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李玉坤)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了2021年和“十四五”期间降碳目标。


其中,2021年,将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

 

“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有哪些?


2015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


文件提出,根据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担当,中国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中国还将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表示,到2030年实现新增森林蓄积量45亿立方米(以2005年为基准)。这一目标在2019年提前完成。“十三五”期间,我国森林蓄积量已达175亿立方米,并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速最高的国家。


中国为何坚持低碳转型?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绍晴表示,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当前每年的排放量和未来的减排潜力都较大。未来如若发生气候危机(极端干旱、洪涝、海平面上升、森林大火等),我国也是受冲击最广泛的地区之一。因此,无论从全球人类福祉和我国自身的国计民生出发,均有强大的减排动机和责任。


他认为,传统的观念是减排政策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不利于短期社会福利的增加。“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理念的革新,我们发现减排并不一定是给经济‘踩刹车’。”


“科学的减排行动不仅有利于气候变化应对,也可以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培育带动新的产业和市场;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属于同源同根,可以有机统筹在能源结构转型上,既节约了政策成本,也减少大气污染相关的身体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低碳转型当作是一种未来的‘投资行为’,而收益则是免于气候危机的巨大经济社会损失。不仅是中国,各国在低碳转型和气候变化应对上都应该也必须做得越来越好。”陈绍晴表示。


中国碳排放强度开始下降了吗?


数据表明,2019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8.1%,提前和超额实现了2015年提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以广东省为例,开展国家低碳省试点以来,在协同减排、碳交易机制等的推动下,广东省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碳强度目标,十年累计下降超44%。


根据陈绍晴团队的研究经验,“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的目标实际上是对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强度降低提出了比原先更严格的要求。


“当然,在这一新政策新目标的刺激之下,各地将会促进一大批绿色技术升级、绿色产业发展和绿色消费行为的出现,从而使得全产业全社会朝着低碳、零碳的图景迈进。谁能抢得低碳转型的先机,谁就可以先摘得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大树的‘果子’。”陈绍晴说。


为何要坚持绿色复苏?

 

陈绍晴认为,在当下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面临了诸多新局面新挑战。虽然全球碳排放在封锁期间同比有一定的减少,多年内首次实现人为碳排放的下降,但这并不代表也不能说明我们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松一口气。

 

“首先,这次碳减排只是短暂经济休克的附属效应(也不超过10%),对于长期累积下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几无影响。其次,经济复苏后,由于高耗能和高碳排行业重启、居民消费恢复等原因,有可能出现反弹式的排放增加,呈现所谓的V型复苏。”陈绍晴说。

 

在他看来,我国需要在复苏过程中,在减排对策和预警方案上做好功课,顺势加快推动低碳产业转型和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遵循“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策略,把国内生产过程低碳转型和贸易上下游供应链的低碳合作结合起来,在国际上占领低碳发展领域的“制高点”,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能源发展,勾勒好未来10年、40年的低碳发展画卷,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实现2030年目标难度大吗?

 

目前,在巴黎气候协定的推动下,全世界已有约50个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6%左右。这其中,有一些是“经济衰退型”达峰,主要集中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计划经济国家。更有参考价值的是,欧盟的一些国家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利用严格的气候政策实现了碳达峰。

 

陈绍晴说,国际基本共识是,要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控温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在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计划碳中和的时间点也设在2050年左右,如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等。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历史排放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2060年碳中和”是我国充满挑战、雄心勃勃的自主贡献目标,受到了国际社会大力赞赏。即使受到疫情影响,我们预计仍可以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甚至有些预测表明有望提前2-3年实现达峰。

 

“当然,在2030年之后的30年再进一步实现碳中和,又是对于技术的一个重大挑战。”陈绍晴认为,虽然目前定论2060年能否准时实现碳中和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达成这一宏伟目标不仅要进一步减少碳源,做到各行业“近零”排放或超低排放,还要大量地增加自然和人工碳汇,增加人工碳汇需要大力支持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企业的发展,做好前期相关产业的配套扶植,潜心研发负碳排放技术。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编辑 白爽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