士，袁大将军是广东东莞人，我先祖是广东顺德人，加上同乡的关系，两人比较近。”
“袁大将军被处死后，就剩下一个头颅，挂在现在西四那边。我先祖趁着夜间没人，把他的头偷了下来，偷偷埋在了我们家院子里。”佘幼芝说，先祖临死前，曾给后人留下三条遗训：不能回广东老家；要读书明理，不能做官；要世代守护袁崇焕墓。
300多年间，佘氏后人一直遵循祖训。
佘幼芝记得，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除夕，伯父就开始筹备祭祀的东西。会提前在市场上买一些点心、水果、茶、酒，祭祀当天清炒点菠菜，再盛一碗米饭，一直摆到下午五点撤供：“北方祭祀一般是不放米饭的，我们都是按广东的方法来。等供品在香案上摆好了，伯父先烧纸、磕头，然后是伯母和母亲，再是我堂哥和我。特定的时候还会烧船桥。”
有不少名人跨进过袁崇焕祠，负责接待的通常都是佘幼芝的伯父。
佘幼芝记得，一个夏日，傅作义和夫人刘芸生一起到袁崇焕墓参观。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傅作义穿着背带裤和镂空的皮凉鞋，刘芸生则穿着红色的旗袍和高跟鞋。
1952年北京城市改造，曾准备迁移袁崇焕墓。柳亚子、章士钊、叶恭绰、李济深四人在1952年5月14日，上书毛泽东请求保护。
毛泽东的回信，佘幼芝能一字字背出：“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祠堂得以保存。
守墓
佘幼芝长大后，结识了同事焦立江并结婚：“他第一次到我家，说没想到进我家要上32个台阶。”
1966年6月15日，佘幼芝正在坐月子，听伯母说，袁崇焕的墓被刨了。月光下，佘幼芝看到地上被刨了个大坑，袁大将军的墓碑和先祖的墓碑歪倒在一旁。“有罪呀。”她说。
墓里没找到传说中用黄金做的袁崇焕头颅。佘幼芝说，看墓碑方正，59中校办工厂的工人常垫着墓碑砸钢筋，墓碑背面留下了坑坑洼洼的痕迹。一次，59中的校长看到这一幕：“他说‘你们别在这个碑上敲了，这碑以后还得立起来。’后来这墓碑就被人们垫在防空洞门口当台阶了。”
墓碑倒了。家也变了。
1970年的一天，佘幼芝下班后照例先到堂哥屋子里给伯母请安，发现屋子里全都空了：“一声不吭就搬走了。我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我心想，哥，你是佘家人，你还要不要这里了。”
堂兄的不辞而别，让守墓的责任落到了佘幼芝身上，这是她未曾想过的。
佘幼芝小时候成长在大院子里，她记得自己家里“总共有三个院子，北房有8间，南房有6间，有厨师，有老妈子”。
后来，佘幼芝家的院里陆续挤进将近20户人家，佘幼芝和丈夫被迫搬到一个羊圈改建的房子里。那房子只有十平方米，进屋需要先下三级台阶，又低又潮，床底能长出巴掌大的蘑菇。逢大雨天，雨水就灌进屋里。佘幼芝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地方太小，不论冬夏都只能在外边搭的灶台做饭，年迈的婆婆只能睡在两个旧樟木箱子上。
如今佘幼芝的手指关节粗大，风湿腿疼，她说，那是她长久居住在潮湿小房间的遗留病症。
9月23日，佘幼芝在家中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新京报见习记者 李凯祥 摄
丈夫焦立江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曾多次提出换房子、搬家，但佘幼芝一直不肯。为此，两人还闹过离婚，甚至连分家的单子都写出来，孩子归谁管，谁分几个碗、几双筷子、几个枕头……
佘幼芝说，“我就想到我的先祖，他为了袁大将军，冒着满门抄斩、灭九族的危险。轮到现在，我怎么能丢下这儿不管呢。”
最终妥协的是丈夫，在这里一住又是二十余年。
奔走
对佘氏一族的了解渐深，焦立江的妥协变成了理解。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佘幼芝和丈夫为保护袁崇焕祠和墓四处奔走。
佘幼芝的女儿焦颖记得，当时“父母每天都在查资料、整资料、写材料”。文物局、统战部、民革、政协……能跑的地方佘幼芝都跑了个遍。至今她仍保存着七个牛皮纸本，上边详细记录着这些年间，她曾在哪一天去哪个单位，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政府单位周末都没人，佘幼芝说，一次她的手被车门夹了，肿得老高：“我和领导说瞎话，说去积水潭看病去，其实我拿着材料去规划局了。”
佘幼芝也因此得了个绰号“佘疯子”。1984年，袁崇焕祠和墓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的一个周六，佘幼芝看到袁崇焕墓附近搭起了施工的脚手架。北京市文物局的人告诉她和丈夫，袁崇焕墓将被重修。告知对方袁崇焕和她的先祖的墓碑具体位置后，两人还是有点忐忑。“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焦立江问佘幼芝。
袁崇焕墓修复后。佘幼芝每天都拿着扫把去墓前清扫，也经常拿起剪刀，修剪一下墓周围的松柏。如今，那8棵松柏在袁崇焕墓周围笔挺向上，叶子发出油绿的光。
袁崇焕祠堂外牌匾。 新京报见习记者 李凯祥 摄
修葺一新的袁崇焕墓和祠正式对外开放后，因文保单位中不能使用明火，佘幼芝一家从佘家人住了将近400年的院子里搬离：“街坊们都看着呢，我不搬走别人肯定也不愿意，那之前的努力不都白费了么。”
2003年，广东东莞石碣镇水南村重修了袁崇焕故居，多次请佘幼芝前去。佘幼芝婉言拒绝后，东莞方面又提出，让她儿子焦平去纪念园工作：“我儿子当时每月工资5000多，去那边每个月2000，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他说他愿意。他还会说好几种语言，在接待外宾时能用得上。”
儿子的东莞之行却终生未能成行。当年6月24日，28岁的焦平遇车祸身亡。佘幼芝悲痛之余，给东莞方面负责人打了电话：“我问他‘我儿子死了，你们还要不要’……他说‘要！死了也要！’”
焦平的骨灰最终被安放在袁崇焕纪念园里，袁崇焕衣冠冢附近，并立了一个焦平的雕像。佘幼芝给儿子改名“佘焦平”，“让他作为佘家的后人守下去”。
袁崇焕在东莞的衣冠冢。 受访者供图
2006年，袁崇焕墓和祠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知消息后，佘幼芝流下眼泪：“我很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人。因为守护袁大将军的墓原本是我的本分，我没有功劳。但那些帮助我的人，他们都没有义务，功劳是他们的。”
十年后，帮她写材料的丈夫焦立江去世。
佘幼芝的腿脚愈加不方便，轮椅上边铺着一层厚厚的垫子，她坐着的地方凹陷下去，一条腿没有办法弯曲，只能直直地伸着。袁崇焕墓和祠内的每一级台阶，对她来说都像一座小山，几乎需要人完全抱着才能上下。
2018年的一天，佘幼芝在女儿的陪伴下回到了袁崇焕祠和墓。她被女儿扶起来，花了很久的时间，上下十个台阶，迈过五道门槛，焚了三炷香，双手合十，向袁崇焕的雕像、画像和墓地共鞠了九次躬。
佘幼芝抬手抹眼泪。她脸颊两侧的一对“酒窝”，让她看起来又好像在微笑。
新京报记者 康佳
编辑 郭琛
校对 刘军 郭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