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倪兆中 侯雪琪 徐天鹤)疫情期间,武汉女子李丽娜在阳台“敲锣”救母事件引发关注。

 

今年2月1日,李丽娜带母亲就医,其母被列为疑似病例,李丽娜陪母亲在家隔离治疗,其间,母亲病情加重但无法入院。多番求助无果后,2月8日,李丽娜无奈在阳台“敲锣”救母,随后母亲入院治疗,几日后,李丽娜也被确诊进入医院治疗,目前均已治愈。

 

4月10日,李丽娜正式解除隔离,回家与两个多月未见的丈夫和女儿团聚。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她称,敲锣之后得到救助,就像“有人扔了个救生圈,终于不用垂死挣扎了”。她希望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能和帮助过她的那些人见一面,说一声感谢。


李丽娜在阳台“敲锣”救母。视频截图

 

“需要有人注意到我发出的声音”

 

新京报:母亲当时情况怎么样?

李丽娜:她当时呼吸很急促,咳嗽不止、高烧,人也很虚弱,已经不能走路了。病情就像水淹一样,你(眼睁睁)看着她在那里慢慢的不行,想想看,如果看着自己的亲人慢慢被水淹死,是多么的难受。

 

新京报:为什么无法住院?

李丽娜:当时她的核酸结果是单阳,医生说这种情况代表介于是和不是之间,不能确诊,不能确诊就不能及时入院。

 

新京报:有没有尝试过别的求救方式?

李丽娜:打电话、找熟人,在微博上求助,然后发各种求助的链接,但没有特别有用。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选择了敲锣?

李丽娜:首先需要有人注意到我,注意到我发出的信号。其实我敲的并不是什么锣,我敲的就是一个盆和一个勺。我只是希望自己发出的声音能被听得到,至于谁能听到,我并没有想过。后来有很多人说家里要备一套锣鼓,其实只要你想发出声,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新京报:母亲知道你在外面这样求救吗?

李丽娜:她知道,也非常伤心,我听到了她在家中哭泣。


李丽娜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侯雪琪 徐天鹤 摄。 


“就像有人给我扔了一个救生圈”

 

新京报:那时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李丽娜:当时我也感染了,已经发烧一整晚,但如果我倒下了,谁来去救她?谁来救我们?不能再有家人来(照顾我们)了,来一个传染一个,没完没了。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敲锣时你在大哭。

李丽娜:其实哭是一种倾诉,一种释放的渠道。我那天在那里哭了之后,感觉一下子人轻松很多,觉得整个人心态又调整好了。其实当你真正求生的时候,面子已经不重要,生命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平常来讲,不管敲锣或在街上喊都不是特文明的事儿,但到了那个时候,救命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当时敲了多久?

李丽娜:大概就三五分钟吧,因为中途母亲还有一些状况需要我去处理,也没有哭很久,并没有像网上说的,我天天在这里哭,也没有每天敲。

 

新京报:敲锣带来了什么变化?

李丽娜:第2天我手机就被打爆了,海内外的记者、志愿者、老中医,还有一些爱心人士,不停打,我的手机都被打到要关机了,那天晚上母亲被送往汉阳医院治疗。这种感觉就像有人给我扔了一个救生圈,终于不用垂死挣扎了。


李丽娜当时发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有妈在,我还是个孩子”

 

新京报:你自己什么时候入院治疗的?

李丽娜:2月14日,我也确诊了,住进了国博方舱医院。

 

新京报:母亲知道你被感染的事吗?

李丽娜:她入院之后知道我被感染了,非常激动,不愿配合治疗。她觉得是她害了我,害了我的以后。后来经过医院治疗,她已于3月中旬出院,目前状况良好。

 

新京报:这次对母亲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李丽娜:我第一次意识到,有妈在,我还是个孩子。我成长于单亲家庭,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女人,虽然她读书不多,脾气也不算好,但她对我付出了很多,自己非常节俭。倾尽所有供我读书、结婚、生宝宝,她一直在支持我。

 

新京报:这次事件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丽娜:我觉得不能用短短两分钟的敲锣视频,就给我贴上标签,比如特别惨、特别孝顺之类。我们前期确实很辛苦,但路上遇到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大量的资源,大量的帮助,才赢得了我妈妈现在的回归,这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新京报:疫情结束之后想做点什么?

李丽娜:我希望武汉好了以后,自己能够去亲自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一路走来,有太多人在帮助我。我希望在疫情结束的那一天,一起能见个面,亲自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