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聂丽平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彦武、钱锁桥、许知远。

梁启超与林语堂，一位是英汉双语写作的跨文化作家与思想家，一位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与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被一再书写。那么，怎样的传记才是好的人物传记呢？作家许知远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是最新的尝试者。

今年，由两位写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和《林语堂传》相继出版。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单向空间共同举办的《智性传记如何可能——以林语堂、梁启超的最新传记为例》对谈会，在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钱锁桥、许知远围绕着智性传记是什么，历史传记应如何书写，史料利用与想象、虚构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对谈。

传记写作在中国是尚未被塑造的传统

许知远认为，传记写作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尚未被塑造的传统。中国的传记写作从梁启超开始，但按照西方传记的写作传统，18世纪詹姆斯·鲍斯韦尔书写人的立体面，到20世纪之后，传记写作又糅杂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训练。因此，传记写作应该是文学、历史与思想等交融的综合体，而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并未真正展开。从现代传记的角度看，他认为他在写作梁启超传前，并没有看到很好的写他的传记。

对他来说，传记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艾默生的《代表人物》写了拿破仑、柏拉图、蒙田等19世纪中后叶的代表人物，为什么拿破仑在那个时代引起了整个欧洲的震荡？艾默生认为，这是因为他代表了想实现上升的底层年轻人的心理。艾默生的这种写作，写出了整个时代的背景和精神。这是传记写作首先需要具备的东西。

也就是说，传记必须能理解人与时代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史料，它是一个巨大的drama，梁启超、林语堂都一样。”许知远认为，中国的传记写作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写作者去除了传记主人公的历史背景，而将其思想言行变为已知的事实。而将一个人的言行、思想镶嵌于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传主才会显得有魅力和富有价值。

他表示，传记写作应该是对时代的回应，“我心中理想的传记，是那种特别英雄式的。”许知远很喜欢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的《凯恩斯传》三卷本，它写出了整个英国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之后的变迁，包括经济学的变迁，英国文人的思想生活变迁、政治的变迁等。

因此，许知远看到钱锁桥的《林语堂传》“特别高兴”，林语堂是一个高度被低估的人物，而钱锁桥敏锐地捕捉住了林语堂和时代的关系、他和21世纪知识思想遗产的关系。在《林语堂传》里可以读到林语堂的性格，以及他穿越不同的时代，跟不同人的关系，他在不同时代的思潮之中摇摆、选择，在历史关键点做出自己的回应。

许知远认为，《林语堂传》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20世纪被忽略的某部分历史。我们喜欢讲胡适和鲁迅的历史，但大部分讨论仍是在单一语境下进行的，而林语堂是跨越双重语境的。林语堂成长于基督教家庭，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直到20岁才重新回归到传统文化之中。同时，他在美国生活多年，用英语写作。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现代诠释者，他在纽约写作《生活的艺术》，又重新来诠释“竹林七贤”、《浮生六记》，诠释中国的哲学思想、生活方式。这种崭新的诠释，跟想要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四”那代人很不一样。

中国跟世界到底什么关系，它们是怎么彼此理解的？林语堂就是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桥梁，20世纪最著名的一个icon。Icon会延续过去和此刻的关系，以及不同时空的关系。因此，重新看待林语堂与当时世界的关系，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过去，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社会。

钱锁桥表示，1980年代林语堂去往美国学习比较文学，由于理论出身的学术背景，他在很长一段世间内都没有写作林语堂传记的想法。因为西方重理论，轻视传记写作，传记被认为是琐碎的。但后来，他对西方理论越来越不满，且认为如果在中国依然照搬西方的理论，是一场灾难。如果关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会发现西方理论里所谓的东方主义并不重要，且本末倒置，中国的现代发展过程有一些主体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管怎样挑战西方的理论，也挑战不到他们的核心价值，而中国的核心价值、中心议题在哪里，其实并不确定。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回到改变中国文化的人物身上，包括梁启超、鲁迅等人。而鲁迅的传记多如牛毛，林语堂却完全被淹没了。但林语堂对于解释中国的现代性，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林语堂为什么被淹没，他的知识背景，与胡适、鲁迅，与其他人的关系，可以看到整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就像是一把钥匙。

钱锁桥：智性传记必须注重史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

钱锁桥认为，智性传记首先是要关注史料，注重历史与事实，但如何运用史料也非常关键，写作者必须对人物有关怀。智性写作意味着注重思想脉络，而非干涩的史料写作。

他表示，史料不是死的，不能对史料抱有一种迷信的崇拜。历史是用于现代理论的，是一种叙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叙述，尊重史料是首要的前提。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著，新民说丨广西师大出版社2019年1月版。

钱锁桥写作《林语堂传》，是出于林语堂一直被埋没的考虑，希望通过史料去追本溯源，还原林语堂的真实面目。在书中，他所描写的林语堂的细节，包括生活上的细节，均来自于史料，来自林语堂的信件或者他人的讲述，“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

1994年，钱锁桥写博士论文时曾拜访南京师范大学，当时中文系的很多专家前辈已经开始写林语堂，并纠正了上海的一些史料，但从现在来看，那些史料并不完备，“这根本就不能算真正的林语堂的东西。”因为他在伯克利发现，林语堂的所有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

而当时，钱锁桥虽然能看到林语堂的原版书，却只能从宽泛的层面了解写作的背景，无法更细致地了解他的写作背景。直到他了解到林语堂和赛珍珠、庄台公司华尔希他们的密切关系，才发现这家公司的很多材料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于是，他前往普林斯顿查阅这些史料，才对林语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不过，钱锁桥认为，传记写作并非一定要发现前人没有引用过的史料。能发掘完全没有引用过的史料固然更上一层，但传记写作更关键的还在于叙述本身、如何选择史料、如何串联史料、如何叙述，删掉哪些、强调哪些是需要智慧的。

对于传记写作的学术规范，钱锁桥认为，林语堂那一代人就已经开始说要建立学术规范。写作需要注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如今，注释已经成为学术写作的标志。对于许知远的梁启超传记所引发的一些争议，钱锁桥有所耳闻。但他认为，注释的瑕疵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钱锁桥看来，许知远写的梁启超传记铺陈很广，试图书写那个时代及其时代观念，尽量还原了一大批人的历史场景，读后深有启发。有文章认为，因为注释上的瑕疵，这本传记只能称为一部小说，这言过其实，“许知远的这本书，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传记，不是小说。”

许知远：历史背景的叙事需要真实和虚构的结合

许知远坦承自己并未接受过正统的历史学学术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没有发现新的史料。但他表示，自己更想做叙事史，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能那么单调，只局限于史料，因为一个人留下的文字只是历史的残留之一，而这种文字是经过各种筛选之后剩下来的。

许知远认为，历史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想象力和情感。文字也会记录历史人物的情感，但你只能看到只言片语；所以要动用自己的同理心，用想象力去激活史料。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著，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许知远举例说，当我们谈到公车上书或百日维新时，往往想到的是诸如皇帝、“六君子”等抽象的人物做了什么事情。但他想做的是，去还原这些人物是怎样站在同一个历史舞台的。这些人物有很多代际冲突，上一辈的李鸿章他们经历过叛乱、平叛，经历过中国对外开放、洋务运动，那些不安的变革者是年轻一代人，他们的教养系统跟上一代有很多区别，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性格，他想把这些放在同一个时空里。他想象，也许梁启超来北京赶考时，就听了谭鑫培的戏。因为谭鑫培最有名，是Super Star。而这些戏文里，蕴含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规范，中国人是听这些东西成长、塑造的。

许知远说：“如果是纯粹文本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文本，把文本放在一个现实的情绪之中，它是另一种感受。它跟现实的紧张感，它所传递的信息，又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我特别想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当年北京城的样子，到处都是臭水沟，一到晚上天全都黑了，打个灯笼在学校里走。谭嗣同可能是在那样一个夜晚，城门即将关闭前，去见了袁世凯。我们必须将他放置于历史的图景中，包括当时的人如何写信，彼此之间如何表达，以及读书人不许议论朝廷之事的恐惧。“你不知道这种恐惧，你怎么会理解公车上书这么重要呢？”他认为，无数个这样的细节构成了那个历史背景。这种叙事，一定同时是真实和虚构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许知远认为，相较于《十三邀》中的采访，面对过去的人，写作梁启超的传记能有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因为它有更多可以想象的空间。”他表示，我们此刻的世界太相信可见之事的连接，我们思维方式是知乎式的，都相信所谓的facts，但facts最后也能编织成一个谎言。

许知远认为，在英文世界，每年可以看到几本林肯或者托马斯·杰斐逊的传记，对一个人的传记是不会穷尽的，因为每一代人都用会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理解人物。当你获得了新的视角，你的材料就开始重组了。那个不重要的演讲变得重要起来，那个不重要的关系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太复杂，我们无法知道哪个行为在哪个时刻变得重要起来了。

“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棱镜，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一个视角。我们太习惯一束光的方式了。”许知远表示，重要的事情需要被重新解释，而在重新解释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人物的过程中，我们会获得对生活和时代的新解释。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