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王俊）自2016年以来，北京250余所中小学校聘任法治副校长，预防校园暴力、帮助困境儿童复学等校园日常运行，北京市首例撤销监护权案等重大案件，都有法治副校长的身影。

“我们从事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专业性更强，很多时候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如果学校能发挥‘法治副校长’的作用，可以解决很多初期问题，利用这一前置措施化解大部分矛盾。”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审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副庭长秦硕告诉记者。

同时她也提到，并非所有学校都认可法治副校长身份。记者了解到，此次未成年人两法修改，有呼声提倡法治副校长入法，“这样可以给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依据，让法治副校长工作更具体地落地到学校。”秦硕说。

“将校园事件解决在校园里”

今天（12月31日），北京高院发布全市法院法治副校长工作情况，并公布“北京法院十佳法治副校长” “北京法院优秀法治副校长”评选结果。

秦硕被评选为“北京法院十佳法治副校长”。

不少人对法治副校长的职能定位不清楚，秦硕向记者解释了法治副校长在校园中发挥的作用。

比如目前广泛关注的校园暴力问题，海淀法院在2016年首创“2+3+3”校园暴力预防机制，将司法实践发现的问题前置为预防环节，及时指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校园事件解决在校园里。

“我们针对学生、家长和学校三类群体分别进行普法教育工作，学生包括被害人和行为人，对其进行法治教育；学校，则针对其自身的需求对他们进行校园理念教育；对老师也会就专门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理的教育。”秦硕告诉记者。

另外对校园欺凌的问题，法治副校长也会了解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联合家长、孩子、学校共同找到问题点，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校园欺凌带有侮辱性质，会给被欺凌对象造成心理伤害，有欺凌苗头的小朋友，我们会找到他们相应的问题点。比如校园欺凌大多是多人欺凌个人，多人在班里形成小群体，他们可能身材高大、煽动力比较强，被害人可能存在特异于常人的地方，比如比较孤僻。”

秦硕介绍，法治副校长会根据不同情况，对症下药。“比如小团体问题，我们希望用班委这样更大层面的群体干预相关事件，把一些问题解决在孩子中间。”

孩子的问题往往是因为原生家庭的教育问题，法治副校长也会告诉家长，孩子的问题反应家庭教育的不足，家长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孩子解决自身的问题很难，一般都需要外界干预。”

“量身定制”的法治教育

针对不同学校的特点、需求，法治副校长也会“量身定制”法治教育。

比如打工子弟学校可能存在安全问题，家长疏于管理、学校管理力度不够的话，孩子很可能成为被侵害对象。“我们就教孩子们如何自我保护防范危险，提醒家长在北京拼搏的同时注意孩子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发现后如何去帮助孩子。”

未成年女生遭受性侵害案件时有发生，突显女生自我防范意识差，保护手段匮乏的问题。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白玉龙专门组织了“女生大课堂”活动，针对女生讲授预防性侵害问题。通过案例讲授、情景互动等模式，让女生们大胆参与，掌握自我保护的技巧。

填补空白 法治副校长工作延伸至技工院校

法治副校长的工作也在不断拓围，渐渐填补空白领域。

近年来，市高院与团市委、市检察院密切配合，启动北京市技工院校法治副校长对接暨重点青少年事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专项实施方案，尝试将法治副校长工作延伸至技工院校，弥补了长期以来法治副校长工作在北京市技工院校的空白。

通州法院与未管所、社区联手，创设学生、未成年犯、教师、家长“四课堂”，把普法教育对象从学生扩大至家长、教师、学校，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效衔接，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合力。

据北京高院副院长蔡慧永介绍，2016年以来，北京法院共有285名法律专业知识强、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受聘担任250余所中小学校的法治副校长，成为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法治教育机制的纽带，共举办法治讲座1800余场、法庭开放日活动240余次，组织旁听案件320余次，指导模拟法庭250余次，受众达10万余人。

呼吁“法治副校长”能入法

法治副校长的工作具有先天优势，丰富的实践经验让他们可以发挥“预防前置”的作用。

2018年全市法官人均结案357.1件，居全国首位。

“正是这样超常的办案数量使得北京法官积累了其他地域和其他行业难以具备的丰富经验。他们知道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痛点在哪、难点在哪，从而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北京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乔学慧表示。

秦硕更强调的是预防前置工作。“很多学校不清楚后期我们处理的案件风险在哪，他们认为自己学校不容易出事，忽视法治教育，以教学为主。”她说，“我们的原则是不要让孩子出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把我们的经验前置到预防环节。”

但问题的难点是，许多学校不重视法治副校长的工作，没有意识到法治副校长的作用。

“举个例子，学校作为事件发生的地方，家长有可能不信任学校，这种时候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中立身份又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角色，能有效地化解矛盾。”秦硕说。

此外，她表示，法治副校长的作用也不仅限于单纯的讲授法治课，要创新方法和形式，延伸工作职能。

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在修改中的未成年人两法，有呼声提倡法治副校长能够入法。“这样可以给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依据，让法治副校长工作更具体地落地到学校。如果只是用原动力维持这个制度的运转，很难有突破。”秦硕说。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