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公布。《建议》对金融领域发展做出若干部署，全文共16次提及“金融”。如何看待《建议》中对金融领域的部署，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怎样的？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
其中，《建议》提出要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曹远征看来，当前经济形势对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构成了金融改革的最重要动力。未来商业银行要适应现实经济生活的变化，向批发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转型。
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此次《建议》提出，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曹远征认为，央行以国债作为操作标的进行新的货币机制安排，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未来金融改革的一个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也被写进了《建议》。在曹远征看来，数字货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也给宏观调控带来了挑战。现在央行率先研发数字货币，也是保持一个可进可退的空间。“数字货币发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数字货币的功能定位——数字货币是继续保持传统货币的功能还是被完全赋予新功能？”曹远征同时指出，这一问题是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
此外，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金融监管和创新这一问题，曹远征表示，目前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走在世界前面，中国的金融监管遇到了全世界最新最尖端的难题，只能在探索中前进，逐渐完善监管办法。“我们不能一味用过去的监管来限制新生事物的发展，应该在发展中观察，在观察中协调，逐渐形成新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模式。”曹远征建议。
谈商业银行未来改革
“向批发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转型”
新京报：《建议》提到，要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如何看待未来商业银行的改革？
曹远征：首先，商业银行改革的背景是，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随着经济社会形式的变化，金融也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企业来看，随着企业的做大做强，企业会有长远的战略安排，这也需要长远的资金安排，但目前商业银行只能提供短期贷款。这样，企业需要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从居民投资消费看，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在短期消费满足后，远期的消费还有余钱，居民愿意通过投资承受更高的风险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也是这几年银行理财子公司快速发展的原因。总之，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变化都对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构成了金融改革的最重要动力——它推动银行适应现实经济生活的变化，在保留传统存贷业务之外，银行业务向批发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转型。
那么，如何具体理解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首先，商业银行的功能发生转变，从过去存贷为主的功能向批发功能转变。从全球经验看，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商业银行需要转型，即金融脱媒。大型商业银行基本业务转向批发银行业务——银行的资金来源不再完全依赖于存款，它可能通过发债等办法从市场上获取资金。与此同时，资产端的业务也会出现变化，不再是直接向客户提供贷款，可能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债券。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发债筹措资金，商业银行购买债券成为资金供给方。实际上，这种模式目前已经开始显现，现在债券最大的持有人就是商业银行。随着商业银行的功能发生转变，银行从过去的被动负债转向主动负债。所谓被动负债安排指的是，随着居民存款的上升，银行负债增加，银行必须寻找到好的项目把存款放出去，形成资产。这种情况下，银行规模是被动变大。主动负债安排指的是银行在有看好的投资项目的基础上，去寻求资金来源，不再追求规模的扩大，而是更多追求效益。
随着被动负债安排向主动负债安排转化，银行圈钱的意愿也被大大减弱。
其次，银行变革的第二种模式是社区银行模式，提供零售银行服务，尤其是小银行应该朝着这个模式发展。当前中国大大小小的银行机构，其功能和分工并无区别，主要是做存贷款业务。未来金融业会发生变化，不同类型的银行分工和功能定位会有明显的区别。小银行未来更重要的是下沉，立足本地给客户提供服务。这些小银行的收入不再完全依靠存贷间的利差，而是依靠提供服务获得的服务费，这类银行成为一个社会服务性的社区银行机构。同时，引导小银行金融机构在本地的下沉，有利于发展普惠金融，实现金融服务的可达性、普惠化。
第三，银行的功能和定位有了区别之后，政策性金融改革才有空间。政策性金融业务通常被称作开发性金融安排，通过财政贴息或者其他的财政方式获得支持，来做一些事关国计民生或者一般商业银行不愿意介入的业务。而只有在批发银行、零售银行两种金融格局出现之后，政策性金融才有发展和改革的空间。
谈利率传导机制
“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
新京报：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此次《建议》提出，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在你看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曹远征：过去的利率传导机制是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通过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进行传导，最终影响到经济。但是当前出现了两个变化或者说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央行的货币供应机制面临着挑战。过去很多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一直在增长，致使外汇占款增长，央行的基础货币也持续增长。在央行货币投放增长之下，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为解决这一问题，央行首先采取发行央票进行对冲，把多余的流动性回收到央行。而在央票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央行采用MLF、SLF的方式实现利率传导，但这种机制是不稳定的。此外，现在还面临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的国际收支会朝着基本平衡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央行传统的货币供应机制会面临一定的挑战；利率传导机制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信贷在整个市场中的占比在持续下降，一个重要标志是社融规模中贷款占比在下降。这样，贷款的利率并不能完全覆盖整个市场。尤其是未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债券业务的发展，利率变得非常重要。但这就会出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利率“断头”现象，利率能否有效传导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这也意味着央行过去通过影响存贷的利率传导机制已经不灵了，这就需要新的机制。
那么，新的机制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了，要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
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收益率，其他的市场利率围绕着这一无风险收益率进行变动。在美国，央行以国债为坐标进行一系列操作影响市场利率，美国国债利率是市场利率的基准。
为什么国债好于其他标的物适合于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相对于其他标的物，国债期限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发行永续债。这一特点使国债收益率可以穿透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形成跨市场、跨期的连续曲线，从而成为可靠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此时，如果央行在货币市场进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便可通过影响短期利率达到控制整个收益率曲线斜率的目的，即实现短期利率向远端传导的目标。一旦这一利率传导机制建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就由现在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主的数量型直接调控转变为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间接调控。相对于数量型直接调控，价格型间接调控平滑性更佳，前瞻性的预调微调能力更强。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核心含义所在，其目标是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制。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是依然沿用当下MLF、SLF的方式进行利率传导，还是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标的，这是未来金融改革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认为，央行以国债作为操作标的进行新的货币机制安排，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未来金融改革的一个方向。当然，要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话，也需要一系列全新的设计和调整。
谈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的核心问题是其功能定位”
新京报：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也被写进了《建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你如何看待中国数字货币的未来？
曹远征：首先，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很大，数据变成了新的要素，数字货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安排。在过去一段时间，商业机构自己在使用发行数字货币，满足支付或者其他方面的需求。与此同时，数字货币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中央银行设立以后，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经济周期，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给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制度带来了挑战。现在央行率先研发数字货币，也是保持一个可进可退的空间——央行先适应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用传统的方式来维持以往货币发行和调控的机制。
第二，数字货币的研发以及未来发展存在着一些争议性的问题，这也是《建议》中提到要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的原因。对于央行研发数字货币，一种观点是，央行的数字货币继续保持传统货币的功能，虽然穿上了“数字”这件新衣服，但依然通过商业银行进行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影响市场，继续保持原有的货币传导机制。另一种观点是，数字货币完全被赋予新功能，央行跨国金融机构直接面向个人来影响市场，这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就不复存在了。从传统经济学上看，我倾向于第一种，要保留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总之，数字货币发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数字货币的功能定位——数字货币是继续保持传统货币的功能还是被完全赋予新功能？这个问题是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现在还在探索之中，还不能下结论。
谈金融监管：
“中国的金融监管遇到了全世界最新最尖端的难题”
新京报：《建议》对金融监管提出了多方面的具体要求，比如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等。近期金融监管和创新的话题引发关注，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曹远征：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对金融监管的表述，是对十四五期间监管工作提出的要求，包括未来要改善和提高的方向。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监管和创新的关系。
首先，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现金融普惠性面临的问题。金融是和陌生人做生意，金融机构不知道陌生人的信用情况，陌生人把资产抵押给金融机构才能获得贷款，如果借贷者不能还款，抵押的资产就要被没收。在传统的金融模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资产抵押。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没有资产进行抵押的人或者说资产不足的人，如何获得金融服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普惠金融的问题。同时，普惠金融问题也和贫困问题连接在一起。当前全球收入差距在扩大，要解决这一问题，金融要发生变化，需要一整套新机制的安排——传统的金融模式具有排斥性，就是嫌贫爱富。而今后的金融一定是要面向穷人，银行要变成穷人的银行。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新机制改变传统金融的模式？这既是一个学术界的尖端问题，也是实践前沿的一大挑战。
互联网金融通过数字伸入到场景中间，发现没有资产可以质押的人的信用，并以这些场景的数字作为信用贷款的基础，部分或者说相当大程度上解决了没有资产质押的人的信用问题，实现了金融的普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创新。
第二，从反垄断角度看，任何行业的垄断都会影响竞争效率、技术进步。因此，政府通常采用拆分垄断企业的方式，阻止垄断的形成。但在当下，互联网的特点是赢者通吃，没有办法用传统的拆分方式阻止互联网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垄断。可以说，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垄断是监管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和挑战。
第三个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到底是金融公司还是科技公司？如果是金融公司，就要满足金融监管的标准。但如果不是金融公司，是科技公司的话，互联网金融公司又涉及金融业务。从监管角度，监管就是要监管风险，现在监管面临的难题是，既无法拆分垄断企业，也无法完全按照传统的金融监管办法进行监管。
总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征程，在转型期面临着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尖端问题和挑战。尤其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面，规模庞大，场景复杂，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以往传统金融大国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中国的金融监管遇到了全世界最新最尖端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既无传统的监管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国外的监管经验可以借鉴。那么，金融业发展进入到“无人区”之后，我们到底如何进行金融监管？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回答，只能说在探索中前进，逐渐完善监管办法。我的建议是，我们不能一味用过去的监管来限制新生事物的发展，“一棍子打死”，应该在发展中观察，在观察中协调，然后逐渐形成新的监管思路和监管模式。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