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武汉暴发疫情的消息最开始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时，南开中学高一六班学生宋思瑶并没有太在意，更让她好奇的是“钟南山是谁”？
不过，在新冠疫情暴发，武汉医疗物资持续“吃紧”的情况下，她所在的天津市南开中学两个班的学生却自发组织了一次“直捐医院”的募捐行动，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合计募集到6.53万元。2月8日，他们从韩国购买到的第一批近2000个口罩已抵达武汉协和医院。
虽然捐赠的金额无法与大型公益组织相比，但对这些大多2003年、2004年才出生，没有经历过非典的孩子们而言，这场捐赠是他们体验疫情下众生百态的一次最好的社会实践。
“一整天手机都在响”，没想到能筹到这么多钱
宋思瑶，在非典刚刚结束的2003年8月出生。当此次武汉疫情暴发，她好奇地问父母：钟南山是谁？
随着疫情态势的迅速发展，宋思瑶和她的同学们产生了募集资金向武汉进行捐献的想法。1月30日，班长张云博找到了宋思瑶和几名班委，探讨要不要开展捐赠行动，几个人一拍即合，并讨论好了分工：宋思瑶负责写文案进行宣传，组织委员李奕晗负责组织对接捐款人，生活委员杨翰翔负责管理募捐资金，此外还有两名技术“大牛”同学负责用电脑软件制作海报。
到底是捐钱还是捐物，具体怎么捐，这些高一学生们的意见达成了一致：捐赠物资，并且最好不通过任何中间渠道，直接捐赠到最需要物资的医院手中。
确定好方向，选哪家医院进行捐助，以及怎么联系到医院就成了难题。
班长张云博在网上搜索最需要医疗物资的医院时，一条“不是告急！是没有了！武汉协和医院请求物资支援”的消息映入眼帘。“我们中午十二点敲定了捐赠的计划，下午两点就通过班主任高老师联系上了武汉协和医院。”
当晚，一条“支援武汉，南开在行动”的PDF长图就被制作了出来，经过高一六班同学们在朋友圈、微信群之间的转发，传播了出去。
宋思瑶和同学们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们小小的宣传活动引发了出乎意料的传播效果。
1月31日早上，生活委员杨翰翔还没起床就听到了收款到账提示，打开手机一看，各式各样的转账信息映入眼帘。到2月1日，他觉得捐款的人可能不会再有这么多了，结果照样听了一天的到账提醒声。
李奕晗是这次捐赠行动中最忙碌的人之一，她的妈妈王威琼贡献出了自己的微信小号作为这次捐赠行动的“官方咨询”账号，并把账号名称设置为“春天”。班主任高志伶不明白为什么起这个名字，王威琼说，“春天来了，很多事情就有希望都能解决了。”
加微信的捐赠人士咨询最多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物资能够捐到医院医生们的手里”，李奕晗拉了一个群，把有问题的捐赠人士以及协和医院的专业医生都拉到群里进行答疑，在她看来，“春天”是对接捐赠人士和医生的一座沟通的桥梁。
由于咨询捐款事宜的许多人来自社会，问题也复杂，让李奕晗解读所有问题不切实际，王威琼和女儿一起承担了捐助活动咨询人的责任。连续三天，王威琼忙得“像淘宝客服”，“除了吃饭上厕所，都一直盯着手机。”
南开中学的学生们一向有做公益的传统，去年，李奕晗和班级里的小伙伴一起组织过给甘肃舟曲小学生捐赠文具的活动，最终筹集了1万余元。高一六班几乎所有同学都没有想到，这次的捐赠数额会在短时间内比上次增加近5倍。
截至2月3日下午3点，共有440人参与了这场捐赠活动，总计筹款5.32万元。加上隔壁班高一五班筹集的1.21万元，南开中学两个班的同学合计筹集了6.53万元。
抢购口罩：韩国留学生一家一家扫货，有药店听说是献爱心又订了一箱
对于这场小小的捐款活动，班主任高志伶也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大的反响，“很多人找到我，一问我是不是南开中学的，二问我是不是直接捐给医院，我说是，对方二话不说直接就把钱打到我们捐款账户里了。”
甚至有企业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中。2月5日，一家国际学校的校长通过“春天”微信号找到了高志伶，想要组织捐款并把款项汇到高一六班的账号里；天津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找到高志伶，想要在单位搞一个募捐活动。
但这时高一六班的捐款活动已结束。“最开始我们就打算从1月31日募捐到2月3日。”高志伶说，“但2月3日后，依然有非常多的爱心人士找到我想要进行捐助，我就直接向他们提供了协和医院负责对接捐赠人士的联系方式，帮助他们建立捐款通道。”
2月6日，通过高志伶联系到协和医院的天津国企发布了一份爱心捐赠的“倡议书”，表示“将不通过任何红十字会直接捐赠到武汉医院手中。”
不过，募集来资金后，如何“抢购”到物资才是更大的考验。
在物资购买方面，南开中学高一五班的韩国留学生罗大贤是最早行动的学生之一。
罗大贤对疫情有更直观的体验——他在黄冈中学惠州学校读初中，老师有很多湖北人，“过年回湖北就回不来了”。他知道了中国口罩断货的情况，想给初中班主任从韩国寄一箱口罩，又不知道能否顺利到达，心乱如麻。
1月27日晚上，罗大贤注意到了“中国驻韩使馆”微信号发布的《关于在韩侨胞支持武汉等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明》一文，文章提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出现后，在韩侨胞纷纷发起慈善义捐活动。文中还给出了韵达、圆通快递在韩国的分公司的电话，表示可以拨打电话联系快递走绿色通道将捐赠物资免费寄到湖北省。
此时，国内各大药店的口罩已经基本处于断货状态，但罗大贤发现，韩国的药店还能买到口罩。罗大贤很快联系到了他所在的5班，并告诉老师在韩国还能够购买到口罩。很快，5班发起了募捐活动，“我们发现有很多爱心人士已经捐了钱，但最为紧缺的是物资，所以我想利用在韩国的优势，进行支援。”
罗大贤本想捐赠口罩到红十字会，但得知隔壁6班的同学联系到了武汉的医院，于是决定“捐赠给最需要的人”。
罗大贤开始一家药店一家药店购买口罩，“每个药店买100个左右，今天没有了就明天再来买”。有家药店本来已经没有货了，但听说他在做爱心捐赠，又特意为他订购了一箱600个口罩。
1月27日到2月1日，罗大贤几乎在每家药店都进行了“扫货”式抢购，为此他还叫上了家人，“爸爸、妈妈、叔叔都来帮我买口罩”。后来由于韩国也出现了患病人员，限购开始加剧，罗大贤和家人们就10个10个地买。
罗大贤跑了十多家药店，最终筹集到1868个符合医用标准的KF94口罩。2月8日，这一批外包装上写着“JZ-NANKAIZHOGNXUE”（捐赠-南开中学）的口罩抵达了武汉。
“游客主动人肉背口罩”，现在最希望国内产能尽快恢复
高一六班同学们开始进行捐赠行动后，最累的人是班主任高志伶。
她通过自己的关系最先找到协和医院院方，此外，她还要负责寻找医疗物资，对接有各式各样需求的捐赠人以及潜在的医疗物资生产方，检验对方是否具备资质。
和高志伶同样感觉责任重大的还有她以前的学生李雅萌，李雅萌在毕业后去澳洲发展，和丈夫一起成立了一家旅行社，主要接待国内的出境游游客。疫情暴发后，李雅萌找到高志伶，表达想让老师帮忙联系武汉医院的愿望，双方一拍即合，也间接促成了高一六班的捐赠行动。
在澳洲经营多年旅行社让李雅萌在采购物资、物流通关等方面有着高一学生们无法比拟的经验优势。“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物资保证可以直接对接到医院，不管临床还是门诊，确定医院可以使用，以及确定物资价格合理”。
随着疫情的暴发，口罩价格水涨船高。“最早接触的N95民用级别口罩的海外资源大概是10元到15元人民币，后来涨到了20元人民币以上；澳洲本地也是如此，最早2到3澳元一个的口罩，现在要8到10澳元一个，价格差很大，其他物资也是如此。”
在李雅萌看来，捐赠行动最开始时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医用标准以及货源，“不同的医院对口罩的标准也各有不同，许多志愿者都是通过两三天和医生的沟通才最终了解的。此外我们也不知道哪家货源才‘靠谱’，只能靠口碑、信任度，但当我们甄别货品、货源的能力都提高的时候，钱也募集上来后，又没货了，现在真正一线用的高标准医用口罩基本上已是全球断货的状态了，全球都在找物资。”
买到货才只是过了第一关。李雅萌发现，买到口罩之后走货运会遇到清关的问题，“授权的主体必须是慈善总会或红十字会”。“我们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把物资运到医生的手中。”
最后，人肉背回成为了效率最高的办法。此时李雅萌的旅行社经验优势显现了出来，“只要和旅行社领队说我们要捐献爱心物资，超过99%的领队和客人都乐意配合，旅行团的航班可控，今天谈妥了明天就会有团队回国，在国内找到专人对接，再邮寄送医院或者让武汉本地的志愿者开车来取，最快十几个小时货就能到医院手上。有旅客听说捐献爱心物资，主动清掉了自己在澳洲给小孙子买的奶粉，换成了口罩背回国内，有的客人还手提行李好托运口罩。”
通过人肉背货的办法，李雅萌和许多志愿者一同帮助不少医疗物资抵达了国内一线医院的手中，但当她通过高一六班对接到武汉协和医院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1月28日，李雅萌所在的旅行社正式接到通知，国内旅客出境游被禁止了，随着出境游的禁止，归国游客也逐渐变少，通过旅行社人肉背口罩变得越来越难。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和高一六班的小志愿者们依旧在努力寻找物资。“目前已经购买了防护服和口罩寄往武汉，顺利的话明后天能到国内，护目镜的国内资源也对接好了，但对方要下周一才开工。”
现在，李雅萌最希望的事情是国内产能尽快恢复。而高一六班的同学们最希望做的则是赶快把他们募集到的钱都买成防护品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