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穿着而设计的时尚，本应与身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文本”和符号。近年来的时尚研究挖掘出一些看待时尚的新路径，这些路径都强调时尚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触觉或具身（embodied）形式的事实。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为我们将时尚作为某种身体行为模式的生产，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许多时尚现象有了更为丰富的解释。例如，纹身之所以在青年人中成为潮流可能并非因为其图案，而是因为纹身过程中的共同体验。西方与日本传统服饰的差异背后，也有着对身体与空间关系的全新理解。梅洛-庞蒂的思想资源影响了我们看待时尚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时尚业的实践。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时尚的启迪：关键思想家导读》，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摘编|刘亚光
原作者｜安格内•罗卡莫拉，安妮克•斯莫里克
《时尚的启迪：关键思想家导读》，（英）安格内•罗卡莫拉，（荷）安妮克•斯莫里克 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陈涛 / 李逸 译
梅洛-庞蒂与新唯物主义：
重拾对肉身经验的关注
莫里斯·梅洛 - 庞蒂的现象学强调我们对世界经验的具身本质，可以被运用于时尚领域。梅洛 - 庞蒂现象学的核心是对身体的认识。在他看来，身体并非外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我们体验世界的媒介。我们的身体并不是独立于头脑之外且没有行动力的客观存在，而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手段。
梅洛 - 庞蒂认为身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场所，它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锚定在我们对世界的参与之中。由此，梅洛 -庞蒂试图对抗西方哲学传统的支柱 ：身心二元论。在梅洛 - 庞蒂看来，把身体设想成一个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并且像评价别的事物一样评价身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毕竟身体跟别的事物不同，我们与它无法分离。事实上，身体是我们认识和体验这个世界的媒介，它们是我们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会认为自己能够从某种外部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完全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心灵可以和身体分离。但是，心灵不从遵循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而独立存在，我们从来都栖居于身体之中。正如梅洛·庞蒂所说：
知觉的心灵是一个肉身化（incarnated）的心灵。我试图……重建心灵在身体和世界中的根基，反对将感知简单地理解为身体对外部活动的反应，也反对意识的自主性。
梅洛 - 庞蒂认为，我们与世界的接触并不基于笛卡尔“我思”（cogito）式的纯粹精神建构，也不仰赖于康德式理想主义的先验框架，而是通过实践知识的隐微形式得以实现的。这种实践知识总是寓于惯常的身体图式（habitual bodily schemas）。换言之，正是这些植根于我们肉身存在中的实用知识形式，指引着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心灵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身体图式左右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因此，身体并非“世界上的一个客观物体”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诚然，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会用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评价自我，但即便是镜子中的自我形象也从未完全与我们的体感经验相分离。事实上，我们的视觉和触觉从来都是相互纠缠的。为此，梅洛 - 庞蒂写道：
镜子里的自我形象令我想起了原初的身体，它不在事物之间，而在我自己之内，是我所见之物……阻止它成为外物的原因正是外物的存在……身体并非外物，而是我们与外物交流的手段。它潜藏于我们所有经验和它自身的存在之中，并且位于我们的每一次思索之前。
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脱离自己的身体，并将其视为外物。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不仅取决于自我的视觉形象，更取决于身体的动感（kinaesthetic sense），后者来自我们与世界的身体纠缠。这就解释了所谓的“幻肢”（phantom limb）现象。截肢者尽管在视觉上失去了肢体，却仍然能感觉到肢体的存在。截肢者的身体记忆与视觉图像之间产生了矛盾。换言之，这种“前反思”（pre-refl ective）的身体经验比有意识的、把身体当作外物的凝视更根本，后者是基于前者而产生的推断。
梅洛 - 庞蒂的现象学在当代身体理论中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身体物质性和“肉体”本质的强调。然而社会理论家们一直以来都更关注身体的文化建构，把身体简单地视为社会意指系统的产物，却忽略了身体的肉身本性。由文化符码构建的身体只是文本和话语，不再具有物质性。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看到了这一理论缺陷，指出身体虽然受到了文化意指系统的影响，但却不能被简化为文本和话语。
新唯物主义的身体观将研究的重点从身体的文化再现（例如身体的图像），转移到了身体的肉身经验上（例如身体的感觉）。可是，在如今这个以图像为主导的媒体时代，身体的视觉建构仍然受到追捧，忽略了身体的物质存在——事实上，我们唯有在空间穿行中才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正如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说，“身体图像”（body image）的概念只是纯粹的精神建构，人们由此而进行的自我形塑问题重重，它将个体降格成非具身化的意识，将身体视为独立于人的实体。这一过程将身体作为外物进行认知和评价，它与我们习惯的身体经验相去甚远，毕竟身体是我们不可分割的肉身实体：
反思性的身体（reflexive body）是我们的观景台，并且也同时被他人观看和评价。这种说法忽略了身体在日常中的栖居和生存方式，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并不总是处于消费文化的凝视之下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非认知（non-cognitive）的世界中，身体并没有被降格为身体图像，也并非个体单位，抑或是一个符号社会的表面。（Featherstone, 2010: 207-208）
因此，费瑟斯通认为，比起身体的视觉再现，我们更应该关注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方式。身体的举止行为以强有力的方式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高于身体的表象。
整形与文身：
梅洛-庞蒂视角下的时尚
近年来，时尚理论的唯物主义转向尤为明显。梅洛 - 庞蒂关于存在具身化本质的观点为一大批理论家所接受，理论家们将梅洛 -庞蒂的洞见应用到各自的研究中，从身体的层面对服装进行分析。在他们看来，身体的装饰不仅是一个视觉现象，更是一种体感经验。特
定服装形式的使用不仅创造了某种“外观”，更是一种在世存在的方式。它超越了视觉。在这个意义上，服饰变成了身体的延伸。它融入了我们的身体图式，调和着我们与世界的实践互动。
其中，艾瑞斯·马里翁·杨运用梅洛 - 庞蒂的现象学理论，分析了女性的服饰生活经验，试图发现我们身体经验中的性别天性⸺接触使得主体沉浸在客体流动的延续之中，它不关注事物关系的判别、比较和测定。接触双方彼此触碰，模糊了自我和他者的界线。接触不仅包括了皮肤对布料的感知，也是“所有感官的指南”。服饰之所以吸引人，通常不仅仅因为它的外观，更因为其布料和剪裁，例如一件羊毛夹克的保暖性能和舒适度，又或者是裙子在人们行走时是否贴合体态。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
沿着这一路径，杨在其《胸部的体验》（Breasted Experience）中指出，理想化的媒体图像对女性胸部的物化和评价并不足以解释女性对自己胸部的体验。归根到底，尽管胸部在我们的文化中被普遍拜物化了，但女性却无法将其视为自己身体以外的客观存在物，因为胸部始终是她们所体验到的身体存在的一部分。此外，杨的《重新穿上衣服的女性》还通过触觉而非视觉，分析了这种具身化的经验。因为“从女性主体的角度看，对她们的胸部而言，最重要的是服饰的体感，而非外观”。所以在她看来，胸衣这种服饰为接触设置了屏障，其本质是按照男权的理想来形塑胸部圆润坚实的外观。尽管这样的胸部看起来更加“美观”，但不受胸衣限制的胸部显然具备更敏锐的触感，更具流动性和可塑性，并且会随着身体的位置和运动而变化。也唯其如此，胸部才能被视作女性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男权文化规则中顽固且难以驯服的客观存在物。
事实上，整形手术也以物化胸部为前提，其目的在于塑造胸型，以达成为人所渴慕的“外观”。正如杨所说，对胸部外形的重视是男权文化的要求，因此忽略了胸部触觉对女性的重要性⸺短裙）的时候，她们仍然比自己的男同事们性感得多。于是，女性在工作环境中往往比男性更关注自己的衣着，以确保在外表方面没有任何性挑逗的可能。例如在参加重要商务会议的时候，女性可能会加穿一件夹克来遮掩自己的胸部。与此同时，第二重约束有要求女性不能显示出太多的男性气质，否则会被视为公然挑战男性权威。所以在选择女性工作服的时候，精心裁剪的短裙比裤子更受青睐，而且常常需要搭配一些其他的“女性”元素，包括柔软的丝绸、围巾、精致的珠宝和高跟鞋。
如上所述，穿衣者身体的性别差异会导致其所穿服饰的差异。身体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打上符号标记的中立表面。它有其自身的物质性，并且会影响服饰的穿着者及其周围人的体验方式。这也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服饰实践是如何被其所处的时空环境塑造的。
与恩特威斯特关注服饰的身体经验不同，斯威特曼转而关注文身的实践。他批判了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对身体装饰符号性的过分强调，指出文身内腑经验（visceral experience）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文身者最关心的是他们获得文身的身体过程，而非文身所传达的意义。因为如果文身者在乎的只是特定信息的传达，那么文身贴会比真正的文身更高效。这显然不在文身信息功能研究的范畴之内。
在研究文身者的过程中，斯威特曼发现，对文身者来说，获得文身的身体过程至少和文身的意义一样重要。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文身的获得是一种净化的经验（cathartic experience）。它创造了一种使文身者相互联结的身体间的感觉（Sweetman, 2001a: 189）。根据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 esoli）对当代社会“新部落”（neo-tribes）的分析，斯威特曼指出，个体联系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情感，但在过去的时代中，个体的联系靠的是共同认知的目标（Sweetman, 2001b: 70-71）。这一现象在青年亚文化中尤为突出，他们常常共享某种身体行动，譬如跳舞和骑摩托车。因此对他们来说，文身也构成了一种身体仪式，共享这类经验的人们也会产生一种亲密感。这一实践并非对个体关联的简单表达，而是对个体关联本身的建构。
杨、恩特威斯特和斯威特曼的研究表明，服饰实践的身体层面才是我们时尚经验的核心。自我再现的方式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符号或美学上的交流，而应该被视为我们身体在世存在的一个整全的方面。许多当代的时尚和珠宝设计师也用作品呼应了这一观点，例如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川久保玲（Rei Kawakubo）和娜奥米·菲尔默（Naomi Filmer）。他们不仅重视新“外观”的创造，更关注身体在空间中的不同举止。他们不断探索着服饰和栖居其中的身体的关系。这些探索与梅洛 - 庞蒂的具身化存在理论惊人地一致。
时尚设计中的现象学：
重新想象服饰与身体的关系
三宅一生和川久保玲对服饰动感经验的重视源于一种日式的感知。它对服饰和身体关系的构想与西方传统截然不同。在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看来，西方传统的服饰外形通常是在精心裁制中形成的，而日本传统的服饰外形则取决于织物对身体的缠绕。三宅一生和川久保玲的设计显然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
在后一传统中，服饰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流动和有机，服饰形式的不断变化回应着身体的各种行动。因此，三宅一生和川久保玲并没有采用西式的设计，将身体限定在合身的衣物中 ；而是赋予了身体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的设计并不是基于隐藏和显露的美感，而是呼唤一种身体运动中的动感，并由此超越西方关于视觉艺术的时尚理念。其设计形式并非静态的视觉再现，而是动态的三维雕塑，能够随身体变化而不断经历重塑。马丁曾这样描述两种设计路径的差异 ：精致剪裁的服装被层叠的、具有隐蔽倾向的服饰所取代，一种全新的身体和服饰表达由此产生。它挑战，甚至颠覆了简单色情的服饰观和机械可见的身体观。随意的剪裁，以及对不规则、不拘束的偏爱，使得服饰变成了身体上的一次戏仿。它狡黠地嘲笑着精修细剪的服饰传统。
三宅一生本人的评价也呼应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他所有的设计都在被人穿上的那一刻才完成（Calloway, 1988: 51）。用日本人的概念来说就是“不足主义”（fusoku-shugi），即言外才有无穷之意。三宅一生服饰的不完整性吸引着人们主动参与，穿衣者根据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方式重塑这些服饰。正如三宅一生所说 ：“我设计的衣服可以变成某人身体的一部分。我也许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工具。人们从我这里买走衣服，它们成为了激发穿衣者自身创造力的工具”。梅洛-庞蒂认为，客体离开了与主体的实践互动，就无法被理解。因此，三宅一生的服装也同样需要身体的激发。这些服饰常常是无接缝的，并且采用中空的形式，穿上之前看起来就像不成形的麻袋。可是一旦穿衣者的身体栖居其间，不同的“个性”由此产生。
川久保玲设计的“ 身体遇见服饰 —服饰遇见身体”系列，1997 年.图片来源：《时尚的启迪》
三宅一生的服饰大多采用轻柔且具有弹性的涤纶平织面料和腈纶面料（Holborn, 1995: 30, 36）并多有褶皱的面料，这赋予了它形变的能力，也使它足以根据身体运动而进行伸缩。
同理，我们从川久保玲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服饰和身体的互动关系。服饰被穿衣者的身体所激活，同时也影响了穿衣者的身体行为。这在其 1997 年的设计“身体遇见服饰―服饰遇见身体”（Body Meets Dress-Dress Meets Body）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组设计包括了一系列由弹性布料制成的外衣，一些部位还有古怪的衬垫。身体和服饰的界线变得模糊，服饰不再与身体分离，转而成为了身体的延伸。填满鹅绒的柔软衬垫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以随着身体的运动而改变形状，服饰和身体因而变得难分彼此。在她的设计中，服饰并非存在于身体之外的一个客体，而是与身体彼此纠缠的。任意一方都无法脱离另一方，服饰本身也悄无声息地和穿衣者的身体融合在一起。
三宅一生和川久保玲最关心的是服饰和身体的互动方式，以及穿衣的身体经验。在如今这个时代，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假肢装置融入了我们的身体图式，川久保玲设计的外衣模糊了有生之物和无生之物的界线，探索了具身化的全新可能。正如卡罗琳·伊凡斯（Caroline Evans）所说，川久保玲的衬垫“勾勒出了主体性的全新可能。它强调身体通过新网络和新交流而实现的外部延伸，与身体的内部容量无关”。
当代英国珠宝设计师娜奥米·菲尔默也注重探索身体和装饰形式之间的交界面，完全根据身体的轮廓来设计首饰。她的作品无法独立存在，而是佩戴者身体的延伸，挑战着自我与他者的截然分立。她 2008 年设计的“呼吸的体积”（Breathing Volume）系列共由四个作品构成，分别聚焦于身体部位中的嘴、下巴和脖子。每一件作品都以这些身体部位为起点，演化出一个有机的椭圆形，暗示了呼吸经由身体而产生的体积和路径。正如菲尔默本人所说，这些物品勾勒出的线性形式探索了“内部与外部、积极空间与消极空间、身体的在场与缺席之间的平衡”。即便没有被穿戴，这些物品的形式本身就暗示了一个缺席的身体，为身体的某个部位限定了一个消极的空间。此外，它们还描述了空间体积与身体之间的联系。正如建筑重视建筑环境和身体的空间互动，菲尔默的这一系列设计也意在探索身体与其所处的空间之关系，回应了梅洛 - 庞蒂的观点，即身体常常已经卷入这个世界之中了。菲尔默的设计在女性通常不会佩戴首饰的部位（下巴、背部）圈定了一个不可见的空间。这些首饰探索了全新的具身化经验，像川久保玲的设计那样延展了身体的边界。
菲尔默于 2008年为安妮·瓦莱丽·哈什 (Anne Valerie Hash)设计的“ 兰花之颈 ”（Orchid Neck Piece）。图片来源：《时尚的启迪》
时尚设计师和时尚理论家逐渐不把服饰仅仅当作一种视觉现象，并且开始强调其身体经验。在这个层面上，梅洛 - 庞蒂的现象学重视具身化本质以及我们与世界的纠缠，为服饰的体感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它有效抵挡了当代文化对身体的物化，身体也因此不再被化约为外在的表象。尽管梅洛 - 庞蒂本人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具体论述时尚现象，也没有处理我们的具身化经验与性别的关系，但他对世界的实践性认识为我们分析服饰和身体经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如今这个图像意识（image-conscious）的文化中，我们格外重视观看方式，可梅洛 - 庞蒂的现象学却提醒我们，身体并非被注视着的客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它包含着我们的动感。从这个角度看，要理解服饰就不能脱离穿着的身体经验。因此服饰并非符号，而是我们无法割舍的第二层皮肤。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行动的时候，活动的并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而是这个穿着衣服的身体。服饰由此成为了我们身体图式的内在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在空间中的举止。
摘编|刘亚光
原作者｜安格内•罗卡莫拉，安妮克•斯莫里克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