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沙雪良）5月14日，中国内地法院办理跨境破产协助案件首个可操作性规范出台。

当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深圳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

为细化、落实《会谈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

内地上海市、福建省厦门市、广东省深圳市有关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试点意见》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香港依据普通法原则认可和协助内地破产程序，协助范围不限于上述试点地区。

上海厦门深圳三地参与试点

《会谈纪要》和《试点意见》明确，综合考虑与香港互涉投资的规模、港资企业数量等因素，将内地试点地区划定为上海市、福建省厦门市、广东省深圳市，规定试点地区有关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试点意见》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香港依据普通法原则认可和协助内地破产程序，协助的范围，不限于上述试点地区人民法院所进行的破产程序。

在适用范围上，《会谈纪要》和《试点意见》明确，适用于两地之间具有相似性的集体性债务清理程序。其中，内地的破产程序，包括破产清算、重整以及和解程序；香港的破产程序，包括香港公司强制清盘、公司债权人自动清盘，以及经香港法院依据香港特区《公司条例》第673条批准的、并经清盘进行的公司债务重组程序。管辖要求方面，香港法院对破产程序的管辖应当符合“主要利益中心”标准。债务人的注册地推定为其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与此同时，人民法院需综合考虑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等因素判定。关于连接因素，相关文件要求债务人在内地的主要财产位于试点地区，在试点地区存在营业地或者设有代表机构。

法律效力方面，《会谈纪要》和《试点意见》明确，在内地法院收到认可和协助申请之后、作出裁定之前，可根据香港管理人的申请依法采取保全措施。内地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即发生与内地启动破产程序类似的效力，包括不得个别清偿，中止有关诉讼、仲裁和执行程序，解除保全措施等。认可程序不产生溯及效力，债务人已进行的清偿，原则上不可撤销。

《会谈纪要》和《试点意见》规范了协助方式。内地法院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依申请允许香港管理人在内地履职。履职范围限于两地法律规定的交集部分，即香港管理人在内地履职不得超出其在香港破产程序中的职权范围，也不得获得超过内地管理人的更优待遇。二是依申请指定内地管理人，由其负责债务人在内地的事务和财产，两地管理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具体采用何种协助方式，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和申请事由来判断。

开内地跨境破产协助专门性文件先河

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和香港先后签署八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由于破产制度的显著差异，破产领域的司法协助文件长期没有进展。

近年来，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中，两地互涉投资不断增多、经济融合度日益提高，企业在两地均有资产和负债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但是，由于两地破产制度存在较大差异、破产程序效力范围无法直接及于对方，两地在应对互涉企业破产中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

杨万明表示，以试点方式开展司法协助迈出了跨境破产协助实质性、跨越性的一步，是两地司法协助模式的首创之举，为两地进一步深化特殊领域司法合作、实现一国之内更紧密、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再次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进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区际司法协助体系。这必将为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高水平开放提供更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有利于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两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郑若骅表示，两地建立跨境破产协助机制，有利于保护债务人资产和债权人利益，有利于破产清算和重整的高效、有序进行，从而进一步提振投资者信心，优化两地营商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这是中国首次就跨境破产协助出台专门性文件。一直以来，针对跨境破产协助，内地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作出原则性规定。内地法院办理跨境破产协助案件缺乏可操作性规范。《试点意见》在案件受理、审查条件、认可对象、协助方式、破产财产分配等方面提供了契合实践的明确指引，开内地跨境破产协助专门性文件之先河，符合开展跨境破产协助的潮流趋势，也有利于推进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助力深化国际法治合作。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编辑 张磊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