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陈静瑜作为国家肺移植救治医疗组组长，在武汉协和西院与该院医务人员讨论武汉第二例肺移植病人恢复情况。新京报记者 汤文昕 摄

新京报讯（记者 许雯）肺部纤维化、无法自主呼吸，肺移植成为新冠肺炎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国家肺移植专家组组长、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疫情期间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进行了4例肺移植手术。

因新冠肺炎治疗而面容发黑的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易凡、胡卫锋，被网友称作“黑脸医生”。在陈静瑜的回忆中，两位医生也曾是肺移植手术的考虑对象，但当时二人刚刚脱掉呼吸机和ECMO，已无手术必要。6月2日，胡卫锋医生因脑出血不幸离世，让陈静瑜备感痛心。

陈静瑜介绍，如今每年有大量爱心捐献的肺源被浪费，他建议尽快在全国推广肺移植技术，争取每个省有1至2家肺移植中心。

三级防护下做手术影响触感，交流困难

新京报：和普通患者相比，给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肺移植手术有什么困难？

陈静瑜：新冠病毒传染性非常强，是乙类传染病但按照甲类管理，一般来说传染病是肺移植手术的禁忌症。尽管手术前，病人的鼻咽拭子、血液、肺泡灌洗液的病毒核酸检测全部是阴性，但我们不知道，把病肺取下，是否还会病毒出来，感染医护人员。

这些患者由于前期新冠病毒的侵袭，肺部全部纤维化实变，而且都用过了呼吸机和ECMO，假如不做肺移植，肺功能无法恢复，病人就面临着生命的终结。一个选择就摆在医生面前：做还是不做？做，病人就活下来；不做，病人就面临死亡。

最终，我们都在三级防护下做的手术，戴正压头套，医生护士手术交流就很麻烦，几乎听不到，还要戴两三层手套，手的触觉敏感性就不一样，都带来很大难题。

新京报：接受手术的病人情况如何？

陈静瑜：我们团队一共做了4例肺移植手术，无锡2例，武汉2例。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无锡成功完成了两例肺移植手术，加上浙大一院也成功进行了2例肺移植手术，所以我们有4例成功经验。4月16日，国家层面通知我们组建国家肺移植团队，赶赴武汉，全力救治危重症病人。

我们到了以后发现，武汉的病人比无锡的病人情况要严重。这些病人经过好几批医疗队的持续抢救，最终才到我们手里，病人病程很长。第一个病人ECMO用了62天，第二个病人ECMO用了73天，病程都超过3个月以上。这种情况下做肺移植手术风险非常大，比如面临出血、心衰的风险，术后恢复也更慢，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难题。

实际上，我们在武汉评估了8个病人，最终只有2个病人进行了肺移植手术。一开始我们想看看还在医院抢救的医生，能不能救救他们。当时有两个医生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易凡、胡卫锋，不过他们两个刚刚脱了呼吸机和ECMO，不需要做。但很可惜，胡卫锋最终脑出血去世，我想这和ECMO运转时间长也有关系。

还有一名警察，医院医生也很想让我们给他做，但评估下来，他有菌血症，即使做完也没有存活的希望。另外还有一位老太，已经陷入昏迷，我们停药让她清醒过来后告诉她，现在唯一有效、有希望的救治手段是做肺移植，你愿不愿意做，她说不愿意。

新京报：全球范围内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术进展如何？

陈静瑜：欧洲做了2例，美国正准备做，美国克利夫兰诊所联系过我们，咨询怎样挑选器官移植受者、如何做手术准备、手术后如何进行抗排异治疗。另外，我们正在筹备7月份举行新冠肺炎肺移植国际研讨会，会邀请意大利米兰肺移植中心的专家等加入研讨，我们也会分享中国经验。

肺源充足，但每年大量爱心捐献被浪费

新京报：为什么新冠患者都很快匹配到了肺源？

陈静瑜：目前我国爱心捐献肝肾利用率达到98%，但肺的利用率只有6%。每年有5000个病人捐，但只能做400台肺移植手术，所以有大量爱心捐献的供肺浪费掉了。这也是和国外相比，为什么我国新冠肺炎病人只要录入器官分配系统，就能够得到供肺，因为肺源是足够的。

新京报：肺源浪费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陈静瑜：目前我国肺移植技术只在3家大的肺移植中心比较成熟，分别是无锡人民医院、中日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其他每个省最好有一到两家肺移植中心，供体就能及时利用起来，但很可惜，很多省没有，甚至一例都做不了。

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全国推广肺移植中心，目的就是希望每个省有1到2家医院能做肺移植手术。这不仅可以避免肺源浪费，而且这个省产生的捐献器官，就不用长途转运，毕竟供体越短时间取下，越短时间进入受体越好。

从更大范围看，目前中国平均一个病人捐2.8个器官，在欧美一个病人捐4个器官，这中间就存在器官浪费。

尽管医学上有诊断标准，但我国没有脑死亡立法。很多情况下，与国外相比维护器官时间更长，很多国外捐献者死亡48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捐献，但在中国以肺源为例，维护时间通常超过一周，而且打了呼吸机或多或少有感染，最终肺源无法利用。

另外，医护人员对器官维护还有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如何把脑死亡的供体维护好，多器官获取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地方。

一个成人可以捐献1个心脏、2个肾、2个肺、1个肝脏，能救6个人。肺一左一右可以给2个人，甚至可以分成4个肺叶，给4个病人，肝也可以分别给2个人。所有的器官利用起来，可以救7到8个人，所以器官捐献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造福很多人，但我们还要提高捐献器官利用率。

加快器官获取组织建设，协调器官资源

新京报：器官捐献和移植还有哪些难题待解？

陈静瑜：器官爱心捐献还有待进一步规范，比如器官获取费用、爱心补助费用如何收取。

现在有一个问题，器官获取费用、转运费用谁来支出？比如一位脑死亡病人，能否获取器官尚不确定，假如最终没有捐献成功，病人的维护费用谁来出？如果捐献成功，这笔费用是否应由器官捐献受者承担？国家应对此进行规范，要有法律规定。

还应加快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团队建设。按照国外的模式，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只有一个OPO，协调全市北京器官捐献，目前中国的模式是每个医院各自为政，这就带来一些弊端，比如大家可能会争夺器官资源。

新京报记者 许雯

编辑 陈思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