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信用卡正处在风口浪尖。

10月21日,杭州警方通报,对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开展调查。10月22日,51信用卡方面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祸起催收,回应称已终止所有催收外包

10月21日晚间,杭州市公安局通报称:今年9月以来,杭州警方接上级部门线索传递,结合日常工作发现,“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异常投诉信息。经初步调查发现,“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国家机关,采取恐吓、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催收债务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等犯罪。

10月22日6时,51信用卡CEO孙海涛在发布的博文中说,“这个风波是因为我们管理上的不完善,尤其是对合作公司的培训和监督不够,导致在对借款人联络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给个别借款人造成了伤害,为此我们非常抱歉。”

孙海涛说,目前51的核心管理层全部在岗在位,旗下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等核心业务均运转正常。在后续的经营活动中,将自觉并认真接受政府的指导,严格遵循上市公司运作规程,进一步落实各项风控措施,杜绝一切不规范的第三方合作,并确保与各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良性沟通与协作。

对于催收外包的处理情况,51信用卡方面22日下午向记者透露,“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51信用卡方面也表示,公司将严格合规运营,对所有投资人、借款人,均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反对任何借款人的恶意逃废债。

股价过山车,停牌前大跌超30%

关于51信用卡配合警方调查的事件发酵。公司股价也随之坐上了过山车。

10月21日上午,有自媒体报道,港股上市公司51信用卡疑遭警方调查,其杭州总部办公区楼下停了多辆警车,甚至还有消息称,51信用卡CEO孙海涛前一日已被带走协助调查。消息传出后,51信用卡股价盘中突然暴跌,跌幅一度扩大至40%。

51信用卡于10月21日下午1点50分短暂停牌,停牌前,51信用卡股价大跌34.69%,市值蒸发超10亿港元。10月22日下午1点恢复交易,开盘股价大涨近20%。截至收盘,51信用卡股价上涨12.99%。

10月21日晚间7时许,新京报记者赶到51信用卡位于杭州西溪谷的总部办公区附近,当时已经看不到警车的踪影。两位51信用卡工作人员透露,“今天还在上班,没有收到公司通知。”

51信用卡官网显示,公司CEO孙海涛扎根互联网创业十多年,先后创办了“E都市”、“房途网”。2012年,创立了一键智能管理信用卡账单的APP“51信用卡管家”,管理超过1亿张信用卡。目前,公司业务涵盖个人信用管理服务、信用卡科技服务、在线借贷撮合及投资服务等板块,旗下拥有“51信用卡管家”、“51人品”、“51人品贷”等APP,覆盖超1亿用户。

参股了51信用卡的新湖中宝发布公告称,公司对51信用卡分次累计投资2亿美元,占其总股本的21.83%,是其第二大股东。公司未向51信用卡派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其经营管理,也无任何业务和资金往来。

违规收集信息曾被工信部点名

51信用卡以信用卡工具起家,希望构建以信贷撮合为核心业务的“生态”。不过,在此过程中,违规收集信息、暴力催收等负面消息也频频被爆出。

按照此前招股书披露的数据,2015年、2016年、2017年,51信用卡的经调整净利润分别约为-1.01亿元、0.53亿元、7.44亿元,已经连续两年实现盈利。

通过51人品贷为平台吸引流量,为51人品贷、信用卡发卡、信贷推荐等进行导流,进行信用卡及贷款推介、信用卡代偿、理财等收费业务引流以赚取服务费,同时收购资讯平台,拓展边界。直到今年上半年,信贷业务依旧占据其收入的半壁江山。2019年上半年,51信用卡实现营收14亿元,同比增长9.8%,业务收益主要来自信贷撮合及服务费(57.4%)、介绍服务费(14.1%)、信用卡科技服务费(7.9%)、其他收益(20.6%)四个方面。

此前,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51信用卡的发展模式存在隐患,主要的风险点之一就是涉嫌违规收集用户信息。

51信用卡主要贷款产品为51人品贷。“51人品贷”运营主体杭州尚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今年7月曾因“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被工信部点名批评。


■ 分析
“催收乱象” 协会、律师如何看

一场催收风波,折射出放贷机构的催收乱象。催收乱象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为何?催收的法律、行业底线到底在何处?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尽量减少人为的催收因素介入”

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羽给新京报记者表示,“暴力催收的本质,应该是现有的信用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导致的。并且早期的民间借贷的催收方式普遍以施压的方式进行,因为部分无法按时还款的借款人是根本没有还款意愿的,所以通过各种手段的施压来迫使还款人增加还款意愿。”

对于催收行业是否能够走出这个暴力痼疾的问题,张羽认为,催收行业存在的所谓暴力问题,一部分是主观形成,一部分是由于催收人员的情绪控制不当导致的。想要让催收行业变成完全合法合规的方式,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尽量地减少人为的催收因素介入。目前来看,大部分的催收行业的做法实际已经仅仅是提醒了,如果能够把这种提醒式催收再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一下,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避免暴力催收。

“正是由于个人可以隐匿财产,才使催收问题长期存在”,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认为,对于债务人特别是老赖,法律不够完善,执行难,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此外,普惠金融这几年的兴起,客观上助推了催收行业的乱象。“比较直接点来说,普惠金融主要服务的是次级的客户,即原本无法被银行服务所覆盖的借款人群。他们的借款金额通常比较小额。但是,我们的司法流程相对比较漫长、滞后,直到现在只有三个城市有互联网法院,其他城市连网络仲裁都没有。一旦出现还款的问题,适合小额的各类软暴力或硬暴力催收现象就出现了。”方颂给出自己的观点。

“暴力催收”打击必须高强度,“合法催收”界定关键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彭凯介绍,催收行业在国内由来已久,伴随着金融贷款、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而兴起,一度呼吁行业“阳光化”但未见效果。早在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下发过一个《关于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下发过《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

彭凯表示,刑法中本身不存在“暴力催收”这一罪名,催收入刑往往也是因为“暴力”引发(包括软暴力),所涉罪名有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也有因催收人员“转单平账”“买卖信息”引发的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罪名。行政层面,近些年看,关于催收的规范,零散地见于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文件,也见于一些自律组织的行业自律公约。而民事层面,则主要涉及“侵权责任”相关,名誉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等。

彭凯认为,“暴力催收”打击力度必须高强度,但“合法催收”的界定亦显关键。催收机构是服务于整个金融行业的,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既要“堵”,也要“疏”。而在催收之外,征信建设与失信纳入、法诉手段和措施的便利化提升,也是“疏导”的侧面体现。

新京报记者 黄鑫宇 陈鹏 张姝欣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