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铭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两鬓斑白，眼袋略显浮肿，常年戴着金属边框眼镜。
他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
1995年，郝铭鉴创办《咬文嚼字》杂志，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份针对社会语文应用的刊物。炮火对准媒体、图书、广告、影视乃至名人学者的语文错误，“咬书咬报咬刊，咬天下该咬之错；嚼字嚼词嚼句，嚼世上耐嚼之文”。
2019年，病中的郝铭鉴在《咬文嚼字》开了一个专栏，计划连载100期文章。文章只发表到第6期。
2020年4月2日，语言学家郝铭鉴病逝，享年76岁。
郝铭鉴生前照片。 受访者供图
创刊人
创办《咬文嚼字》之前，郝铭鉴已是编辑出版界的有名人物。
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毕业后，1968年，郝铭鉴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开始编辑生涯。至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头衔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他完全可以不办这份杂志，安心当他的老总。”校读专家王瑞祥说，有感于书报网络上文字被误用、不规范的字词越来越多，力图挑错纠偏，郝铭鉴决定创办《咬文嚼字》。在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看来，这是出于一种文化责任和文化良知，“他坚信这本杂志对净化社会的文化环境是有益的”。
郝铭鉴曾办一份内部赠阅的小报，专挑出版物文字差错，写作、编辑、排版、校对全都出自一人之手。当时，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编辑几乎人手一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咬文嚼字》编委的何伟渔说，那份小报，就是《咬文嚼字》的雏形。
筹备之下，《咬文嚼字》于1995年正式问世。刊名是一个贬义成语，郝铭鉴曾公开说这体现了编者的自信，“代表一种字斟句酌、治学严谨的态度。”
草创之际，这份32开、48面的月刊并不被人看好。王敏说，那时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纠错的东西能有多少？纠错之后又如何？甚至有人预言，杂志出不了三期编辑部就要关门。
杂志征订状况最初也很糟糕，全国只有五百多本。有人建议郝铭鉴改变市场定位，做中小学教辅读物，郝铭鉴不为所动。
缺人手是另一个难题，整个编辑部只有两个编辑。为了网罗人才，郝铭鉴花了不少工夫。王瑞祥与他相识于1993年的一个书展，当时王瑞祥已是业内有名的校读专家，《咬文嚼字》创刊后，王瑞祥被“拉拢”过来担任校读，直到2000年初。
编辑部定期召开选题会，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很激烈。何伟渔回忆，每到最后，大家都期待郝铭鉴的总结发言。“他很聪明，常常有新的观点和想法。”在郝铭鉴的策划之下，《咬文嚼字》不时有惊人之举。
创刊号上，他们让读者给杂志挑错，挑出错误奖励100至1000元；他们批评漫画家华君武画作中的错字；2000年，又“咬”了以王蒙为首的十二位作家。此外，他们还给春晚、《人民日报》等著名刊物挑错，每年公布“年度十大流行语”。
郝铭鉴也主办过其他刊物，但在何伟渔看来，他在《咬文嚼字》上倾注的心血最多。他给杂志拟定了一条广告：“咬书咬报咬刊，咬天下该咬之错；嚼字嚼词嚼句，嚼世上耐嚼之文。”
他也曾公开说，“如果语言是条大河，《咬文嚼字》就该是河堤的守护者。”
郝铭鉴在《咬文嚼字》开辟的专栏原计划更新100期，如今只更新到第6期。
工作狂
郝铭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何伟渔是中文系教师。虽然没教过郝铭鉴，但何伟渔已听说过他，“他那时成绩很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霸’。”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郝铭鉴已是著名的编辑，上海出版部门组织一个青年编辑进修班，何伟渔给学员们上现代汉语课，郝铭鉴教编辑出版学，两人成为“同事”。
第一天上课时，何伟渔走进教室，发现郝铭鉴坐在后面旁听。郝铭鉴说,大学期间学的语法知识“忘得差不多”，想借这个机会补一补。后来，每星期何伟渔的课，郝铭鉴风雨无阻，一课不落。
郝铭鉴曾被老领导评价“文武双全”。何伟渔说，“文”指的是写作能力，“武”则是口才。
每次给学生上课，郝铭鉴都不看讲稿，侃侃而谈，何伟渔说，“没有一句废话”。已经退休的《咬文嚼字》编辑韩秀凤也记得，一般领导讲话，下边总有人喜欢开小差，可郝铭鉴几句话，就能让听众顷刻“入戏”。
“他的身上，有一种对语言、文字的天生敏感。”何伟渔说。
何伟渔曾去郝铭鉴家里拜访，几乎每一次，郝铭鉴都在伏案工作。他的妻子说，郝铭鉴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把书房当作办公室”。
这个师友眼中的“工作狂”，待人谦逊恭敬。
尽管比王瑞祥大9岁，但郝铭鉴一直称呼王瑞祥“王老师”。
相识几十年，郝铭鉴多次邀请王瑞祥给年轻编辑讲课。每一次郝铭鉴都在场，从头听到尾。王瑞祥十分感慨：“我去过不少学校讲座，校领导中途离开是常有的事。只有他，每次都和观众坐在一起，从头听到尾，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
王瑞祥十分佩服郝铭鉴的组织能力。他说，《咬文嚼字》创刊之时，编委都是有名的语言文字专家，每人擅长领域不同，郝铭鉴能人尽其才。后来成立上海出版物编校质量检测中心，郝铭鉴手底下亦云集一批专家学者，为上海新闻出版局检测上海市每年出版物的文字编校质量。
在王瑞祥看来，郝铭鉴召集了一批愿意和他共事的专家，这是他能做出成绩的一个关键原因。“郝老师有人格魅力，大家都愿意和他相处。”
郝铭鉴生前照片。 受访者供图
引路人
在编辑出版界沉潜一生，郝铭鉴培养了一批业界人才。“这在编审界十分少见。”何伟渔说。
《咬文嚼字》现任主编黄安靖1999年来到这家杂志社，从校对干起，后来进入编辑部。他说自己一路走来，每次进步都与郝铭鉴有关，“我是他手把手教导出来的。”
严格要求、时常敲打，是郝铭鉴培养年轻编辑的方法。一旦出错，他会不留情面地指出，这让黄安靖在刚进《咬文嚼字》之时，一度自我怀疑。
早年，郝铭鉴交给他一部书稿让他校对，黄安靖指出书中“汉桓帝”的“桓”写成了“恒”。几年后有一次，黄安靖拿着拿稿子给郝铭鉴，郝铭鉴读稿子时，看到差错，脸色忽然一黑，“我紧张得手抖，其实最初我是有些怕他的。”
郝铭鉴察觉到了他的情绪，转而宽慰他别紧张，还提起了他之前改正“恒”字的事。
“我没想到这样一件小事他会记得。他后来告诉我，对我们年轻编辑比一般人严格，是因为我们是《咬文嚼字》的接班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志基撰文回忆，当年他为《咬文嚼字》撰稿、改稿、组稿时，郝铭鉴通常在晚上打来电话，“所说的无非稿件，对我组的每一篇稿子的剖析，都能鞭辟入里，甚至比我看得还细。”
刘志基写道，郝铭鉴对稿子要求严格，可谓锱铢必较，甚至“吹毛求疵”。他往往要求一些成名的老师将稿子左改右改，甚至直接拿掉。
在黄安靖看来，郝铭鉴对团队要求严格，专业上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他的口头禅是“不断超越自己”，他要求编辑部不断创新，做的内容不能和以前不一样。
早年他招进《咬文嚼字》编辑部的三名年轻编辑，黄安靖在2013年接过他的衣钵，成为《咬文嚼字》主编；王敏如今是《咬文嚼字》公司总经理，也是上海出版物编校质量检测中心的领导；杨林成则是《语言文字周报》的执行主编。
“这是他的天性，因为他把这当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黄安靖说，自己如何理解编辑这个职位，如何做事，都是郝铭鉴言传身教。“他塑造了我的职业观念，是我编辑生涯的引路人。”
2019年春节期间，郝铭鉴勉励王瑞祥，“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大有可为。”受访者供图
“啄木鸟”
“这八年中，我们没有偷懒过一天，没有敷衍过一次，视刊物如生命，视读者为至友，在语文规范的长途中，留下一串浅浅的足迹。”王敏记得，《咬文嚼字》创刊八周年之际，郝铭鉴在合订本上写下这段感言。
在何伟渔、王瑞祥等人看来，这正是郝铭鉴最突出的业绩——办了《咬文嚼字》，维护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纯洁性。
也因此，不少人把他比作语林“啄木鸟”。
疾病来得有些突然。2018年5月，郝铭鉴确诊肾癌，已至晚期，当年6月动了手术。
黄安靖等人隔段时间便去看他，一开始他“精神状态很好”，身体显得健朗。每次去，郝铭鉴都很高兴，要坐起来和他们聊《咬文嚼字》的事。没想到病情后来迅速恶化。
黄安靖后来从家属处得知，因为想给编辑团队“留下好印象”，郝铭鉴有时候“硬撑着”。所以每次编辑们去看他时，他都做好准备，不轻易显现出病态。
去年9月，何伟渔也随编辑们看望郝铭鉴。当时郝铭鉴气色不好，以往铿锵有力的声音变得轻细。但故人重逢，聊得最多的还是《咬文嚼字》，“他很关心这本杂志。”
生病之后的郝铭鉴并未停止创作。
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郝铭鉴语文学堂”陆续发布文章，至2018年9月才停更。他也在微博发文，辨析字词，咀嚼文义。
何伟渔记得，病中的郝铭鉴还出席了一个讲座，“一讲就是3小时，最后人都受不了，我们都劝他别讲。”2018年年底，《咬文嚼字》编辑部讨论“年度十大流行语”，他也要来参加。
王瑞祥备觉遗憾。因为工作繁忙，他并不知道郝铭鉴患病。2019年春节，他给郝铭鉴发去短信祝福，郝铭鉴短信勉励他：“王老师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大有可为”。
“现在我才意识到，那时候他疾病缠身，勉励我其实是有深意。”王瑞祥说，无缘最后一面，让他觉得十分遗憾。
2019年，郝铭鉴在《咬文嚼字》上开辟的小专栏，解答读者提问，名为《百问百答》，原计划出100期。专栏只更新至第6期。
4月2日，76岁的郝铭鉴病逝。
微博上，他这样介绍自己：“一个编龄不短、编书不多的老出版人。一个热爱教师工作、缺乏教学实践的大学兼职教授。一个热心语文规范、未经严格训练的编外语文工作者。”
新京报记者 潘闻博
编辑 康佳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