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用乒乓球战术来鼓励陶勇要“防守转进攻”，她认为要变被动为主动，触底反弹才能重新掌控人生。

在等待与邓亚萍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医生陶勇坐立不安，他用医学上的“失语症”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大脑一片空白，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也因为紧张变得陌生。

他视邓亚萍为自己这代人的精神领袖，从运动员到经济学博士、官员再到如今的创业者，这位前奥运冠军的每一次选择都与众不同。

“我觉得她好像总在不停地去做自己内心想要的事情，尽管每一次选择，旁人都不是非常理解。”陶勇想知道邓亚萍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内心，他也想从邓亚萍身上获得力量。

陶勇有自己的犹豫。年初的伤医事件发生后，他的左手前臂、手掌的神经都被砍断，基本告别手术台。身边的人都觉得他应该从此选择一种安逸的生活方式，但这不是陶勇想要的。

陶勇在见邓亚萍之前，用医学上的“失语症”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大脑一片空白，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也因为紧张变得陌生。新京报记者沈彤摄

2020年10月，在北京市郊的一处影棚内，这场与偶像的对话持续了四个小时，在邓亚萍的追问下，陶勇袒露了自己被砍以来的心路历程。“直到现在进入诊室我内心都会莫名紧张，背后只要有一点声音我都会赶紧回头。”即便陶勇一再强调不要把自己埋在仇恨里，但他却始终无法走出被砍阴霾。

他告诉邓亚萍，自己的梦想是，通过开发不同的新兴科技手段和脑机接口，让世上没有盲人。“如果说和您对话前，我尽可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得像水面一样，但现在我的水已经被您的火烤干了，此刻我充满了斗志。”

邓亚萍用乒乓球战术来鼓励陶勇要“防守转进攻”，她认为要变被动为主动，触底反弹才能重新掌控人生。

视频截图

以下是陶勇和邓亚萍的对话：

谈选择：“回归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

陶勇：这么多年，您基本上每十年换一个身份，世界冠军、经济学博士、前官员、创业者这些标签里，哪一个是您最希望别人记住的？

邓亚萍：这些都不是我的答案，唯一一个答案就是我是邓亚萍，别人给你的标签永远是标签，应该回归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

我总结过一次自己的几个十年，从5岁开始打球到16岁拿第一个世界冠军，我用了11年的时间，24岁退役下来去读书，又是一个11年。现在我创业，从事体育产业相关的工作，为我们大众体育的普及去尽自己的一份力。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年磨一剑，好多事情是需要时间的。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从过程中感悟，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陶勇：您第一个选择其实是我最惊讶的，一般体育明星退役了都是当教练，包括现在我们高考之后，大部分人都是问父母、老师选什么专业好，所以您在那么小的时候，怎么就知道要听自己的？

邓亚萍：我们家其实是一个体育世家，我从小在乒乓球馆长大，很自然就会走到这个行业里来。到了24岁，该拿的冠军我都拿了，连续八年的时间世界排名第一，到现在这个纪录都没人能打破。但是对于我来讲，一直有巨大的恐慌和危机感，从开始打球到24岁退役是我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了。但是未来还很长，意味着我这一生做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再超越我24岁之前所创造的成绩，人家永远会介绍：邓亚萍，前奥运冠军。

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大多数人觉得出去再回来做教练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但出去打球不是我想要的。我的教练张燮林也是拿了世界冠军退役后做了教练，带我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好像他就是30年以后的我。我一看，这是我要的吗？

那时候对于运动员总是有一种偏见的评价，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要去读书，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打破偏见。

邓亚萍。视频截图

陶勇：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种人。高考的时候，全年级500个人，只有两个人学医。我出生在江西一个很偏远的小县城里，周围的人都比较务实，学医熬得年头太长了，家里还指着你赶紧挣钱，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个能够很快挣钱的职业。

邓亚萍：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医？

陶勇：因为我想玩一个别人不太愿意玩的东西，这样才有挑战。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了解生命现象，一看见哪里有死老鼠，死蛤蟆就特别高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江西那边沙眼特别多，小时候陪我妈去南昌看病，医生从患者眼睛里取出一盘白色石头，我当时就被震撼到了，觉得做这件事是有价值的。

后来等到我研究生毕业，原本可以选择一个收入高、风险小的专业，而且那时候白内障手术我也练得很熟了，结果我选了大家最惊讶的一个专业，葡萄膜炎。这个专业非常费劲，不挣钱不说，而且都是疑难，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陶勇：那刚刚的四个标签，如果倒退回当时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您想对哪个阶段做个微调？或者开始的时候我连乒乓球也不打了，或者是不到体制内去当官员。

邓亚萍：你讲了特别多的或者，人生有或者吗？选择了就选择了，对也好，错也好，这就是人生，也是一种经历。

你说这个选择一定是百分之百对吗？在当时那个阶段绝对是对的，包括你们学医的时候，现在和30年前对于人体结构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用去纠结，做过了就做过了，这能给自己更好的一种人生财富。

谈付出：“我觉得当大夫挺值得的”

陶勇：之前有朋友问我如果幸福满分是100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我觉得自己有97分，那同样的问题问您，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的现在，哪个阶段幸福指数是最高的？

邓亚萍：我从小到拿世界冠军这一路是非常坎坷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是16岁的双打，当时我和搭档乔红最后一个球打完了，落地的那个瞬间，我认为是最纯粹的。然后我们俩下来，互相就问，这就是世界冠军了吗？等到领完奖回酒店的路上，这个时候不行了，感慨万千。

陶勇：原来付出的一幕幕全都涌上心头。

邓亚萍：对了，开始想起从小训练怎么不容易，遇到了多大的困难，那个时候在车上就开始哭，感觉太难了又很不满足。但我们得控制自己，马上投入到下一个比赛当中。

陶勇：人到中年，哪个变化是您最警惕的？A变柔， B害怕失败， C隐藏真心，D爱哭。

邓亚萍：应该是爱哭。以前没有这么多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但现在我能够感同身受了。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但对于情感上的事情来说，我会泪线比较低。这不是什么坏事，人本来就是感情动物，哭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你当时被砍了以后，是不是也哭过？

陶勇：我跟您说实话，被砍完之后我真的没有哭，但上个月因为一个河南的患者朋友，我也忍不住哭了。

10多年前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带着两岁的孩子来北京看病，儿子患了恶性肿瘤，一只眼睛被摘除。因为家庭条件差，他们在北京只能靠卖报纸为生，我们几乎像朋友一样，医药费都是想尽办法给他能省则省。但特别不幸的是，10年之后，他儿子的另外一只眼睛也被摘掉了。上个月他来看我，见到我的第一面就哭了。他说这辈子他就哭过两次，一次是孩子第二个眼睛被摘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因为知道我被砍。

我自己受伤没哭，但是当我知道自己生活情况这么差，孩子得了病在北京漂泊、未来怎么样还不知道的一个人，他心里头有你的时候，我觉得当大夫挺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