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一词总会被人误认为肤浅，而深刻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苦闷沉重的印象——能否在这二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阅读的快乐、游戏的快乐、消费的快乐……获得愉悦感的不同方式又是否有高低优劣之分呢？
更具体地说，一个人喜欢巴赫或者喜欢贾斯汀·比伯，是否有高下之分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是在对不同的快感做比较：听巴赫获得的享受与听贾斯汀·比伯获得的享受，这两种快乐有高下之分吗？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中，哲学教师斯科特·塞缪尔森梳理了哲学家边沁和约翰·穆勒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探讨。他们围绕快乐与痛苦的标准做出了细致剖析。快乐符合功利主义的原则，人应当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但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却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在快乐之外，人还想要更多。或者说，有一些更具有长久快乐的价值之中，往往包含着痛苦的成分。比如，写一本小说、跑一场马拉松，是能带来长久满足感的事，但在它们之中，一定包含着痛苦的付出。
关于快乐的讨论，也帮助我们更辩证地看待生活中的痛苦时刻——它们并不全然是坏事，有些快乐，是借由痛苦才能达到的。
原作者｜[美]斯科特·塞缪尔森
整合｜宫子
《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作者：[美]斯科特·塞缪尔森，译者: 张佩，版本: 未读·思想家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0年6月 。
快乐是值得推崇的功利主义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与其期待超自然的正义，不如努力在此时此地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确定拥有的时间。这就是边沁所谓的“功利原则”，另一位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经常将其称作“最大幸福原则”。然而，他的哲学却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无神论，因为它驳斥了信仰存在的基础，即对痛苦的根本接受，认为痛苦是人类旅程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另一种说法是，边沁的哲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传统观念认为，自然是神设定的一系列限制，如万有引力、死亡、黄金法则等自然和道德法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法则，最终就会受到惩罚。而边沁和穆勒认为，自然不过是原始数据，我们应该对其更改，以实现人类可接受的结果。比如，死亡和疾病不应该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被接受，我们应该与其抗争，乃至将其更改。而且，并没有所谓的“自然法则”，也就是道德准则在支配着我们，我们只是拥有能够或多或少满足的欲望。少年穆勒最早接触边沁的思想时，最令他兴奋的正是边沁推翻了旧的自然概念。“‘自然法则’‘正当的理由’‘道德感’‘自然正义’诸如此类……都是巧饰过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新时代开始了。”
用“功利主义”概括源于边沁的道德理论，有些误导人。边沁所说的“功利”，不仅指有用的东西，还指对实现满足感特别有用的东西，他声称，满足感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边沁认为，痛苦和快乐是对我们“有绝对掌控权的两个主人”。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对我们有绝对掌控权的主人，应该引导我们不仅去增加自己的快乐、减少自己的痛苦，而且要去为每个人实现最多的满足感。我们应该以最好为目标。边沁认为，既然快乐是好的，那么更多快乐就更好，以此类推，最多的快乐是最好的。约翰·穆勒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中的表达比边沁更为有力，他指出，最大幸福原则源于我们内心的两种冲动：第一种，我们对自己快乐的渴望；第二种，我们天生对他人的道德冲动。将两者合在一起，你就会明白，我们不仅应该为自己带来快乐，也应该为我们所影响的每个人带来快乐。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代表作包括《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政府片论》等。
如果我们想给功利主义起一个更花哨的名字，不妨将它叫作“伦理享乐主义”（ethical hedonism）或“道德快乐主义”（moral voluptuism），无论是哪个希腊或拉丁词，只要意思是“给每个人最多的满足感”就行。
简言之，边沁想让理性掌控我们的命运，这样世上就有尽可能多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从 18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的思想逐渐流行起来，先是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然后在改革过程中的英国。逐渐地，边沁的一些激进提议在整个现代化的世界中被接受 ：经济自由的福利国家、女性享有的平等机会、离婚自由、政教分离、同性恋合法化，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毫无悬念。
不能在快乐中放弃价值判断
尽管约翰·穆勒很孝顺，从未反驳他父亲及其导师的功利主义，但他对功利主义所做的改变之巨大，以至于它几乎需要起一个不同的名字。虽然穆勒独特的功利主义作为理论是否站得住脚，仍存有很大疑问，但笔者认为，穆勒对边沁核心思想的改动，证明了他具有一种无可指摘的哲学品格：他努力解决生存的真正悖论，即使这样会让他的理论看起来站不住脚。
在穆勒的代表作《论自由》（On Liberty）中，穆勒阐明了成为现代性第二天性的政治原则：“违背文明社会任何成员的意愿，对其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伤害他人”。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想法乍一听像是功利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完美应用。压迫、征服和奴役都是痛苦显而易见的根源，因此，“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权利体系，似乎是一剂完美的解药。
《论自由》，作者: [英] 约翰·穆勒，译者: 孟凡礼，版本: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4月。
但自由，尤其是穆勒在其杰作《论自由》中所颂扬的那种无所不在的自由，包含了某种对苦难的非功利的包容。以常见的言论争端为例，在一些情况下，对某种言论的镇压，可能打着为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旗号而被合理化，事实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促使一些公民希望镇压可耻的恐怖主义宣传， 尤其是恐怖分子在网上使用的那种心理操控 。
穆勒令人震惊地陈述了他的功利主义原则 ：“如果所有人都持有同一种观点，只有一个人除外，而这个人所持观点正好相反，那么剥夺这一个人说话的权利，并不比剥夺所有人说话的权利，更加公正。”简言之，穆勒认为，自由的价值高过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他所谓的“最大利益”包括真理或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并不能约化为最大化的快乐。
换言之，自由赋予我们作恶的权利，而这些恶恰恰是几乎所有道德体系（包括边沁的功利主义）试图消除的。如果我们想根除痛苦，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颂扬自由？如果我们想打击恐怖主义、减少犯罪，将人类彼此施加的伤害最小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守法律？如果我们想将痛苦最小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仰人的自由？
在穆勒看来，尊重人的权利主要是因为人无完人，我们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我们很容易去打压那些看似虚假、邪恶的事物，却在后来发现它们无害，甚至可能是正确且有用的。人的判断难免出错。我们没那么高明，怎么能保证对打压谁的观点的判断不会错误呢？对于容易犯错的我们，包容不同的声音不是更好吗？更何况，即便是毋庸置疑的错误或邪恶的信仰，只要能表达出来，难道不会让我们更生动地认知真理、更热情地捍卫真理吗？
虽然穆勒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与边沁对人类理性的信仰背道而驰。边沁功利主义的优势在于，我们中最智慧的人应该认真思考困扰我们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并将其付诸实践。穆勒认为，自由不仅有助于减少痛苦，还是我们的自我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起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理论，用尊严或自然权利之类的概念，捍卫对自由的信仰，难道不更令人信服吗？而在某些时刻，这样的功利主义原则难道不是更有指导意义吗？
快乐是否有高低之分？
穆勒对功利主义所做的第二个改动，是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而边沁坚决反对这种区分。边沁有句名言 ：“如果快乐的量是相等的，玩图钉和吟诗作赋一样好。”换句话说，打保龄球和读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一样好，或许更好，因为喜欢打保龄球的人更多。在我看来，尽管边沁做出了几乎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分析，确定了某些快乐的强度、长度、纯度以及生产能力，他却拒绝接受听巴赫音乐的快乐必定比听如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这类的流行音乐的快乐更好。
加拿大流行歌手贾斯汀·比伯 ，图片为比伯纪录片剧照。
如果你从其中一种或是两者之中都能获得快乐，那当然再好不过。但巴赫迷不应该鄙视比伯的粉丝，比伯的粉丝也不应该鄙视巴赫迷。在边沁的道德运算中，如果某种事物能给人带来快乐，它就是好的 ：没有比感受本身更高的衡量标准了。如果音乐学校、演奏家和管弦乐团等维系巴赫音乐遗产的传统都消亡了，只要人们还跟随比伯的音乐摇摆，那么对边沁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
如果这个世界巴赫的音乐越来越少，却到处充斥着比伯的音乐，那么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的人来说，这就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理论的直接反证。边沁的哲学不仅没能说明价值的高低之分，也没能正确理解某些行为的是非之处。
不难想象，功利主义理念支持色情产业，至少某种类型的色情产业，因为色情产业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快乐，只牺牲了极少数人的利益。事实上，我们不妨想象一种情况，一部成功的色情片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对演员造成任何伤害。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只是比消费者情愿认为的要少得多。这样的色情产业真的在道德上是好的吗？事实上，没有对演员造成任何伤害的色情作品，真的在道德上比跑一次马拉松或写一部小说更好吗？
毕竟跑步和写作包含痛苦的成分，而且很少能像一部还不错的色情片那样带来广泛的快乐。难道除快乐和痛苦之外，就没有其他我们应该用来评价人类努力的价值标准了吗？事实上，我们许多最有价值的活动，难道不都包含着一些不可消除的痛苦吗？
穆勒试图通过区分快乐的高低来拯救功利主义，使其不至于被这一问题驳倒。是的，色情片能为消费者带来快乐，但这是一种低级的快乐，穆勒会如此辩驳。如果色情片能在不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给很多人带来快乐，那么它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但它仍然没有跑马拉松好。尽管跑马拉松会为运动员带来痛苦，但它会带来一种本质上比看色情片更高的满足感。穆勒称，我们在运用最大幸福原则时，不仅要考虑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快乐的数量，还必须考虑其质量。
穆勒在衡量价值时，使用了快乐和痛苦之外的标准吗？他声称，他决定快乐质量高低的测试，完全符合边沁的根本思想， 即快乐和痛苦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操控力。穆勒说 ：“如果体验两种快乐的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更喜欢其中一种快乐，这种喜欢无关道德，那么这种快乐就更好。”显然，有时，我们认为的更高级的快乐是能够通过穆勒的测试的。但是，情况大多或总是如此吗？
桑德尔（Michael Sandel），政治理论家，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现为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讲授当代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他在哈佛大学讲授的《公正》课程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该课程被制作成哈佛公开课后在网络广为流传，成为风靡全球的哲学公开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微信公号“新京报书评周刊”阅读桑德尔专访《除了钱，美好生活还应当具备哪些要素？｜对话桑德尔》。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他颇受欢迎的政治哲学课上，给学生播放了三个视频，然后让他们进行穆勒的测试，并对其进行评价 ：第一个视频是一场顶级职业摔跤比赛；第二个是《哈姆雷特》中的一段独白；最后一个是《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片段。观看结束后，他问学生，觉得哪个视频最有趣，哪个视频层次最高或最有价值。
《辛普森一家》常常被评为最有趣，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被评为最有质量。这个实验的结果难道不是恰恰证明，穆勒对功利主义的拯救是失败的吗？更好的并非总是最令人愉悦的，难道不是如此吗？正如桑德尔所说 ：“功利主义将一切简单归为计算快乐和痛苦的粗糙算式，因此备受指责，穆勒想挽救功利主义，可他说的是与功利本身无关的人类尊严和人格的道德理想。”
动画片《辛普森一家》剧照。
穆勒拯救功利主义，使其不至于抹平人类生活的高度的唯一途径，便是改变功利主义的根本前提。穆勒想要根除无意义痛苦，增加有意义的幸福，但他还需要找到“快乐好、痛苦坏”的原则之外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无意义痛苦、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
我们想要幸福，但我们也需要意义。幸福和意义常常重合， 但并非总是如此。
我们尚不能确定，人类生活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中，快乐是否大过痛苦。例如，如果经过仔细分析，很可能会发现，抚养孩子带来的头痛比乐趣多。但是，仅从孩子带来多少快乐的角度试图衡量育儿的价值，这种行为本身难道不会显得过于片面吗？有时候，带来最多头痛的孩子，也是最受疼爱的那一个！
许多人类最伟大的追求——体育、文学、工作、慈善、爱情，不也是如此吗？是的，它们常常是满足感的来源，但它们的意义无法完全用快乐和痛苦来衡量，难道不是吗？穆勒深信，赋予我们意义的事物会让我们幸福，也许最终会是如此。我们当然也希望如此。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在快乐和意义两个时而冲突的目标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本文摘自斯科特·塞缪尔森《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由出版方未读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 | [美]斯科特·塞缪尔森
整合 | 宫子
编辑 | 走走 罗东
导语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