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罗拉
人类生存得太艰辛。
“《二十不惑》”，“《三十而已》”......每个年龄阶段，都有各自的烦恼。李清照说的“载不动许多愁”，成为当下人们的真实写照。载不动愁绪时，人类就会在内心去创造一个完美世界，让心灵得到安顿和寄托，这便是最广义的“乐园”。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唐人亦如此。唐诗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在艺术发展高峰上的创作成果，结晶了人们对心灵栖居之地的崇高想象。欧丽娟透过唐诗来研究“乐园”意识，想要找到唐人如何定义、追寻心中那块最无邪、最珍贵的乐土。
近期，欧丽娟带着《唐诗中的乐园意识》一书做客新京报·文化云客厅直播间，梳理了盛唐、中唐、晚唐的乐园区别，最后以唐诗中“寻道不遇”给现代人带来的启示作结：最终人生的难题，都要靠自己解决，那才是真正智慧的来源。
欧丽娟，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红楼梦》、中国文学史。代表作《大观红楼》《杜诗意象论》《唐诗的乐园意识》《惊艳唐诗》等。
盛唐的乐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乐园”。直播伊始，欧丽娟提到：“在做研究之前，‘乐园’的概念需要被界定。”
她说“乐园”应该是一个封闭的所在，拥有完善的物质条件，人与人互爱互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乌托邦”、“桃花源”两个词和“乐园”意思相近，假如非要做出区分，“乌托邦”是动态的，偏重于一个群体的和谐，社会成员能够安居乐业，而“乐园”、“桃花源”是静态的，是靠个人内心的自我修炼达到的一种超越忧虑的境界。因为它已是人类生存最完美的状态，所以便停在那里，“止于至善”。
直播中，欧丽娟讲到，盛唐人的“乐园”，从政治上来说是“乌托邦”式的，仿佛儒家思想里所构设的大同世界：以尧舜般的君王为核心，旁边围绕着贤臣，根据道德共商国是，百姓各得其所。这几乎是所有盛唐诗人为国家设定运作状态时的最高理想，一切可被杜甫的名句概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画面。
在人的生存环境上，盛唐人的“乐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乐园”不能只有人，还要有其他生命，万物和谐共融。唐人常用《列子》里“鸥鹭忘机”的典故，表达文人们渴望回到大自然，超越机心、浑然无我地与宇宙生命互相交流。欧丽娟喜欢动物：“人类爱人跟爱动物不一样，爱动物完全不奢望得到任何回报，那种爱真的是非常平静而丰富。”她提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奥地利学者，也是第一个以动物行为学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康拉德·劳伦兹，他一直和动物们生活在一起，以平等、友善的姿态观察动物行为。“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其实非常可悲，因为我们为了创造人类的文明，却失掉了与大自然的联系，这其实就是一种‘失乐园’。”
唐代没有生态保育的问题，但生态保育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如果人类不现在多做一点事，我们将来很可能会身受其害。”人们需要多感受唐代诗人在没有生态保育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发自内心地去和周围的生命友好相处，“看着它们欣欣然活着，那本身就是一种喜悦。”她相信这种喜悦是唐诗超越个体和时代精神的一个普遍的主题，现代人也需要体验这种感情，因为“那是人类心里共通的渴望。”
中唐的乐园：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忆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国力由盛转衰。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历经三任皇帝。代宗即位后，做了一个人口普查，显示唐朝人口仅剩下1700万人左右。而唐朝国力的巅峰期天宝十三年，人口数是5000万到8000万左右。经过安史之乱，全国损失了2/3的百姓。《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提到，安史之乱的死亡人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并非最多，但若以人口数来做比例，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场战役，死亡人数的比例占全国总人口的2/3之多，所以唐代受到重创，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影响。
“可是我们隔了一千多年没有人在意，大多数人根本连这个数据都不知情。那我们怎么样去读懂唐诗呢？”欧丽娟常常觉得很多人讲唐诗是在望文生义，“那距离真相是太远的了。”
安史之乱造就的诗人，杜甫是其中之一。杜甫留给今天1450多首诗，九成五以上都是安史之乱后的作品。杜甫的人生被安史之乱反转了，以前他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国家破碎后，杜甫转而独善其身，到成都去避难，余暇时才作诗，对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追忆，成为了杜甫晚年“乐园”的代指，而在安史之乱前，杜甫是不这样认为的。
安史之乱前杜甫写政治大多涉及批判讽刺，《丽人行》《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这些都是在指责当时施政的不当。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态度产生了180度大反转，他对于失落掉的开元天宝充满了歌颂和眷恋，认为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太平盛世，是《礼记·礼运·大同篇》的真实样子。不仅是杜甫，在其他中唐诗人的眼里，开元、天宝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他们甚至完全没有经历过。
欧丽娟提到，这也凸显了杜甫的不幸和伟大。对中、晚唐人来说，这样的“乌托邦”只是一个向往，可是就杜甫来说，这是他的前半生。杜甫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见证者，也是一个切身的体验者。《礼记·礼运·大同篇》里的生活，已经被唐玄宗真实实现了，所以杜甫从一个乐园的居民，最后被放逐到一个残破不堪的世界，现代人无法想象那种冲击。他继续用他的残生创作，没有怨天尤人。“相反的，他尽力把他培养了一辈子的才能回馈给这个残破的时代，当然也就嘉惠了我们后世的这些子民。”欧丽娟觉得，战争给了杜甫人生的大不幸，可是对诗歌的发展却是大幸。如果没有遭遇千锤百炼，杜甫的诗歌艺术或许不可能这么登峰造极。
晚唐的乐园：解构乐园
从晋朝开始，“乐园”出现了一个新的表达——“桃花源”。陶渊明创造“桃花源”这个理想世界时，主要表达对农村田园牧歌式的向往，可是陶渊明死后整个南朝还有初唐，诗人写到“桃花源”时并非指田园，要么指修仙的仙境，亦或隐居的山林。最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桃花源”跟着陶渊明一直没有受到文学史的重视，所以用到“桃花源”的诗也不多。但到了盛唐“桃花源”这个词汇突然爆发式增长，变成了形容“乐园”的代名词。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的诗都大量运用了“桃花源”这个意象，每个人的“桃花源”也带着各自的性格色彩。
王维的“桃花源”是“桃源四面绝风尘”，意思是我在长安这个最繁华的天下中心，四周扰扰攘攘，但我依然无比自得，只要隔绝周围的风尘，我的心就在“桃花源”里。所以王维的“桃花源”几乎是无所不在，有一点“心远地自偏”的意味。
杜甫的“桃花源”比较像陶渊明，但更强调衣食无忧的物质性，“桃花源”一个膏壤，一片沃土。“杜甫这样想也很合理，因为杜甫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一直过得非常艰辛，有一次全家甚至饿死在山谷里。所以对他来说，‘乐园’需要有物质保障，《浣花溪》中草堂的岁月，就是杜甫‘乐园’的具体化。”欧丽娟说。
李白的“桃花源”一定要脱离人群。欧丽娟突然提高了声调，模仿起李白：“你们太平庸了，我太烦了，你们在我身边简直就让我焦躁不安，甚至厌烦。这当然不可能是‘乐园’，所以李白的‘乐园’基本上是要远离人间，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经过一个本质性的改变，中、晚唐的“桃花源”面目又截然不同。“我做了研究之后赫然发现，真的太奇怪了。盛唐的诗人已经告诉你‘桃花源’这么重要，他们在艺术的尝试上给了‘桃花源’这么多新的面貌。但是中、晚唐那么多的诗人却采取两种做法，我把它称之为‘乐园的解构’，也就是完全把它消解掉。”
他们面对“桃花源”的第一种方式，就是视而不见，没有“乐园”也没有“桃花源”。最致力于保存自己作品的白居易，写了3800多首诗，却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桃花源”，李商隐600多首诗也没有提到。“他提到‘武陵’这个词，可是那个‘武陵’好像也是泛泛，与陶渊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杜牧也没有，或者提得非常单薄，没有什么很具体或者强烈的寄托。”
另外一种解构“桃花源”的方式，就是将“桃花源”人情化和世俗化。有人把“桃花源”写成一个有无数擦金戴翠的“女仙”（“女仙”在唐代指妓女）的妓女院；在韩愈的诗里，“桃花源”不仅有野兽、怪兽，还变成了一个有岁月流转的地方，这并不是真的“桃花源”。陶渊明的“桃花源”是一个永恒宁静的存在，里面虽有昼夜循环，但没有时间流逝，所以才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是到了中、晚唐的诗里面，“桃花源”又启动了时间的流逝，欧丽娟反问道：“所以我们又要受到生老病死，朝代兴亡的折磨，那怎么能够叫‘乐园’呢？中晚唐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时代，因此‘桃花源’也同步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
《唐诗的乐园意识》，欧丽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
“寻道不遇”：“乐园”依靠自我来建构
《唐诗的乐园意识》里，还有一章是去追寻理想，也就是“寻道”，由此引发另一个贯穿唐诗两百九十多年的主题——“寻道不遇”。欧丽娟最后说：“我把这一章的主体和心得放在最后，真的是希望跟大家共勉，无论人的生存有多艰辛，最终‘乐园’要靠自己建构，人生的难题也要靠自己解决，那才是真正智慧的来源。”
隐士、道士或和尚是儒士道三家真正放下尘事，去“寻道”的一种真理的化身。当诗人在人间浮浮沉沉感到茫然时，他们便去找这些人，希望得到一些点拨，可是他们却常常扑空。“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通常人们会以为扑了空代表这趟寻道之旅失败了，可是唐代诗人告诉你，正因为不遇，才激发了从内心得到救赎的力量。李商隐这种悲剧性格，也有一首寻道不遇诗，可以看出李商隐也并不是一心想陷溺在悲哀里不可自拔，他其实还是想要自救的。
“寻道”是一种寻求外在超越，借由外在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方式。可是“不遇”会让你被迫认识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也就是内在超越。“你在毫无人迹的山间林道，历经山林溪流的净化，你在尘世间本来的烦扰，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净化了。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超越，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等你发现道士不在，这便是一个让你自己领悟的契机。”
撰文｜罗拉
编辑｜吕婉婷 罗东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