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特约记者 彭镜陶
HBO剧集《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持续热播，已经在豆瓣上获得了9.5的高分。该剧第二季是由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进行改编的，聚焦主人公莉拉和莱农的青年时代，对伴随着恋爱、婚姻、求学等因素的女性情谊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
埃莱娜·费兰特堪称当下全世界最神秘也最享有盛誉的严肃文学写作者之一，从1992年出版第一篇长篇小说开始，她就隐藏在自己的作品背后，谢绝写作之外的所有应酬，从不出席颁奖典礼和关于自己作品的研讨会。
后来，她在书信中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我相信书写出来之后就不需要作者了。如果一本书有内涵，它迟早都会找到读者；假如它不值一提，那就算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喜欢从古到今那些作者不可考、非常神秘，但却充满生命力的书。 ”与她的低调神秘截然相反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庞大受众，小说已经被译成近四十种语言，在全球售出五六百万册，数百万读者在全球各地关心着莉拉和莱农的命运。
“那不勒斯四部曲”堪称第一部女性成长和情谊全景式作品，从荷马史诗开始，成长故事的主人公往往就是男性，女性写女性的故事总是很难受到重视。埃莱娜·费兰特得知“那不勒斯四部曲”也拥有很多男性读者的时候感到非常激动，希望男性能更加关注女性写作。“男性不仅要看到几千年来他们习惯讲述的那个世界，也要看到我们讲述的世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都在做这个尝试。 ”
对于女性争取平权的斗争，费兰特也认为远远没有结束：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哪个年纪的女性，现在都处于战斗之中，战争远远还没有结束。尽管我们认为已经把男权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抛之于脑后，但斗争还会延续很长时间，我们看一看世界的整体局面就能明白，这场斗争远远还没有结束，我们到目前为止获得的一切，随时都可能会失去。”
新京报专访“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译者陈英，和她探讨了那不勒斯的阶层跨越、莉拉和莱农是否互为镜像、为什么两个陌生女孩的故事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这么多读者等问题。
《新名字的故事》，埃莱娜·费兰特著，陈英译，九久读书人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那不勒斯方言是发自肺腑的表达
新京报：“那不勒斯四部曲”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陈英：我个人最喜欢第4部，有很多对于眼下时代的反思，很有启发性。
新京报：根据《新名字的故事》改编的HBO剧集《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正在热播，像第一季一样收获了很多好评。你如何评价第二季的改编呢？
陈英：第二季是一个我喜欢的女导演Alice Rohrwacher拍的，她拍的《幸福的拉扎罗》格调就挺高的。我觉得，图像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表达系统，也是对原文的“跨符号翻译”，图像、肢体语言更直观，但文字更深刻，更入微。这位导演的改编很成功，因为撇开原著和作者不谈，观众认可也是一个重要参照。
新京报：你认为莱农和莉拉是否互为镜像？
陈英：我不这样认为，是两个人异质的部分在支撑着这段友谊。
新京报：如何理解费兰特一定要在小说中使用那不勒斯方言？无法将方言翻译出来对读者来说是否是一种遗憾？
陈英：方言是发自肺腑的语言，是真正情绪的表达。标准的意大利语是一种人工语言，当然会隔靴搔痒。有一些东西，费兰特还是认为用方言表达最合适、最贴切。在翻译文本中出现方言，对读者应该是一种障碍，我就用了一个四川方言词——“飘飘”就引起了挺多讨论。方言地域性太强，方言词汇出现在翻译中还是太扎眼，少用为妙，对于读者不算太大的遗憾。
新京报：为什么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部男性应该读的小说呢？小说是否会引起男性的反感？
陈英：男性应该读这套书，因为是女性视角的讲述，有女性欲望、女性诉求的讲述，有利于男性了解女性的内心世界。对于思想开放，对女性主义思潮有了解的男性，应该不是问题。
新京报：莱农和莉拉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那不勒斯的，整个故事都是富有那不勒斯地域特征的，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女孩的故事可以引起全世界这么多读者的共情呢？
陈英：引起共情，在各国可能情况不一样，美国读者可能觉得费兰特笔下的那不勒斯比较符合他们想象的意大利南方。中国读者，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女性处境和那不勒斯很相似，还是备受挤压，很难实现自我。这故事讲出了这条路的艰难，也指出了很多可能性。
新京报：在中国，《新名字的故事》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受到赞誉最多的一部，是因为年轻人的激情更容易打动读者吗？还是说不幸的婚姻这样的议题在中国读者中能引起巨大的共鸣？
陈英：能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读者比较多，也可能是因为第二部发生的事最富有激情。我不认为是不幸的婚姻吸引读者，我觉得年轻时的体验很重要，有很多能引起共鸣的地方。
新京报：埃莱娜·费兰特的身份一直很神秘，但她的出版人见过她。你会感到抑制不住的好奇想去了解她本人吗？
陈英：我并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这方面好奇心，也没有想着去了解她的私人生活，我觉得我看了她写的文字就够了。她应该是一个很强悍的老太太，成熟睿智。
反倒女性通过婚姻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新京报：在莱农和莉拉以及她们的朋友们当中，只有莱农通过接受教育完成了阶层跨越。在今天的意大利，阶层跨越的难度有发生变化吗？
陈英：具体来说，在今天的意大利南部，在那不勒斯平民区的小孩处境并没有太大变化，都需要经历莱农那样的抉择，远离城区，一步一步实现自我。但现在意大利已经不像战后那么贫穷，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善处境不像之前那么艰难，只是人们现在不再认同只有教育一条出路。意大利的经济不再像七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时代给人的机会不像之前那么多了，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应该是更难了。
新京报：尼诺身上的什么特质使得他可以同时吸引莉拉和莱农两个人？
陈英：长相英俊，气质非凡，富有激情，有一丝叛逆和不羁，不是商人，也不是其他沉闷无趣的知识分子。
新京报：莱农通过受教育上大学实现了阶层跨越，提高了社会地位。而莉拉早早辍学，嫁给了有钱人斯特凡诺，失败的婚姻没有给她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后来她和伴侣恩佐也没有结婚。这是否能说明费兰特对婚姻对女性的价值的否定？
陈英：费兰特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表态。婚姻并不能否定女性的价值，女性反倒可以通过婚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费兰特通过两个女性的遭遇，说明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繁衍后代方面是一种保证，但通常会消耗女性的能量，限制女性的发展。
费兰特用一种理性的目光，客观地说明婚姻中会出现的问题，并通过两个女性的选择：离异，一步一步展示她们走向独立的过程。但假如没有婚姻这一步，她们也很难成为之后的自己。
新京报：在年轻一代的男性里，尼诺轻浮，里诺肤浅，根据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似乎可以都把他们算作“渣男”。那么，小说中就没有足够尊敬女性理解女性困境的男性角色了吗？是时代所致还是？
陈英：在小说中，各种男性都有，包括女性气质很浓的阿方索，能赞赏女性智慧的恩佐，知识分子彼得罗，尤其是彼得罗，他其实尝试理解女性困境，但也无法协调各种关系，只是沉迷于一个抽象的理论世界。我不赞同对男性角色的“道德审判”，这些对待女性问题上的轻浮与肤浅做法，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产物，意大利是一个男权社会，到现在依然有物化女性的习气。对女性智慧的浪费，人格的羞辱随处可见。我这些天在电视上的访谈节目里，依然会看到穿得衣不遮体的女性坐在发言的人旁边，只是做装点。如果时代真的会进步，我相信这些都会成为历史的沉渣。
新京报：莉拉最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但她结婚后打电话买东西的时候常常说自己是“卡拉奇太太”而不是“莉拉·赛鲁罗”，这是莉拉短暂的迷失，还是对父权制度的妥协？而莱农却表示写小说不会署夫姓，她永远是“格雷科”。这个细节能说明莉拉和莱农对婚姻制度的不同态度吗？
陈英：莉拉和莱农对婚姻态度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幻想婚姻可以让她们摆脱困境，一个选择了富裕的家庭，一个选择了知识分子家庭。莉拉开始试图扮演阔太太的角色，莱农开始也试图做个理想主妇，但灵魂里的那份不安依然无法平息。我觉得这不是迷失，而只是一种尝试。莱农不署夫姓，也只是意大利那些年女性运动的成果，不一定是她更坚定。
新京报：莉拉往往脾气暴躁，举止粗鲁，语言粗俗，但莉拉比小心翼翼说标准意大利语的莱农更受读者的欢迎，这是为什么呢？是更多读者心底希望自己能成为莉拉那样的女孩吗？
陈英：莱农是受到教化、中规中矩的女孩，从小就是讨好型人格，当然会显得很黯淡；莉拉很犀利，更有思想，有创意，也是这一点吸引莱农吧。我觉得莱农希望莉拉能杀出一条血路，让她自己也走出去。女性的“人格”和“自我”在莉拉身上很明显，她一辈子抵抗世界，捍卫的也就是这些。我觉得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不一定希望成为莉拉那样的女孩，但可能会从她的思想行为中汲取能量。
作者：彭镜陶
编辑：罗东
校对：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