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上摩托车,穿梭在武汉空旷的马路上,鲍飞偶尔会不自觉地“神游”。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日子,他很少在街头看到人和车,临街的店铺一间间从眼前闪过,极少有开着的。城市突然间少了生气,身为武汉人的他也感到陌生。他忍不住想,“武汉到底怎么了?” 


鲍飞是一名外卖骑手,负责给武汉的一家生鲜店送货。疫情暴发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跑单。尽管每天从早忙到晚,“不充实”的感觉总困扰着他。“我只想疫情快点过去,武汉早点解封。”


挣钱养家的同时,鲍飞希望为武汉添一份力。雷神山医院开建后,他去做了9天义工,送货间隙也经常帮邻居们捎些吃的用的。


像鲍飞一样,许多快递小哥和外卖员依然活跃在武汉街头。迫于生活压力、考虑到岗位职责、为市民做点贡献……他们的想法不尽相同,但都在用实际行动支撑着这座城市的运转。


忙碌的同时,他们感知着人情冷暖,也见证了特殊时期网购消费的意义所在。随着城市走向复工,人们对网络消费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据“武汉发布”数据显示,2月中下旬的两周时间,湖北发出和签收的包裹量均较此前增长了近3倍,武汉地区签收的包裹量也增长了30%。


1月31日,武汉某物流配送站,一名站点管理人员由于需进入医院送货,他带上了护目镜。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不能停下来”


鲍飞的家庭条件原本算得上优渥。他是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打拼六年后攒下两套房和一百多万存款。2017年儿子确诊自闭症后,他办理了停薪留职,专心带孩子看病。


过去近两年间,为了促进儿子的身体和智力发育,鲍飞每天都会给儿子打一针营养针。一针7500元,“就是拿钱在怼。”


房和车卖掉了,存款也很快花完,鲍飞做起了外卖骑手。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上班时间可以自由安排,送完单,他能抽点时间陪陪孩子。


为了准备好接下来的医疗花销,疫情期间,鲍飞仍坚持跑单。


他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日均收入500元以上,多的时候可以到800元。“这都是用时间堆出来的。”从去年起,鲍飞就多次登上站点的“单王榜”。他说,疫情期间单量比平时少,但每单的价格是以前的两倍多,算下来收入还是比平时高,每天能多挣200元左右。

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鲍飞总要抽空回家陪孩子,耐心地陪孩子说说话。5岁的儿子至今只能清晰地说全两句话——“爸爸回来了”“爸爸陪我玩游戏”。晚上八点半,他会再次出门,继续跑到凌晨一点左右再回家。


作为兼职骑手,郭峰的本职工作是公交集团的后勤员工,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公交停运,他闲不住,骑车送起了外卖,“这个第二职业我很喜欢,累了就回家休息,有精神就跑一下。” 


从春节前到现在,除了有三四天时间缺口罩没出门,郭峰一直在外面送餐。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长时间、快节奏的工作方式。 


“生活压力很大,(我)不能停下来。”每个月,郭峰要还几千块的房贷,女儿学古筝、学画画、上各科辅导班,也都需要用钱。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只能想办法增加收入。


有天凌晨五点多等餐的时候,郭峰看到一位骑手趴在摩托车上睡着了。他心想,那人身上一定也有故事。“你说谁会在疫情期间还这样拼命地去赚钱呢?”


被封锁的武汉,继续忙着跑单的除了本地人,还有没能回家的外地骑手。咸宁人王建已经独自度过了50多天。年前,妻子和女儿先回了老家,为了多挣些钱,他决定干到年底,却没想到之后就被困在了城里。


骑着电瓶车,王建经常以54公里/小时的最快速度从一个点赶往另一个点。每天500块钱的单子,是他给自己定的标准。每天,他差不多要送五六十单。


王建平时不开灶,也没在家里囤些食物。跑单的时候,他通常会在路上给自己点一碗热干面,和顾客的订单一起放在配送箱,送完单,就蹲在路边吸溜着解决掉。


每个月,他要给家里汇去三四千元。如今父母、妻女和80多岁的奶奶都待在老家,他成了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40岁的老计与武汉有着一段特殊的感情。他曾在武汉读过四年大学,后来去南方闯荡。去年7月,生意失败的他回到武汉做起了外卖骑手。


快递员李帆家住武汉郊区,他所在的物流公司成立了“保障生命专线通道”紧急配送项目。接到任务后,李帆要开车往乡镇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药送上门。


城市的“蜂鸟”


鲍飞自认为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货没送到绝不提前点“送达”,平时骑车遵规守纪。但这次疫情期间,他少有地破了一次例——2.3公里的路程,他只花了三分钟就骑车赶到,过路口时也没注意看红绿灯。


之所以会破例,是因为鲍飞为上一单耽误了20分钟时间。打通客户电话通知取货时,听筒里传来“嗯嗯啊啊”的声音,随后电话被挂断。鲍飞觉得奇怪,收到短信,才明白顾客是位聋哑人。


“她发短信说不好意思,她听不到也不会说话,叫我把货放到一个地方她去拿。”


担心对方找不到货又没法和自己联系,鲍飞没敢走,一直站在门口等人来。20分钟后,女孩终于出现。


看到鲍飞还在等,女孩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一刻,鲍飞觉得有些心酸,也对女孩多了几分敬意。“她特别有礼貌,90度鞠躬,还跟我打手语,估计是表示感谢。”把货交到女孩手上,他注意到下一单只剩下三分钟就要超时,只能心急火燎地骑车抢时间。


这些在外跑单时遇到的事,鲍飞很少会跟家里人提起,受了委屈,也会在回家之前在心里藏好。


不久前,他给一位顾客送货,按照规定应当送到小区门口的取货点,对方为了求近,让他送到侧门。到达之后,他才发现侧门已经用三米高的木板封死。


鲍飞说,按照客人要求,他要一件一件地把货推过去,对方说可以了,他就松手。结果有一提纸没接住掉到了地上,对方当即开骂。“骂的话特别难听。”鲍飞很想撂挑子不干了,但理智和现实告诉他:别和钱过不去。


后来,没活儿干的时候,他看到雷神山医院在招义工,索性报名参加,去工地上帮忙搞起了电焊。工人一天能拿一千多,而他一分钱不要。直到医院建好住进了病人,他才回去继续跑单挣钱。


鲍飞在雷神山医院工地做义工时的自拍照。受访者供图。


在雷神山的那几天,鲍飞的摩托头盔承担了安全帽的功能。一天夜里,他蹲在房顶,用手机拍了条视频作为留念,身后是正在建设的工地。“希望我的速度能赶上病人治疗的速度,越快越好。”

 

郭峰没去过雷神山医院,但他经常给方舱医院和被作为隔离点的酒店送餐。方舱的订单大多来自医护人员,隔离点的订单则来自暂时被隔离的普通人,其中经常夹带有特殊需求——有人下完单会打来电话,请郭峰帮忙捎盒烟或者带瓶酒,让他藏好别被工作人员发现。


跑单的时候,王建也经常遇到客户在备注里要求帮带东西,他一般不会拒绝。“帮人帮习惯了。”他曾一次性帮人代买了三袋50斤的大米,240个鸡蛋,还有一些水果蔬菜和零食。光采买和送货就花了一个半小时。


在工作之余,老计喜欢玩微博。在微博上,他记录自己所到的每一个角落,大家把他当做一个了解真实武汉的窗口。


封城初期,他接到了很多代买菜的单。在帮一个老婆婆买菜时,老计难住了。菜钱加起来要44元,送到地方,他看到老人手里只捏着一张20元的纸币。


“我能感觉出来,那个婆婆家条件不是很好。”老计想,要是跟对方实话实说,这么点菜44元,她肯定觉得没给她买好;但要只收这20元,明天、后天她再买菜怎么办?


“我一想,就干脆不要她钱了”。他编了个理由,连哄带骗地跟老婆婆说“有人请客”、“公司领导发奖金了”。


老计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外卖骑手不仅仅是一个人,这个群体能够正常工作,就代表后面的商家在营业,背后的平台也运营正常。通过关注他,某种意义其实是在关注这个城市是不是正常运转。“因为吃喝住行是我们普通人最关切的事情,如果吃的问题能够顺利保障,大家都会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安全感。”


在工作之余,外卖员老计喜欢玩微博。在微博上,他记录自己所到的每一个角落。受访者供图

正如媒体评论中所言,对很多人来说,快递、外卖小哥就像城市的“蜂鸟”,用力挥动着自己的翅膀,穿梭在小区楼宇和街头巷尾。作为确保物资供应的重要一环,他们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降低病毒传播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月中旬的时候,武汉下了场雪。那一天,老计停下电动车,一笔一画地在积雪上写了个“干”字。


大家都会害怕


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鲍飞所在的站点一度只剩下他一位骑手。


最初,每给顾客送完一单,鲍飞都会用消毒液给双手消毒,有时也帮着顾客消毒。“我也害怕疫情啊。”但他想,只要做好防范,戴好口罩,每天消毒,问题应该不大。


得知鲍飞还在冒着风险出去跑单,家里人曾一致反对,“我父亲差点要和我干架。”鲍飞只能劝他们放心,稍有松动后,再找时间溜出来跑单。送完单,为了避免和家人接触,他选择骑车回到20多公里外的老房子去住。


开始跑单后,鲍飞一连20多天没回家,直到武汉的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来回到家,警惕心仍不敢放下,他不仅和家人分房住,连晚上睡觉都戴着口罩。


疫情升级之前,鲍飞都是把货直接送到顾客家门口。那段时间,有人给他送红包和饮料,也有人拒绝靠近,“看我的眼神都像看病毒一样。”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之后,他只能在大门口等顾客下来取。但总有人不愿意出门拿货,订单取消,他就相当于白忙一场。


由于经常去方舱医院和隔离点送餐,郭峰一样会紧张。每次送餐,他都提前打电话联系,约好放餐地点或是让工作人员转交,尽量避免和顾客碰面。


最近,他还多了几次用绳子送餐的经历。有些顾客住在邻街住宅的二、三楼,快递员一到楼下,他们就放下根绳子,要求把装餐的袋子系在上面。这种方式也是无接触,双方都愿意接受。


顾客用绳子取餐。这种方式无接触,外卖员和顾客都愿意接受。受访者供图

疫情之下,王建比以前更关注发生在身边的事。他曾在网上看到过两则新闻,一则是有确诊病人对着电梯按钮吐口水,那个小区离他的出租屋很近;另一则发生在两站地铁远的地方,一个外卖小哥送一位胃痛的路人去医院,结果第二天,路人就因确诊新冠肺炎离世。

王建想,如果当时遇到那位路人的是他,他也会去帮忙。“尽量做好防护,如果感染上也没办法。”


各个小区封闭之后,上厕所成了他在外跑单时的首要难题,小区里的公共厕所不让进,外面的公共厕所不敢进,他能忍就忍,撑得住就等晚上回家再解决。


他通常在早上七点起床,量完体温,穿上工作服,再戴上两层医用口罩出门。走到小区门口,还要用红外线测温计测一次。送货时经过卡点也要测,一天下来,他最少要被测二三十次。


快递员李帆将药物交给慢性病人家属。受访者供图


李帆身上的责任比以前重了一些。他要面对的是各种慢性病人的家属。从城区接货后,开车前往下属的区县和乡镇去送药。他为尿毒症患者送过三四十斤一箱的透析液,也为癫痫病人送过小件的专用药。


按照公司要求,头一天的货第二天就要送到客户手上。以前,李帆要装满一车才送货;现在,哪怕只有十几件也要跑,“可以说是不计成本。”每次把货送到客户手上他总有一种成就感,送药救急,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电话通知取件,电话那头的音调都会突然拔高,“听上去很激动。” 除了对接病人家属,李帆还多次前往金银潭、火神山、雷神山这些定点医院送药。闷在防护服里,他更加理解医护人员的不易。


据报道,2月底,武汉市外卖员、快递员缺口2000人,电商平台缺口4000人。为了缓解市场保供人手不足的压力,武汉市政府在有条件的地方帮助企业安排外卖、快递小哥集中住宿。尚未复工的企业富余劳动力将在加强健康体检和卫生防护的前提下,签订短期服务合同,为外卖和快递队伍缓解压力。


“快递小哥”背后的“宅经济”


2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召开记者见面会,首次邀请武汉疫情防控一线的普通工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老计就是其中一员。


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作为众多疫情期间坚守工作的骑手中的一分子,他不仅仅代表个人,“很多骑手兄弟也能感受到这份荣光。”而帮大家解决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生活问题,则让他很有成就感,想到了小时候大家都有的那一点英雄情结。


疫情期间,各地快递、外卖小哥忙碌身影,是“宅经济”兴起的映照。


小赵是北京的一名快递员,这段时间以来,最多的订单是蔬菜水果,其次是衣服。他感觉到,最近五六天的送货量有明显增长,一天送两三百件是常有的事。他在小区门口一个个打电话、发短信,等人来取。这就延长了送货时间,他来不及吃午饭,一天只吃早晚两餐。


“我现在一天送快递走一万多步,但一天要说的话三万句都不止。”小赵说,他送货地区,有三五个人两个月以来几乎天天有快递。


3月10日,北京一位快递员在空地上摆起地摊,隔着围栏,把快件递给围栏内的居民。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据一家大型生活服务类平台数据统计,全国疫情期间餐饮之外的订单增幅超过77%,春节期间蔬菜、肉、海鲜等食材销量环比增幅达到200%,葱姜蒜售出393万份,人们还买走了500多万个口罩。


除了生活物资,据网商平台数据,室内运动设备订单数也大幅上涨,春节期间,某电商平台上的健身设备成交量持续走高,2月至今自营瑜伽垫成交额同比增长近6倍。


眼下,复工脚步在逐渐加快。2月26日,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谈到复工问题时透露,全国餐饮住宿业在逐步复工,其中部分餐饮业的复工方式以外卖为主。2月25日全天,武汉市的餐饮外卖量就已达到13万单。


3月10日,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侯延波向媒体介绍,“邮政快递行业复工人数近300万人,复工率达到92.5%,日处理邮件快件稳定在1.6亿件以上,复产率超过80%。”另外,顺丰、京东物流、“三通一达”、百世、德邦、苏宁物流等主要快递企业也已早在2月10日宣布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老计知道,越来越多行业复工,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也不再是街上的“少数派”。疫情过后人们也许会忘了他,但他仍然珍视此刻感受到的“英雄主义”。


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实习生 杜萌 孔宁婧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