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海报。
由刘伟强执导，张涵予、袁泉、朱亚文、李晨领衔主演，根据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医生》涉及大量关于医疗场景、道具、表演的戏份，剧组为了保证在拍摄过程中不会触碰医学原则问题，特意邀请了三位医学顾问跟组5个月，为影片真实性把关。新京报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也是该片医学顾问之一的冉晓，请他讲述5个月的跟组经历中，除了培训演员，帮编剧打磨剧本之外，如何化身“工程师”，天天拿着图纸，负责监督场景的搭建是否合理；在“停电”那场戏中，为了捍卫医学原则问题，如何与导演刘伟强周旋，据理力争。>>>《中国医生》医学顾问：易烊千玺饰演的小羊就像当年的自己
以下为冉晓自述：
三位医学顾问不同分工
全程跟组5个月
2020年6月初，武汉很多医院都已经关舱，病人转到我们医院，接受并发症的治疗，我们医院是最后关舱的。2020年7月，《中国医生》剧组来到我们医院招医学顾问，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抗疫时间要足够长；第二，对各种重症抢救技术和新冠肺炎的救治非常精通；第三，沟通协调能力要强，因为有几百位群众演员和主演要进行医疗培训，要让他们尽快进入到医务人员角色。
片中有很多群众演员。
最后，我们院长想到了我。我从2020年2月初到6月初，一直在新冠肺炎的ICU病房工作，在里面待的时间最长；我又是干重症的，有13年的重症医学经验，对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各种抢救技术非常精通熟练，同事都称我“ECMO小王子”；在沟通方面我也没问题，平时比较热心。
2020年7月中旬，剧组在我们医院开了一个座谈会，刘伟强导演和我聊了一会儿，最后说就是你了。
进组前，我是有思想斗争的，因为之前已经4个月没回家，不想再出一次长差。剧组说，从影片开机到杀青，医学顾问要全程跟组，不能让影片出现任何违反医学原则的镜头，一旦开拍，就不能走开，原定3个多月时间，实际最后工作了5个月。
剧组的三位医学顾问。
剧组共有三位医学顾问，都是我们院的。三人有不同分工，我是重症医学指导，我们科的护士长刘雪晴老师，是护理方面的医学指导，还有我们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技师熊薇，是院感指导，负责防护服如何穿脱，各种医疗垃圾该怎么处理，场景搭建符不符合传染病医院的布局等。
2020年7月31日，我们三位医学顾问来到了无锡影视基地，8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电影是2020年10月开机，开机前两个月我们主要做两个工作，一是和编剧一起把剧本不断完善，二是对演员进行培训。
针对演员档期制定培训
易烊千玺至少练了几百次插管
我们进组时，剧组已经有了一版剧本，编剧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剧本是初版，是她采访了很多抗疫医务工作者写出来的，但人物形象还不够立体，故事性还不够强，所以就等着我们，跟我们聊，像片中的张竞予院长、文婷主任，还有实习的住院医生等，他们在临床上是怎么说话，怎么表现的，我们也提供非常多的素材和故事给她，一起把这个剧本慢慢打磨，实际上到最后杀青之前，剧本还在不停更新，最终版剧本跟当初第一版差别很大。
医学顾问冉晓正在培训演员。
在完善剧本的同时，我们还要对演员进行培训。培训片中主要演员，要面临一个难题，他们的档期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同时来好几位演员一起培训，大部分情况是，今天这位演员有档期来了，只有三天时间，我们就赶快制定计划，这三天要学什么，把这三天的课都赶出来，单独给他排这个课程，让他能尽快三天把该学的都学了。过几天另一位演员又来了，我们赶快再给他制定一个计划，他哪些医学知识已经学过，哪些没学，再给他进行讲解训练。我们平时上课学生都在一起，我们讲一遍就可以了，但在剧组针对每位演员的计划都是不一样的。
像易烊千玺，在我们剧组里面算年龄最小的，但他是个很谦虚很好学的男孩。在第一版剧本中，他的戏份非常少，角色也不太立体。但我们和编剧讨论，在抗疫过程中，像易烊千玺饰演的小羊这样的青年力量占了绝对比重，应该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之后，易烊千玺的戏份慢慢变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包括ECMO、插管等各种理论知识和操作都要学。
在拍摄现场，易烊千玺跟我们说，能不能在拍摄的间隙去学一学插管，我说可以，我们就把插管的模具、器材搬到了拍摄现场旁边的屋子，他就在那不停地练习，练习了至少好几百次，像袁泉、朱亚文、李晨等之前学得很熟练的就帮他纠正手法。
易烊千玺饰演青年医生小羊。
其实，对于刚刚进院一两年的青年住院医生来讲，插管难度还是很大的。像我们这种大型医院，也只有两种人会插管，一种是麻醉医生，就是片中冯文娟饰演的辛未这个角色，因为麻醉医生天天做手术，必须要插管，插管次数是最多的。第二种就是像我这样的重症医生，每天在ICU工作。普通病房的医生，根本接触不到插管。
给医院搭建图纸挑错
上百种药品道具“以假乱真”
2020年8月初，我们进组的时候，场景的搭建还没开始，场馆基本还是一个平地，材料还堆在那个地方。负责场景的老师们跟我们沟通，拿图纸给我们看，我们一看就发现图纸有问题，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三区两通道布局不太合理，医务工作者从ICU出来之后，应该是一层一层地脱掉防护服，有四脱，不是说一下就脱完，脱完第一层之后进入到二脱，再脱隔离衣，再脱第三层的口罩、鞋套，到第4层之后全部脱下来，里边只剩下我们自己穿的衣服。当时图纸上的分区好像只有一脱二脱，这肯定不行，要重新规划，把每个区设置门隔开，每个床单元具体是多少，应该配多少个洗水池，窗帘该怎么摆放，这些都是很细节的东西，我们都要在早期就跟他们提出意见。
每天导演会带着我们早晚各走一遍去浏览场景，看搭建有哪些问题，如果不符合传染病房的需求，就赶快改，不能等搭建完了再去调整。
剧组正在搭景。
场景的搭建费了我们很多时间，我们天天对着图纸，感觉自己都成了工程师了，能看得懂图纸。剧组工作人员也很专业，你只要告诉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很快就出图纸，修改版立马就出来了。如果说这个还不行，他们很快再出一版，效率很高，很专业的一个团队。只要你想出来的，他们立马就可以给你实现。
除了场景搭建之外，疫情期间用的药品，都要真的符合我们当时的要求。当然，这些药品不是真药，真药浪费太大了，而且很贵，都是道具制作出来的，但跟真的一模一样，包括每个瓶子的大小、形状、颜色、包装盒都能以假乱真。你想想看，疫情期间有上百种药品，每个又都不一样，都需要我们去一一确认，这个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里面是粉末状还是液体状，是有颜色的还是没颜色的，道具组都非常严格地拿给我们确认，确认好之后，他们用了很大工夫去完全还原。
除了药品之外，导演还让我们确认医疗设备，当时有很多厂家赞助的医疗设备，慢慢都进场了，2020年9月底到10月初就要开拍有这些医疗设备的镜头，我们一定要完全准备好，一旦开拍再调整就没时间了。我们看完之后，发现有些呼吸机、透析机、ECMO这些机器，有些过时了，不是我们现在医院常用的，有些呼吸机都是几十年前的了，肯定不行了，如果展现在银幕上就不太真实。我们就赶快跟导演组提出要求，赶快换机器。
片中出现的医疗仪器都是真的。
其实我跟那些厂商都很熟悉，就给他们牵线，这些厂商们听说我们要去拍这样的电影，也非常支持，赶快从全国各地调出仪器，（双方）还是需要有一定勇气做这个决定的。
所有仪器设备全部调试好之后，还要让演员学会用，看得懂呼吸机、透析机屏幕上面的各种数字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还要会操作，该怎么去选，怎么去操作是最符合医生的行为习惯的。这种难度很大，甚至在拍摄的时候，演员还在不停的学习。有的确实太难了，比如说我们医生学这个东西学了十几年，要让零基础的演员在一两个月就能迅速掌握，还是很难的一个事。难度太大的时候，导演想了个办法，拍一个动作停一下，然后再拍一个动作，最后剪辑出来。
“ICU停电”有分歧
真实的医院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拍摄过程中，也产生过分歧。刘伟强导演有时候想要的东西可能会触碰到一些医学原则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坚持医学原则。片中有场戏，陶峻和吴晨光等援鄂专家刚来到金银潭医院就投入到抢救工作，导演想让那场戏完全停电，所有的仪器设备也全部停掉。我们就跟导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ICU在全院里是双供电系统，比其他病房都是要多一套供电系统，两条供电系统完全毁掉，不是不可以，但是非常罕见。
导演要求的是停电之后，所有的仪器设备也都停掉了。我说，那更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仪器设备后边都有蓄电池，至少可以撑半个小时以上。但导演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想制造很忙乱，很极端的情况。然后，我就跟博纳制片方的人把双方争吵的情况说了，最后制片方还是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停电之后，各种仪器设备继续运转，但是以非常低效率的状态运转，可能就会造成病人病情恶化。
刘伟强导演（图中穿黑衣者）在现场讨论剧情。
其实最开始，我们不想要ICU停电这场戏，最后大家折中了一下。金银潭医院平时没有那么多重病号，没有那么多需要电的地方，现在全部都是病人，哪个地方都需要用电，超负荷就断电了，也没有问题。
7月4日电影《中国医生》首映那天，我没有赶上，我是电影上映当天看的。要说电影中打动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比如张子枫（接收父母死亡通知）那一段，转头过去的那句话，泪真的绷不住。不过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专家们讨论如何科学救治病人的那场戏，争论到底要不要插管。这场戏是我们最后加上的，挺打动我的。
那场戏涉及很多医学术语，编剧说这专业词汇太拗口了，我说，就应该这样子，让别人感觉到我们很专业。其实最后编剧把它艺术加工一下，用比较顺口的话表现出来。一开始我还很担心他们讲出来不专业，但看完之后，觉得挺真实的，我们平时在讨论疑难病例时就是这样子。里面说的氧和指数，二氧化碳、氧气怎么进去，很多医学专业术语都很准确。这场戏看似很平静，实际上是在思考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去治疗，向世界提供了我们中国的抗疫经验。
新京报资深记者 滕朝
资深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