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累的那天，吕雪拿着一摞单据，几乎跑遍了医院门诊楼的1层到7层。她依次在一间又一间诊室门口排队，帮刚见面几小时的患者约检查。
吕雪是一名陪诊员，每天穿梭在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工作内容是陪人看病。这是个新兴职业，但她已经做了五年。患者紧张，她就成了传声筒，能有条不紊地向医生转述病情；家属慌乱，她就是定心丸，知道按什么顺序做检查最高效，每种药该怎么吃。
她哭过很多次，痛苦来自陌生人。病情严重的患者，在她的帮助下争取到了床位，却没撑到做手术；她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因为求生欲望从各地奔来，在涌进北京偌大的医院时变得更加强烈，却又在医药费数字面前节节溃灭。感动也来自陌生人。有人细心地提前和医生“串通”，“骗”父亲接受治疗；工作忙碌的女孩，怕第一次进京的父母迷路，宁肯多花钱，也要让吕雪从车站开始就把人接上。
“在人家困难的时候，你帮到了他们。”这份信念给了吕雪力量。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份工作，同为陪诊员的王洋也曾被当面质问，“是不是黄牛或医托？”认同还要时间，但两人有信心，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老龄化迹象愈发明显的社会，“花钱找人陪看病”的服务，将被越来越多的人需要。
陪诊员帮忙解读客户病例。受访者供图
在医患间搭起精准沟通的桥
“90%以上的客户是外地人。”
来找吕雪陪看病的群体，特征很明显。据统计，2019年，北京医疗机构的就诊人次数超过2.6亿，其中外地来京患者约占三分之一。
但对这些患者来说，北京的医院是实实在在的迷宫，稍有差错，几个小时赔进去，最后只落个一无所获。
吕雪深有体会。她曾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护士，常有家人和朋友找她帮忙挂号。有亲戚从老家来看病，进了医院，却不知道在哪缴费，也不知道要先去分诊台报到。“医院都是电脑叫号，不报到系统里就没名字。等了一上午，医生都下班了，他还没看上病。”
从那时起，她就觉得，应该有专门的人为患者提供帮助。5年前，吕雪和几位医护朋友一起，成立了无忧三甲陪诊平台，自己也成为了陪诊员。
找她求助的，子女居多，因为工作忙、顾不上生病的老人；家长也多，小孩一生病，他们最慌张。偶尔有年轻人，工作日请假出来看病，需求很明确，“到了科室后让我看上病，看完就走人，不要来回跑，要高效。”
陪诊从抵达医院前几天就开始了。吕雪会根据患者的需求推荐医院和科室，告诉他们怎么挂号，还要提醒外地患者来北京要带的东西，包括身份证件、核酸证明和以往的检查报告。
就诊前一天，根据平台医生对患者情况的评估，如果第二天有抽血化验的可能，吕雪会建议患者空腹，“在北京住宿、吃饭都是很高的成本，能做的检查尽量都让他尽快做到。”
就诊当天，取号、建卡、买病历本，到指定楼层分诊台报到，解决一连串的琐碎事情后，陪诊员和患者终于能来到诊室门口。在这段时间，吕雪会把患者的情况再梳理一遍，“发病的时间、遗传史、目前病况、来北京的诉求、当地的诊断等，一条条列好。”
这对护士出身的她来说，是很简单的事，但对心情急迫的患者来说却很难。有人进了诊室后语无伦次，“明明是来看踝关节的扭伤、拉伤，但他和大夫说自己几年前做过头部手术。”这在科室细分、时间宝贵的医院里，很低效。
“很多患者和家属脑子是乱的。”吕雪能理解患者的急切和家属的担心，还有拿着一大堆检查单楼上楼下跑的迷茫，她会帮患者排队，排到了就发微信，让患者直接进去检查，也会在出诊室后反复重复医嘱，以免患者和家属太紧张听漏了。
之后的几天，陪诊员还会回访，叮嘱注意事项和复诊时间。有老人化疗30次，吕雪次次都陪着。
曾经在哈尔滨做医生的王洋看到过患者的无助，想要帮帮他们。2018年3月，他成立了懿诊邦陪诊公司，除了在哈尔滨，也陪客户去北京和上海。
王洋的公司里，固定员工有10人，大多有医学背景。为了能快速、准确地找到各科室，每位陪诊员在上岗前，都会对医院进行实地考察，将地理环境甚至平面图记在心里。见患者时，大家都带着“爱心包”——里面有无糖无盐的饼干、矿泉水、纸巾、湿巾、口罩。
“我们也相当于医生的助手，当患者说方言，或者说得模糊的时候，陪诊员会做解释。”这样，陪诊员就成了医患间的桥梁。
陪诊员指导客户使用机器挂号。受访者供图
“串通”医生：“不要说几千块钱，说300多就行了”
如果说医生见惯了生死，陪诊员也一样。来北京看病，对很多人来说是走投无路下的选择。
吕雪曾陪诊过一位黑色素瘤患者，帮助他及时办理了住院，但最终病人却没等到手术就去世了。她心里难受，“就晚了那么一步。”家属发来短信安慰她，“谢谢你忙前忙后，你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最高效的方式跟医生讲了，让我们能这么快地住进来。如果我们能早点来看病就好了。”
和医护人员类似的另一点是，这个行业也需要理性和冷静。拿到了“不好”的确诊结果，接下来的沟通要更加谨慎。家属捂着头坐在楼道里大哭的场景，他们见得很多，但陪诊员不能慌。“鼓励他们，问题不是很大，不用特别担心，发现比较早，直接手术就行了。”
吕雪愿意给人希望。但即使是那些有治愈可能的人，也会选择放弃，或是经济原因，或是落叶归根的执念。对癌症晚期患者，她更是害怕，因为希望后的失望是最沉重的。
她哭过很多次，有时也是出于感动。一次陪诊收费1000元到3000元，这似乎也决定了，找到吕雪的多多少少都是对亲人关切的人。
她记得，有个大哥带父亲来看眼科，“他说想先去见见医生。”进了诊室，他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医生在手术费用上向父亲“撒个谎”，“不要说几千块钱，就说300多块钱就行了。”吕雪知道，这是怕父亲因为钱的问题放弃治疗。
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工作忙、常出差的女儿。父母身体有了异样，不说，也轻易不去医院。一次，女儿回家，偶然间发现了父母的情况，她焦虑、愧疚，一天里给吕雪打了许多个电话，“她觉得自己因为工作忙忽略了父母。”嘱咐吕雪，要陪着父母好好看一下。父母第一次到北京，她不放心，宁肯多花些钱，也要让陪诊员从车站就把父母接上。
吕雪也会为医生感动。儿科是最“鸡飞狗跳”的地方，是焦虑情绪浓度最高的场合，到处是哭闹着不肯配合的孩子，还有急躁又束手无策的家长。吕雪发现，没有医生是坐在诊室里看病的，“都在走廊，边哄着，边看病。”
不过十来岁的孩子，或因为压力大患上抽动症，或因为在学校被霸凌，患上了抑郁症、躁狂症。有孩子当众脱衣服，还有女孩拉住吕雪，小声说，“你知道吗？我是赵丽颖。”原来，很多同学说她“丑”，不跟她玩，对小女孩的内心造成了创伤。
父母对孩子的症状往往感到惊讶，总说“孩子突然就这样了”。吕雪心里觉得生气又怜惜，“怎么可能呢？明显是沟通上出了问题。”但医生往往很有耐心，不只看病，也会告诉家长该如何去教育孩子。
陪诊员陪客户坐在椅子上休息。受访者供图
陪诊新职业的未来：“需求会越来越多”
就诊的人越来越多，医院永远拥挤。
根据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共有87.2亿人次到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一位居民平均就诊6.2次。这比上一年增加了4.1亿人次，比起2015年，则增加了10亿还要多。
一开始，王洋的客户并不多，后来又遇到了疫情，今年4、5月份才开始有了起色。吕雪的公司里有15位陪诊员，忙的时候，她一天能有4场陪诊，早上6点就出门，到晚上才能吃上饭。
起初，吕雪觉得陪人看病有些尴尬，“两个人杵在那，不知道该怎么沟通，觉得病人也不想理我。”距离是靠经验拉近的，工作久了，对有些疾病，她也成了半个专家，在医生给出诊断和治疗方案前，能先让病人心里有数。一旦两方说法一致，信任和依赖就建立起来了。
职业病也来了。“现在好像看谁都有（病）。”吕雪无奈地笑着。母亲说胃疼，父亲咳嗽一声，她都害怕是肿瘤，马上带着二人去做检查。父母半年体检一次，一旦发现小结节必手术，吕雪都亲自陪着，二老也只好心甘情愿地挨“折磨”，只是偶尔抱怨一句“草木皆兵”。
她的世界里确实都是“病”，“我见过那么多得癌症的，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疑难杂症的。”这没给她带来太多负面情绪，只是更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我能帮助很多人，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给到一些专业的建议。”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有些患者问，你们是不是和黄牛、医托一样的？”王洋觉得委屈又尴尬，“我们不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但是，究竟什么是陪诊员？具体职责范畴，书上没有写，不像很多传统职业那么明确。”
某电商平台上，多家机构提供陪诊服务。网页截图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5年前后，北京、西安、重庆等地就涌现出一批O2O（线上到线下）陪诊企业。据统计，仅2015年上半年，就有11家以医护陪诊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拿到天使投资。
但王洋透露，其中很多都没能存活下来，“尤其是赶上2020年的疫情。”企查查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全国160家陪诊类相关企业已被注销或吊销，仍存续的有249家，大多分布在西安、北京等城市。
在社交软件和二手市场交易平台上，有不少提供陪诊服务的广告。29岁的卢强曾做过短视频运营，现在也在抖音上发布陪诊信息，“找我的不只是需要陪看病的，还有想做兼职的。我想在各个城市征集熟悉医院的人，让他们去（陪诊）。”
兼职的，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大学生，“这个行业准入门槛不算高。”王洋说。似乎只要有时间、有耐心，靠这份工作解决温饱不是难事。
但他觉得，“作为事业来做，那不是容易的，要多年的沉淀，才能了解当地的环境，拥有客户群体，还有医护资源。”以前，他靠传统的朋友介绍的方式来发展客户，现在也开始打造自媒体，“如何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行业，知道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王洋目前要解决的问题。
有人说，医院应简化就诊流程，他并不赞同，“医学是很严谨的，不能简单地说减少就减少。”对这份还算新兴的职业，他和吕雪都有信心——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认知、体验的提升，在老龄化严重的社会，陪诊需求会越来越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吕雪、王洋、卢强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实习生 朱恩民 吴梦真
编辑 刘倩
校对 付春愔
