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意味着高水平、高实力、高标准”“国家队的定位，不该也不会影响大公国际开展业务的中立性”，大公国际董事长、总裁吕柏乐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如是表示。
吕柏乐称，大公国际自去年11月复业以来，仅半年各项业务快速复苏，虽然总体上仅达到历史业务峰值的60%，但整体业务向上的动力非常强劲。
2018年8月，大公国际因业务违规受到监管机构处罚，暂停开展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证券市场信用评级业务。此后大公国际迎来央企入主，2019年4月，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对大公国际实施战略重组，成为其持股58%的控股股东。
随着中国国新入主，大公国际成为了国内信评领域的“国家队”。就此，吕柏乐表示，国家队主要是从管理规范、评级高质量发展角度来说的，而不是直接意味着更多与国企、央企合作的机会，“在与央企国企合作时，大公国际合规部门还加强了利益冲突审查”。
成立于1994年的大公国际据介绍是国内最高的信评机构之一，其所处的信评市场近年来亦在发生改变。
5月27日，金融委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评级机构和民营评级机构在我国开展债券信用评级业务。吕柏乐表示，外资机构的进入具有“鲇鱼效应”，可刺激并促进境内评级机构发展，对完善信用评级基础设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新京报：2019年11月以来大公国际已全面恢复评级业务，目前业务运营情况如何？
吕柏乐：自2019年11月复业以来，仅半年各项业务快速复苏，不仅克服了疫情的影响，还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对比今年和去年1－5月整体的项目量，从几十个猛涨到几百个，虽然总体上仅达到历史业务峰值的60%，但整体业务向上的动力非常强劲。
评级质量是评级公司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国新重组之后十分重视大公国际的评级质量，过去一年，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持续提升评级技术和评级质量，对企业的风险事件进行了及时预警，被市场和投资者广泛认可。
新京报：你之前在大公国际2020年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确保在三年内重回行业前列，今年恢复提升市场份额，目前大公国际的市场份额大概是怎样比例，行业竞争力如何？
吕柏乐：战略重组一年来，大公国际一共发布了500多篇报告，而往年的数量基本在300——400篇。不仅数量大幅超越，在质量上也可圈可点，这一年来大公国际发布了很多比较有深度的分析报告，加强了对于宏观、债市以及一些专题的讨论，同时还紧跟中国的步伐，发布了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方面的报告。针对今年的疫情，大公国际撰写了150多篇报告，全面的梳理了疫情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各个行业的影响。
2019年以来，交易商协会对评级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对信息披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尽管当时技术人员紧缺，大公国际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一次性、高水平完成了评级技术方法和模型的更新工作，获得了监管部门的认可。
新京报：在整改的一年时间里，大公国际内部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整顿，可否介绍具体情况？大公国际组织架构上是否有所调整，
吕柏乐：战略重组以来，大公国际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优化治理结构。大公国际完成股权变更，形成了国有资本控股、社会资本及员工持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并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的治理规范及议事机制，形成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层责任明确、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二是强化内控管理。根据国际、国内合规管理法律法规及评级公司特性，公司建立了以董事会领导、监事会监督、经营管理层负责、合规总监及合规部履行合规职责、业务部门对作业合规性负责的自上而下的合规管理组织体系。
同时，我们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工作，全面梳理公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制定相应了整改策略化解风险。同时，对股东单位股权比例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了利益冲突数据库，并进行动态更新，严格防范利益冲突。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优化，大公国际已形成决策、执行、监督有效制衡的科学化治理结构，已建立合规、专业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为实现独立依法合规经营打下坚实的管理基础，得到了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广泛认可。
目前，大公国际建立了合规总监负责制，合规总监全面负责合规管理工作，列席董事会、总办会，并参与全部议案的讨论，实现对规章制度、重大经济合同、重大决策事项、项目流程管理“四个百分百”的合规审查。不仅如此，在评级业务的重要节点，大公国际的合规部门全流程参与。
新京报：一度出现的人员流失问题，大公是如何应对解决的？
吕柏乐：评级行业的离职率在16%左右，在重组之前，大公国际的人才流失比较严重，高达66.7%，战略重组之后员工的离职率仅为7%，人员基本稳定。
大公国际重新制订了科学的薪酬制度以及人性化管理政策，由于对人才的重视挽留了不少业务骨干，给予基层管理人员津贴等政策也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同时，培育阳光互信、责任担当、行稳致远的企业文化。前几天，公司组织开展工牌授予仪式，由我为入职最早的公司副总裁周笃高授予“101”工号，并对所有曾为公司发展做出贡献的员工表示感谢。
战略重组一年来，大公国际的从业人员结构在实质上得到了优化。截至5月底大公国际共有员工270人，其中高管11人，通过证券评级高级管理人员资质测试的高管6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员工182人，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员工68人，具有3年以上评级业务经验的员工共有157人，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员工8人。
新京报：近来标普、惠誉两家外资评级机构获批进入中国市场，蚂蚁金服旗下蚂蚁评估也于日前完成信用评级机构备案。在你看来，这些机构的进入会给国内信评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大公国际如何确定自身的定位？
吕柏乐：5月27日，金融委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评级机构和民营评级机构在我国开展债券信用评级业务，鼓励境内评级机构积极拓宽国际业务。从政策松绑到外资机构获批，几乎完全同步，可看出国家对加强信用评级基础设施建设的紧迫感。外资机构的进入具有“鲇鱼效应”，可刺激并促进境内评级机构发展，对完善信用评级基础设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大公国际在1994年成立，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信用评级企业之一。在25年发展过程中，大公国际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评级体系，人才体系也比较完整，在业内素有“信用评级业黄埔军校”之称。另外大公国际是最早提出数字评级的评级机构之一，最早建设了一库三平台，有长达26年的数据积累。
在大公国际重塑品牌过程中，始终把建立评级机构公信力作为首要目标，秉持独立客观、公平公正原则，及时预警识别风险，发挥评级以正确的评级观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良好的市场影响力。
新京报：股权结构上，目前大公国际由中国国新持股58%，另外两名股东为持股33%的北京仕行宏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持股9%的天津国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可否介绍这两名股东的情况？
吕柏乐： 中国国新持股58%;持股33%的北京仕行宏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原股东；持股9%的天津国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是员工持股平台。
新京报：中国国新的入主使得大公国际成为信评领域的“国家队”，这一身份会给大公国际带来哪些变化与影响？中国国新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刘学诗此前在大公国际2020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大公资信在2020年协助央企提升融资能力，管理信用风险，助力国企改革发展。“国家队”的身份是否会让大公国际获得更多与国企央企合作的机会？
吕柏乐：国家队意味着高水平、高实力、高标准，这是大家对大公国际的期待和要求，也是大公国际未来的目标和方向。中国国新战略重组后，对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大公国际能够以二次创业的决心，提高评级质量、加强国际对标，维护好国家的数据和经济安全，成为监管和投资人放心，国际社会认可的评级机构，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维护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
新京报：中国国新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刘学诗此前在大公国际2020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大公资信在2020年协助央企提升融资能力，管理信用风险，助力国企改革发展。“国家队”的身份是否会让大公国际获得更多与国企央企合作的机会？
吕柏乐：国家队主要是从管理规范、评级高质量发展角度来说的，而不是直接意味着更多与国企、央企合作的机会。
在与央企国企合作时，大公国际合规部门还加强了利益冲突审查，对股东单位股权比例进行了系统梳理，形成了利益冲突数据库。目前，合规部门梳理出中国国新投资占股超过5%的公司将近400家，这份名单直接进入公司的信息化系统，营销人员如果对接了这些客户，在信息系统下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拒绝。
此外，国家队的定位，不该也不会影响大公国际开展业务的中立性。事实上，确保评级的公正独立、提高评级质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数据安全和经济稳定，正是中国国新收购大公国际初衷和战略定位。
作为负责任的央企，中国国新将会通过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架构规范行使股东权利，确保大公国际评级业务开展的独立性，成为行业内支持其控股的信用评级机构独立开展业务的典范。另一方面，在大公国际内部，一切评级决策严格在监管框架下，均由评审委员会根据评审流程、规则和标准做出，其独立性得到制度性保障。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朱玥怡 赵毅波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