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阿唐
几年前尝试写作，朋友劝我离开沈阳，说投身到更广袤的世界才能实现自我，才能下笔有神。直至《冬泳》出版，我告诉朋友，班宇班老师就住在沈阳，劝我离沈的建议才渐渐止息。
是的，班宇至今仍留在沈阳，就住在铁西区，这使得班宇与其他书写故乡的作家不同。鲁迅虚构的鲁镇，沈从文眷恋的湘西，莫言魔幻的高密……故乡与其说是写作的缘起，不如说是作者重构的文化意象，这些意象与其思想一以贯之。故乡是漂泊者的虚构，对童年故乡的叙事体现的是作者当下的心境和旨趣。沈阳对班宇而言，更像是卡夫卡的布拉格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并未直接书写城市，笔触却始终笼罩在城市梦魇之下。
《逍遥游》，班宇著，理想国|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逍遥游》出版的时候，我在沈阳已经生活了十年，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提到东北，耳边听到的仍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科技项目就在这样的宣导下产生和实现。在辽宁，人们仍活在共和国长子的梦魇之中。天亮了，梦仍在继续。“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道诅咒，生命力比城市本身还要顽强，《双河》中比喻，像刚洗净的果实，落在地上自然生长。而我始终没搞懂这个口号的对象是谁。对新一代人，过于陈旧，没有生机；对老一辈人，又显得莫名其妙，荒诞不经。同样，所谓“东北文艺复兴”这一伪命题，也不会给东北作家和读者带来文化自信，东北既不会成为沈从文的湘西，也不会成为金宇澄的上海，而班宇因为生活在沈阳，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也只能是他写作初始的尝试。
《冬泳》，班宇著，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9月。
《冬泳》出版的时候，朋友谈起父母下岗的遭遇，至今仍有阵痛。这种成长背景，会将人分流为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竭力飞跃东北，怀抱青春理想投身北上广深，另一种则将青春热情来追寻稳定的工作，而本地民营企业工作的人被看做这两者的过渡。在沈阳，即便规模达到两三万人的公司工作，在上一辈人看来仍是在给个人公司打工，比起为国家工作仍不稳定。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朋友讲，当年在北京，公司发起全国营销活动，要求零点开始。只有东北区死守时间，其余区域都提前十分钟开始。最终的胜负，并不以是否准守规则来判定，而是业绩的达成。因此，论及东北落后，与其简单粗暴将原因归结为“人情社会”，不如说，在东北文化基因中，人们难以抑制对宏大体系的迷恋，就像卑微的奴仆从未想过与规则共舞，只能在迷恋之中逐渐异化。即便都知道事业单重组，对事业单位的迷恋仍影响显著，这体现在人们对后代的择偶标准中。所以，在《渠潮》中，警察为遵守更高的规则和使命，抹去了人的个性，让其在时代洪流中自生自灭；在《蚁人》中的蚂蚁生意，被推动地盛极一时，造成千家万户的悲剧。
沈阳人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在这苦寒之地，人的个体性体现在社交账号上，更多时候，人们甘愿抹去个性的光彩，甚至在社交账号中，也因有领导的在场而变成了职场真人秀。这样的环境下，人的精神分裂为超脱的自我和随波逐流的自我，这两者互相嘲讽。很难说哪个真实。那个为生存隐忍退让的，很难代表真实的自我，而那个彰显个性，却仅占据生活中极少的时间。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在此形成对照，互为彼此的叙事对象。与此相同，在历史洪流中，个人际遇也是叙事对象。在对历史的叙事中，皆从偶然出发探索必然，而在东北，探索逆向进行，即从看似必然的律令出发，最终却俯拾散落一地的偶然碎片。
《逍遥游》收录的小说，不仅指出了这一逆向状态，而且超越了必然与偶然的辨析，指向了写作，甚至存在本身，这是班宇的难得之处。书中能看到较为传统的叙事，如《夜莺湖》《逍遥游》，也能看到先锋叙事的试验，如《双河》《山脉》。两者都指向人的存在——我们如何抵达真实，如何逍遥游。
班宇虚构了不同的写作者。在读者的时间中，虚构和真实事件同时发生，真幻莫辨，但班宇显然有着更清醒真切的认识。我们如何与个人的历史和解，个人的历史如何与时代的历史和解，这才是难以抵达的真实之谜。人们常说，现实比小说更离奇，这意味着，现实违背人的认知逻辑，而小说，即便先锋试验，也都在寻找或建立某种逻辑叙事。班宇冒险的是，他挑战的不只是文学叙事，而是存在本身，在一个个文本中自我指涉，让意义分崩离析，让万物静默。
班宇
在现代小说中，写作者常反观写作行为本身，就像在说话时分析语法，在航海中钻研船只构造。写作是在虚构，写作行为对作者而言又是现实，当作者通过虚构反观现实，将看到荒谬的真相。在班宇在叙事中做了更深的探索——现实由虚构塑造，在虚构中踟蹰前行。
占据人的并非全是外在世界发生的事情，有很大部分是内在时间。因此，《双河》中，“我”睡去后，刘菲的故事自然生长，而外面下雨则无关紧要。对“我”而言，刘菲的故事显然更为真实。《双河》为何不是两条河？因为“双”是一组对照。左边一条河，右边一条河。“我”的小说是虚构叙事，这影响了现实中言言的说话方式，同时，“我”真实发生过的回忆却是周亮的叙事。在《安妮》中，B觉得“仿佛自己从不存在，而是由别人的想法构成的。”“我”失去了对过去的叙事而失语，女儿名字叫言言，当我与女儿和解，也就重获了对过去的叙事，因此飞机上，在言言熟睡的脸上，“我”找到了逝去的时间。时间是什么？是现实生活的叙事。
《安妮》中，B不断回忆前女友的事情，与其说在补充，不如说B沉迷在这种叙事中，只要叙事还没终结，人生的可能性就尚未封闭。B的岳丈和未婚妻的闺蜜K，分别代表封闭的和尚未开启的叙事。人寻找自我的同时也在逃避自我。所以，一个故事讲得足够清晰，就没必要写了。存在逻辑缺口，虚构与现实间还存在裂痕，叙事才能继续。《蚁人》中，人形蚂蚁的躯壳在月下反光，形成黑镜，“我”看见自己的倒影。文本无法从文本中得到诠释，我也无法从自身认识自我。我们必须虚拟一个他者的角度，才能将叙事的触角深入存在之根。然而，这个他者，实际上仍是自己，因此，我就在叙事中无限循环，落入往复的黑洞。
《山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致。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博尔赫斯最初的写作，虚构一本小说，写这本小说的评论。班宇承接了这种叙事，讲述一个书评人评述不存在的小说。在这一叙事中，文本内外的班宇一样，都在通过叙事来摧毁叙事。我们虽被告知，通过小说片段、评论、讣告、日记、访谈能推测小说全貌，但实际上永远不能抵达，我们的推测过程，也是在和文本外的班宇一同建构小说的过程。文本外的班宇将文本《山脉》的中心部分挖去，只留下零散的碎片和逆光剪影，而文本内的班宇的《山脉》始终未完成，我们还知道，其中有角色用未完成小说手稿点燃山林。这不但拓宽了小说叙事的空间与可能性，也让作者与读者在彼此关照的同时自我指涉。读者阅读时，遇到的不是班宇，而是自己。班宇虚构了班宇，我虚构了我。不论作者班宇，还是随书评人阅读的我，都在这虚构中重建并获得意义。
“现实与虚构本来就是同一个词语，虚构的情节被写出来，也会逐渐变成现实，一切都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或者说，现实也是对虚构的一种投射、复制。”
《山脉》第三章，讲述勘察员C考察地方历史。我们说历史传承，当下通过历史来获得意义。然而，如果历史断裂处显示，其本身也是虚构的，或由碎片拼凑而成，我们对待历史和未来的态度，便极为可疑。再次回到今天的沈阳。不论哪个行业都在重建对东北未来的叙事，即便这种叙事仍逃不开过去的笼罩。官方律令的叙事是企业沉浮，企业沉浮的叙事是个体的人生际遇。我们忽视了自己踩在偶然性的脆弱玻璃上，而此时必然性尚未建立，我们无法获得必然性的整全，就像通过镜子的碎片无法重塑其本来样貌。回到东北人在时代中的人生际遇，其荒诞感并不体现在对现实的嘲讽与批判上，而是体现在一本正经的严肃谈话中，如《夜莺湖》中，苏丽弟弟死去，“我”用“生命没了，学习不止”来劝慰。
《山脉》中虚构了一篇不存在的小说，也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归宿和本源。“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万本归一，却也如初生一般，我站在这里，每天都能看见无数的亡者，操着各地的方言，前仆后继，化为乌有。”我们看不到《山脉》，看不到讣告的作者，也找不到终极本源。我们就像卡夫卡的K，永远无法抵达，只能在抵达过程中获得意义。而消失与从未存在的区别就在于这一探索和抵达的过程，西西弗斯就是这样。《双河》中，我们看到，人生实际上就是在双河之间踽踽独行，不知道流向哪里，哪条河都无法代表自己，我们只能在不断地对照和反观之中存在。
班宇不断地自我指涉，像蛇咬嗫自己的尾巴。“神木恒久不死，变做空虚，伸手即可捕获。”这里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在这里，我们抵达逍遥之境。
撰文丨阿唐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