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卫计委党委书记方来英，是医疗卫生领域的“老兵”了。今年全国两会，针对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他带来多项医疗卫生相关提案。

方来英认为，面对大型公共卫生事件，要有一定的医疗物资储备，更要有高效的生产能力储备，并结合不同区域科学布局。在新发传染病监测中，应重视临床一线的声音，也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从海量信息中发现疾病的蛛丝马迹。

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卫计委党委书记方来英。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应重视社区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中的作用

新京报：今年您带来了哪些提案？

方来英：今年提交的提案涉及几个方面。一是公共卫生体制改革问题，如何更快监测新发传染病、如何在大型公卫事件中保证物资供应的稳定、医疗系统和疾控预防系统如何更好对接。二是如何强化基层的力量，这次疫情中，基层卫生人员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京报：从北京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开始，你就很重视基层卫生机构。你觉得基层在公共卫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方来英：公共卫生，不仅是对新发传染性疾病的应急处置，居民的健康管理、对慢性病的管理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卫生机构一直在做的事。

“新冠”一来，大家都开始关注传染病，基层也发挥重要作用，不论在北京还是其他地区，小区的管控、对医学隔离观察人员的管理，很多由基层卫生机构承担。我们由此应该深入思考，当疫情袭来，看似是一个病的事儿，其实整个社会运行都受到影响，那么，对于基层卫生的角色和意义，也需要用新的高度去考虑，它不仅仅是一个卫生机构，也是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

新京报：你认为基层卫生机构今后要承担哪些职责？

方来英：是否要设立传染病监测点？要不要新建发热门诊？很多网点设在大医院、专科医院，基层要开吗？基层虽然没有发热门诊，这次依然承担了大量筛查工作。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基层卫生机构的作用。

新京报：这几年，北京市民也更多习惯于到基层就诊，但也有人质疑，基层现有的能力储备无法承接新任务，比如新设发热门诊，对此你怎么看？

方来英：基层卫生机构发展面临现实瓶颈，近年来基层接诊量越来越大，工作负荷也在加重。如何提高专业水平、减少人才流失、扭转社会认知，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想让基层提供更好、更多的服务，要配备一支相应的专业队伍，放眼未来，全科医生也要有足够的学历水平，但当下，我们要考虑国情。打个比方，在一些农村地区不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村医生承担了基层医疗的任务，这其中很多是高龄村医，不是“科班”出身，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变成医学博士。所以，要研究基层卫生人才结构。人才培养需要一个过程，政策要吻合现实，欲速则不达。要围绕基层卫生核心职能去提高基层医生水平，千万不要按照现在二、三级医院模式，去建设和要求基层卫生机构。

有了人才，怎样才能稳定队伍？当然要关注基层医生的薪酬水平，否则大量人才仍会不断从艰苦地区流向核心地区、从基层流向大的医疗机构，这个现状必须改变，否则基层队伍无法强大。

最后一点，怎么让市民相信和依靠社区医疗？我在一线工作时经常被问，到底是全科医生水平高还是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水平高？在老百姓眼里，专科医生能做大手术、能治重症，全科医生没法比，但其实两者专业不同，没有高低之分，就像一个是川菜师傅，一个是粤菜师傅，你说谁更高明？老百姓对于全科医疗的认识，还需要时间来转变。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要支持分级诊疗、支持慢性病人的健康管理，让基层发挥强项的同时，腾出大医院的专科资源，以提供更加适宜的服务。

备战疫情 要有物资储备也要有生产能力储备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4个多月了，外界一直追问，为什么从病毒基因测序到湖北采取有力的防控举措，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卫生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怎么看？

方来英：疫情来了，大家对卫生系统有意见，可以理解，但是从整个大面看，我们国家这次的表现是很好的。体系运行是否有效？病毒不会撒谎，现在我们去看，身边还有多少人感染新冠？还有多少本土新发的确诊病例？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是说体制机制总体是好的。疫情暴发之后三、四周，中国科学家就确定了新冠病毒序列并且和全世界分享，这速度不能说不快。而且，对一个新病毒、新疾病，人类需要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要反思，新发传染病出现，怎样能更快反应？在上报的过程中，搞清楚一种疾病到底是不是新病、到底由什么微生物引起的固然重要，报告系统也要发挥临床医生的作用。某个时间段突然涌进众多相似的病人，医生是最先能闻到疫情“味道”的，所以，应该建立症候群的上报体系，医生有独立的上报渠道和权责的制度安排，CDC的体系和临床的体系应该有效打通。

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能反映人群疾病谱变化的数据，除了来源于医院，还可能来源于药房、学校、超市……如果我们能整合这些海量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就能更敏锐地发现异动。

新京报：医疗防护物资缺乏，也是疫情之初暴露的问题。民间一“罩”难求，医疗机构内部物资也非常紧缺，有什么解决之道？怎么看待应急时期急需的物资日常生活用不着的现实？

方来英：药品、医疗器械要有一定的储备，但不能光依靠物资储备，因为物资存在有效期、种类的限制，我们也无法预测下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什么时候来、有哪些具体需求。

所以，一定要建立生产能力储备，保证供应链安全。打个比方，第一批现有物资能满足3天的需求，3天之内，我们要有可以运作起来的生产能力。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划分区域，就近储备生产能力，确保疫情中供应链的安全高效。此外，我国幅员辽阔，有必要做一些模型研究，确定不同地区的物资储备与供应预案。

新京报：新冠肺炎暴发后，武汉患者激增，当地很多定点医院临时改建的隔离病房并不完全合乎标准，挤满了人的发热门诊平时却很冷清。这些硬件设施平时没有需求，但突发时又不可或缺，要不要每个医院都建？

方来英：这涉及医疗布局的问题。疫情可能十年二十年不遇，新增设备设施又需要投资和维护，怎么办？储备是必要的，拿发热门诊来说，发热是呼吸道传染疾病的典型症状，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热门诊就有这样的意义，哪怕平时人流量不大，也是不可缺少的。

至于隔离病房、负压病房，平时可以作为普通病房正常使用，战时就能动员起来，“平战结合”。社会资源也可以灵活利用，2008年备战奥运会时我们就讨论，万一出现重大事件、在哪里处理？一个方案就是用停车场，挪车比挪人更容易，只要我们布置了生命维持系统、像氧气通道、相关医疗设备，很快就能变成一个急诊病房，这需要提前去设计环节。

除了储备硬件，我认为还要储备标准体系。武汉相继修建了火神山、雷神山两所战地医院，北京重新修建小汤山医院，这在未来可能还会发生。那么，临时的医疗建筑，应该遵循怎样的建设标准？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同样，很多是改造而来，改造也要有一个标准体系。

疫情之后 医疗管理、医疗组织都会出现变化

新京报：疫情期间，几乎所有医疗资源都用于对抗新冠，这是战时的无奈之举。同时，很多其他疾病的治疗需求被搁置，一些癌症患者、透析患者不得不中止治疗，怎么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方来英：疫情来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投入传染病控制，因为传染病风险更大，控制住传染病最符合人民利益要求，大家都能理解。很多患者也降低了就医意愿，规避感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新发传染病心里没底，因为医院内人群聚集、存在交叉感染风险，患者也不想去医院。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提高技术能力，短时间内完成对新发传染病的病原体分析检测，能对传播规律致病能力等尽快认识。科学防控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时间上的。第二，科学设计医疗单元、提高院感防护水平。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的医疗管理、医疗组织都会出现变化。

新京报：这次疫情给还给你带来哪些感想？

方来英：21世纪刚刚过去20年，人类已经遇到数起新发传染病疫情。SARS不是最后一战，新冠肺炎也不是，大自然会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挑战。

卫生界很多人说，2003年的SARS，对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重整和发展，是里程碑式的事件。17年后，当我们在应对“新冠”时遭遇挑战、创新方法、取得成就。后疫情时代，更要放眼未来，总结疫情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自我完善与提升。只有这样，在下一次疫情来临时，人类才能做得更好。

新京报记者 戴轩 协作记者 陈超

编辑 张畅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