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颖）5月10日，北京门头沟潭柘寺镇平原村，孙伟站在路边，引导车辆进入路边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另一侧，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一楼和二楼是餐厅，三楼是客房。小院、小楼都是孙伟自家的产业，经营农家乐已有十多年。今年，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春季之后，终于在五一那天重开。

重开的农家乐终于有了人气。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关门期间

他们在楼顶种上小菜

从五一开始，平原村的9家农家乐正式开放。到5月10日，进村的路还封着，但位于乡间公路边上的农家乐中，却已经坐了不少客人。时值中午，正是往来游客吃饭的时候。孙伟家农家乐，1楼和2楼都有客人，但预订住宿的人还是很少，10多间客房几乎都空着。

对经营农家乐的村民来说，从春节到盛夏之前，都是旺季，春节、清明、五一等几个特殊的时间段，客人尤其多。

农家院的经营逐渐恢复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今年基本上错过了半年”，孙伟说，下一个旺季，要等到秋天了。

平原村紧邻潭柘寺，许许多多的村民、外来的商人在这里开过农家乐。但最后留下的，只有9家，大部分都是本村村民。

他们用自家的房子开店，成本比租房开店要低得多，“像我们这个院子，一年的租金，怎么也得三五十万，再加上雇人的成本，几乎不可能撑过今年的疫情”。

从开农家乐以来，孙伟一家人就靠这间农家乐生活，衣食住行，老人医疗，孩子上学，所有的费用都是农家乐赚出来的，“开销比较大，今年确实比较紧张，但因为没有房租，也就撑下来了”。

在房顶开辟了小菜地。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没开业的几个月中，孙伟和家人在三楼的房顶上开辟了两小块地，种上了韭菜、蒜、小葱等，“反正也没事儿干，就想着把楼顶打理一下，我们一家人往楼上背土，开了一点儿地，种点儿青蒜小葱，开业以后，基本上也够用了”。

楼顶上的菜地，不但减少了他们采购的需求，本身也成为农家院景观的一部分。孙伟又在楼顶放几套桌椅，既能远观山景，也能感受田间风情。

终于开业

节前备货现在还没吃完

位于怀柔慕田峪山下苇店村的鱼师傅，开业比孙伟家要早20天。

4月10日，他的民宿在经过一系列安全检查后，正式开业了。

鱼师傅恢复开业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鱼师傅开了25年民宿，从最早的一个小院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成200张餐桌、40间客房，40多个员工的民宿。

每年春节前，鱼师傅都会准备价值数十万的货物，供给春节期间来游玩住宿的游客。同时还会留下大部分员工，服务游客。今年封村之前，他已经备完了货，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但没有等来游客，反而等来了封村。

货物中，大部分都是食材，这些食材成了几十位留守员工的食物。一直到开业，都还没吃完。再加上留守员工的工资，鱼师傅说他“赔了150万”。

现在只有寥寥几桌客人。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春节和清明是人最多的时候，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的客流上千，200桌都能坐满，客房需要提前预订”。

4月10日，记者在苇店村看到，村里只有鱼师傅一家民宿开业了，其他所有的民宿都还没开，“好些都不干了，开不下去了，尤其是租房开店的”。开民宿25年，鱼师傅是村里经营时间最长的人，“做生意，有赚就有赔，过去也有赔钱倒闭的”。

他说，“我能够坚持下来，主要还是成本比较低，房子是自己的，不需要付租金。如果要付租金，这么大的民宿，成本可能要翻几倍”。

高端民宿

寒冬之后复苏之难

五一期间，京郊不少民宿逐渐开放，记者咨询后发现，有些民宿可以入住，但入住率不高，“当前郊区旅游的人慢慢多起来了，但住宿的人还是少。”一位民宿企业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在网上查询，不少京郊知名的民宿显示售罄，但电话沟通后却发现，一些民宿仍未开始接待，网上的显示并不准确，记者联系了一家在京郊有多处民宿的大型民宿企业，接待人员告诉记者，各个民宿开放的情况，和村里是否解封、相关健康安全措施是否通过检查都有关系。目前京郊各村解封情况不一，所以开放情况也不相同。

一份2018年全国355个城市民宿的大数据显示，当年355个城市共有66000多家民宿，其中北京有2400多家，民宿数量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二。

另一份北京民宿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5月，北京房间单价500元以上的精品民宿有199家，而包括农家乐在内的全部民宿则共有6000多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数年的发展中，精品农家乐不断在扩展着经营的边界，传统的农家乐却逐渐式微，影响力大减。然而，疫情之后，乡村旅游市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传统农家乐，显示出了更加顽强的生命力，而高端、精品、企业化的民宿，则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谁先复苏，谁会更快恢复市场活力，仍需等待时间的检验。

专家观点

应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过去几年，高端民宿发展得如火如荼，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居住环境，更标准的服务，使得高端民宿不断挤占着传统农家乐的市场，尽管高端民宿的价格比农家乐更高，甚至高出几倍几十倍，但在年轻人群体中，仍旧收到欢迎。

而且，在高端民宿发展中，还出现了一些非市场化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城市周边的村庄里，因为高端民宿的发展，使得农家乐难以生存。甚至有些村庄为了引进民宿企业，限制乃至禁止村民经营农家乐。

“民宿企业介入乡村发展中，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乡村风貌等进行经营活动，这本身无可非议，是一个市场竞争的行为。但一定要公平竞争，不能通过非常化的手段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著名产业经济学家陈及说。

逐渐恢复经营的农家乐。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新冠疫情后，高端民宿和农家乐逐渐恢复经营，但不同的形态，使得它们的生存能力出现了明显的对比。

陈及说，“过去那种农家乐，现在看来，确实有服务不够标准化、居住环境不够好等种种缺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农家乐本身是市场自生的现象，一般来说，自然产生的往往更有生命力，而且，他们也会发展，也会不断提升服务，改造环境，是可以提高的。相对来说，企业化经营的高端民宿，本身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要支付租金，改造民居，雇用人员等，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更低，尤其是那些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得经营权的，一旦遭遇风险，就更麻烦”。

重开的农家乐和民宿，在新的时代里，究竟如何发展？

陈及认为，应该保护市场的充分竞争，让农家乐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农家乐是村民自发开办的，他们具有更大的成本优势、资源优势，房子不用掏钱，自己的地里还有果树、蔬菜等，这方面的成本也很低，在疫情后，消费能力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这些农家乐具备了更多承接市场需求的优势。此外，还有增加农民收入、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等社会效应。因此，应该保护这个市场，让他们能够在充分竞争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在当前乡村建设、乡村旅游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颖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