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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新京智库特约撰稿  钟飞腾



近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经济萎缩3.5%。这一初步估计要略低于数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数字(3.4%),但显著差于美联储去年12月中旬的预估值(美国经济萎缩2.4%)。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增长记录为1946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下滑,同时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降。


不过,各方预计2021年的美国经济将明显好转。美联储认为,由于疫苗已经在美国开始接种,预期美国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4.2%。


1月下旬,随着美国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控制参议院,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将大规模实施。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认为,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将把202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提升1.25个百分点,未来3年,将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5个百分点。                  

   K型复苏仍是大势


对于这种发展趋势,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大危机之后的触底反弹,而不是走向稳定的增长通道。


例如,2022年美国经济的增速仍将显著下调,美联储预测2022年经济增速为3.2%,IMF预测为2.5%,因而呈现出“K型”复苏态势。


事实上,这种快速触底反弹和随后的缓慢增长可能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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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增速在2021年可达到5.5%,但2022年仍将下调至4.2%。更多机构的研判也认为,受到新冠疫情冲击,诸如酒店、航空、餐饮等服务业仍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恢复。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接近80%,如果服务经济不能显著好转,那么经济就无法迈入正常增长通道。


美国商务部在公布2020年美国经济数据时也强调,构成美国经济关键支柱的私人消费、出口、投资以及地方政府支出,在2020年都经历了显著的下降。未来,促进经济复苏的动力主要有3个,一是联邦政府支出,二是知识产权为主的数字经济发展,三是住宅消费增长。对于美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拜登政府的刺激计划被寄予厚望。


美国经济的“日本化”风险


按照IMF的预测,2021年日本经济增速为3.1%,2022年为2.4%。这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差的。因而,日本经济仍将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特点。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长期保持这种增长特点,近年来也被概括为“日本化”。通俗一点说,就是经济静止不动。

1月27日,美联储在公开声明中表示,美联储将继续执行其低利率政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尽管美国失业人数从去年高峰时期的2200万人下降至980万人,但这一失业人数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所差无几。美国经济要恢复正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情。


美联储宣布,其长期策略仍将维持2012年制定的基本框架,最主要的一条是在2023年之前将利率控制在零至0.25%之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也曾长期执行这一策略,导致全球主要央行被迫大规模放水。从2016年初起,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美联储大幅度将联邦利率上升至2.5%,后又继续下调。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事实上已经恢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希望通过支持信贷流向企业和家庭,以刺激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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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利率一直呈缓慢且稳步的下降趋势,其主要驱动力是经济的金融化,催生了“超级全球化”时代。由于发达经济总量占比全球经济的70%以上,西方金融市场的宽松催生出大量的热钱,对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如果美国今后3年保持超低利率,甚至不排除下降到零的可能性,那么新一轮资金潮的流动对全球经济也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美国向全球转移通胀。


在超低利率之外,美联储也承诺,将确保美国国内的通胀率维持在2%。但是,除非美国的就业继续好转,否则难度很大。而美国就业的好转,不仅取决拜登政府的刺激计划,也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好转。不过,从根本上讲,美国经济要经历漫长的结构性调整,拜登的计划能否有效还得观察。


例如,特朗普的支持者批评拜登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认为民主党控制的州的失业率要远比共和党的州严重,因而拜登政府的刺激计划并不会马上服务于美国整体经济,而是首先要让拜登的支持者获益。

 

拜登新经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经济比预期更快复苏,显然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一些影响。


首先是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速度将适度放缓。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比美国高出5.8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比重从2019年的三分之二提升至2020年的四分之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1980年-2019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年均高出美国6.8个百分点;2014年-2019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年均高出美国4.4个百分点。今后两年,预计中美经济增速差距将缩小至3个百分点。因此,根据中美新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时间需重新预测。


其次,拜登新经济政策将更多取决于全球疫情发展。目前,各方均没有对疫情如何破坏美国经济做出整体评估,因而仍在延续旧的宏观经济框架,美联储的政策基调即是证明。


不过,新冠疫情并不是一次典型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而是伴随着生命健康安全的危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的弱点也逐一暴露。除了对服务业的冲击外,诸如价值含量低的口罩、呼吸机等医疗健康产业外包引发的供应链危机也很严重,而这些低端产业的回流与拜登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有所抵触,显示出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仍需数年时间。


与2020年不同的是,2021年对供应链危机的关注,已经转向疫苗的全球分配。目前,全球主要富裕人群订购了60%的疫苗,因而各方预期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要更快一些。


但是,疫情之所以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正是源于其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并不受制于经济和金融政策,而主要取决于社会政策和治理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发展仍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能真正立足于多边主义,帮助世界走出这场危机,那么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时间也会延长。


再次,拜登政府需重视贸易对美国经济复苏的积极作用。在特朗普时代,尽管美国经济学家确认,美国制造业流失和制造业工人下降主要是技术进步所致,全球化总体上是有利于美国的,但特朗普仍将矛盾聚焦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中国。拜登政府上任之后,正在重新评估特朗普政府给中国施加的关税,但并未明确说一定放弃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事实上,新冠疫情期间,来自中国的医疗产品对美国控制疫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拜登新经济政策要挽救中下阶层,除了直接发钱之外,也离不开贸易。因而,拜登政府应尽早明确对华贸易政策,如此方能稳定企业的预期。

 

□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中心主任)

 

编辑:柯锐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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